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万里

清初的实学家亲历了明亡的惨烈历史教训，深切地认识到宋明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之严重危害。他们最关心当世之务，为了纠正宋明理学空谈之弊，他们提倡“实学”，主张严谨治学，重视考据，研究历史真相，以博古通今，经世致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清初三大学者都倡导实学，以朴实考证来研究经史，而目的只为当世实务，经世济民。此时出现了一批从事考据实学的学者，陈廷杰在《经学概论》中指出：“清初，承元明经学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毛奇龄、胡渭、阎若璩，接跪而起。凡立一学说皆尚考订，正校勘，实清学之权舆也。”

在清初盛行的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中，黄宗莪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可谓源远流长，黄宗羲继承了宋代以来浙东学术的传统，近续王阳明、刘宗周的学术思想，主张仁义与事功统一，经史兼重，史学经世，形成了清代的浙东之学，当时著名的成员有万斯同、万斯大、黄百家、邵廷采，后来有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学者。浙东学派始终坚持清初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以为经世实务而开展史学研究为其特色。

黄宗羲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束书不观、不事实务的空谈性命之严重弊病，主张笃实治经，以及展开有关实际世务的史学研究。他说：“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1]他提倡经学，但为避免拘泥于经学而产生脱离现实实际事务之弊，又以史学研究来加以补充。黄宗羲提出了经史之学兼重，“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穷其委。”^[2]全祖望说：“先生（黄宗羲）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虚蹈，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3]黄宗羲主张以经学来避免空谈高论，以史学来避免脱离现实世务。后来乾嘉汉学正是陷入埋头于纯经学研究而又脱离现实世务之弊，故黄宗羲的主张是颇具先见之明的。

黄宗羲亦很重视研究经学，但他提倡对经义贵在有发光儒所未发的自得之见。“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家诸儒之说，——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4]既要广泛收集各家注疏，又要申之以己意。他赞扬弟子陈葵献治经有自得之见，“每讲一经，必尽搜群藏书之家，先儒注说数十种，参伍而观，以自然的当不可易者为主，而又积累自悟，发先儒之未发者，尝有十之二三矣。”^[5]

从经世大业的实际需要出发，黄宗羲充分肯定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6]补历代史表序认为只有读史才能明白经世之业的实务和道理。他主张其弟子为学的正道是读佛家经典、史书等经世实用之书，“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7]

鉴于当时宋明理学末流脱离经世实务的空虚弊病，黄宗羲予以尖锐、深刻的批判、揭露。“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8]儒者之学是经世之学，后世却成了谈论有关性道微言高论的若干语录之空论。宋明理学末流欺世盗名，鄙视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把世事功利看作与儒者不相干。以致国家一旦有难，需报国之日，便毫无办法。他对于心学和理学两派末流脱离实际的空疏恶习作了揭露：“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土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9]。心学末流不读书不穷理，理学末流又一味埋头于书籍的章句注疏，都置国家与百姓的安危大事于其视线之外，他们这样都是在逃避现实世事。

黄宗羲坚决主张把学术与事功统一起来的正确学术途径「'古今无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10]事功与仁义本来就是统一的，两者不相分离；只有仁义与事功统一，才是真仁义、真事功。

清初学者提倡实学，关心当世之务。为了纠正宋明理学中束书不观的空谈流弊，他们提倡严谨治学，重视考据。他们研究历史真相，以博古通今，经世致用。

清初统治者在入关之初曾对知识分子采取比较宽容的怀柔政策，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清统治者逐步加强了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大兴文字狱，以高压手段扼杀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由官方垄断了明清史的编纂和研究。同时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主导社会学术文化的导向，官方推出一系列古籍整理的文化工程，引诱知识分子埋头书斋脱离现实政治，从事古籍和古代文献的整理考订工作。这样引起了社会学风·的丕变，考据学遂取代了经世实学。到乾嘉时期学界基本上成了考据学的天下，多数学者埋头故纸堆，专事古代文献的考订整理。

