可沟通城市理论将城市作为传播和互动的参与者，是在城市基于网络高速发展，但人们彼此沟通淡化，以及当前城市评估体系不足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城市主张，旨在以传播为核心视角，探讨城市建设和城市人群沟通的现实问题，发现传播对城市的影响和意义。本章以可沟通性作为考察城市各个面向和维度的基本点，体现出传播作为城市网络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雄安新区的规划目标是要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其中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建成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等^[2]。可沟通城市的理念与雄安新区的这些发展目标相吻合。

1.可沟通城市的概念界定

传播学中使用的“可沟通城市”这一词汇最早只是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体现，近几年关于它的内涵才日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不同学者对它的界定。尼克·卡彭铁尔（Nico Carpentier）将可沟通城市解释为：要充分利用城市的新信息和通信技术，以此实现市民的信息需求，让市民生活在舒适、活跃的社区；激发和保持公民对城市区域未来的重要讨论；建立当地市民的身份感和自豪感，从而加强他们对城市发展的参与感^[3]。这个概念强调了信息技术对市民获取信息的重要作用，兼顾了身份认同的因素，却忽略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便利，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界限，无论距离多远，都可以实现对话和交流。但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减少了，尤其是伴随着电脑长大的一代人。因此，仅仅依赖技术的联结，忽略面对面的互动，并不能真正实现城市沟通。2010年，利奥·杰夫里斯（Leo W.Jeffres）对可沟通城市的含义进行诠释，包括传播行为要促进不同年龄、种族、阶层的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弱化冲突，强化联系；城市的基础设施能为贫困阶层所共享，传播要融汇多元文化；传承城市传统和历史，在城市新移民和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等^[4]。杰夫里斯对可沟通城市的界定中明确了城市即传播，突出了传播在城市中的价值，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活力、有秩序的传播系统。这是城市研究中常常忽略的，也表明城市中的传播问题已引起学者的注意。

我国的传播学者对可沟通城市的内涵作了丰富和延伸，“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2年）学术会议的征文说明中指出：可沟通城市是依靠一个开放、平等、民主、有效的公共传播网络，促成国家、城市、群体、公民个人相互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公共交流，建设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实现经济、文化繁荣，满足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城市生活^[5]。这个表述凸显了信息技术和社会层面的交往。谢静教授认为，传播的实质是连接、沟通和共享，对城市传播的理解应该涉及物质技术、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这样才能理解城市传播的价值。她在论文中指出：“所谓可沟通城市，就是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全面实现城市的可沟通。”^[6]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谢静教授主张以城市空间为基础，以人为主体，考察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可沟通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品质。信息传递意味着满足市民对内容的需求，依托信息技术保证信息的快速、高效和透明。社会交往指途径的便利性，要求自由和通畅，打破区域、阶层、民族等的限制，增加公共对话和交流。而意义生成代表交流的目的性及多元文化的建构和共享，形成市民的归属感，最终成为一个共同体。它重新勾连传播与人之间的关系，修正了现存城市研究中单一的、偏狭的、隔离的评估模式，跳出了以往城市研究的内容和区域维度，打通了有关城市研究的学科壁垒，全面展示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构想，真正从传播的角度体现了城市的本质。可沟通城市这一传播学的创新范式由此形成。

2.“可沟通城市”的核心议题

可沟通城市理论以实现四个目的为要点，即多元融合、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7]。(www.daowen.com)

多元融合指的是城市既要保证多样性，又要冲破区隔。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异质人群涌入，给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带来影响，各种冲突在所难免，如果处理不当，会加剧城市的区域分化，加深彼此间的裂痕。如果过多地强调统一性，追求同质化，只能达到表面的和谐，抹杀多样性，最终导致城市失去生机和活力。可沟通城市追求多元、和谐的城市，充分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等。城市能够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保护各群体的权利，最大程度地促成异质群体与当地人群之间的平等对话、深度交流和全面理解。

时空平衡指的是将城市的历史铭刻在城市空间，镶嵌于当下的日常生活^[8]，让现实与传统展开对话，以此凝聚市民对自己城市的深厚认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城市空间的地标建筑、街道、广场等都彰显着这个城市的文化。现代城市越来越相似，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城市失去了独特的辨识性，历史日渐被遗忘，即便是留存不多的历史遗迹也显得与现代日常生活格格不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说过，文化是人类编织的意义之网^[9]，城市文化的塑造、人们之间凝聚力的加强，依赖于传统历史与现实的充分交流和融合。跨越时空的传播有助于编织意义网络，从而建构城市共同体^[10]。

虚实互嵌是指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每一处景观、建筑都是一座城市的实体空间，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场所感”，凝聚着当地居民对这个城市和历史的认同，如上海东方明珠和外滩。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非相互分离，而是相互汇通，城市生活是这两种空间的纽带。新技术的发展弱化了人与人之间地域的距离感，增加了联系的便利性，人们足不出户即可联系遍及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但是逢年过节，人们还是需要跨越千里聚集在一起，进行面对面交流，加深亲朋好友的感情。

内外贯通指的是追求城市与乡村、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和乡村两地间的人口流动，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国家，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人汇聚起来。可沟通城市追求的是跨越民族、社会阶层的隔离，实现彼此间的对话和沟通，从而产生信任，最终形成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