乾嘉时期考据汉学盛极一时，在古籍、古代文献的考证整理上成就较大，但与宋代思想文化的自由繁荣相比，却反差极大。乾嘉考据汉学是以牺牲对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和哲学形上智糕研究的代价，而取得古典文献整理成果的。

当然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与清政府刚柔相济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导向有关，也是明清之际实事求是的求是为学方法的进一步逻辑延伸，又是在康乾盛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文化成果。

乾嘉汉学复古求真求实，是继承了清初大师们的笃实治学方法和求实精神；也与西学东渐，西学实证、实验的科学精神的影响有关。乾嘉考据学者重证据，重归纳法，辨伪存真的严谨治学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少数杰出的乾嘉学者如戴震，也继承了清初大师们的启蒙思想，在其《孟子字义琉证》中采取了汉学复古启蒙的方式，以求真求实求古的精神批判和揭露了现实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虚伪、黑暗和压迫的实质。

乾嘉汉学虽在治学方法和精神上继承了清初实学大师们开创的道路，但又抛弃了清初实学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和方向。他们抛开当世之务，埋头于古代文献堆中，为考据而考据，博古而不通今，把治学的方法变成了治学的目的。他们不涉及现实政治的做法正中清统治者的下怀，考据学遂成为清廷粉饰"太平盛世”的点缀品，成为了为清统治者颂扬“升平气象”的学术工具。

在乾嘉时期考据汉学之风日盛的年代里，浙东学派的传承者始终坚持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立场，重视经世史学的研究。浙东之学兼采宋学、汉学二者之长处，同时也指出二者各自之弊病。他们反对乾嘉纯考据汉学所采取的一头钻进故纸堆、脱离现实世务、轻视义理的做法。浙东学派反对宋明理学之空疏又重视其义理，反对考据汉学的脱离现实世务又重视其考据，以此与乾嘉学派相对立。

全祖望晚年生活于乾隆早期，全祖望精于经世史学，尤粕于宋末和明末清初的史事，他以极大的精力采集东南一带乡邦文献，并以碑传记序形式记录了大量晚明史实，表彰了明季忠义之土。他将黄宗羲的《宋元学案》稿续补辑为百卷，还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在考据学上也卓有成就。全祖望虽精于考证，但宗旨是经世致用，与乾嘉考据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大相径庭。

邵晋涵生活于乾隆年间，他人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负责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他致力于经世史学，重视对宋元明清史的研究，熟于宋明清史事，尤深知于晚明清初史事。与乾嘉时期大多数史学家只研究古代史，不敢涉及近现代、当代史研究的风气不同。他又精于考据，博涉诸经，长于训诂考证，深于《尔雅》和《春秋》三传。邵晋涵的经史之学宗旨是经世，不同于乾嘉考据学派为考证而考证的对古典文献的纯考据学。

浙东学派的殿军大师章学诚更是对于乾嘉学派“博古而不通今”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视乾嘉考据学者为"俗儒"。他说："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11]他嘲笑这些专事古典文献考据的学者“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12]

章学诚坚持浙东之学的经世宗旨，反对乾嘉汉学轻视义理、脱离现实的学风。他说：“学问所以经世，文章期于明道，非为人士树名地也。“^[13]阐述了浙东之学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六经》本来就是古代圣王行道治世事迹的记载，决非是与实事无关的空言，道是不能脱离器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宇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4]又说："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15]认为学术文章之价值就在于有补于世。又说：“文贵发明，亦期用世，斯可与进于道矣。……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是雕龙谈天之文也。”^[16]学术文章若虽有所发明，但无益于世事则只是浮华空虚之文。

章学诚反对当时汉学、宋学各执一端的纷争，站在浙东学术的立场，主张兼综汉学、宋学之长，反对其门户之争。“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同章，索义理者略征实，……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人于虚无，考证徒为槽粕，文章只为玩物。”^[17]主张义理与考证兼顾，文章应为明道经世。他认为考据汉学只是学古，而非即古代的古文经学。“尊汉学，尚许郑，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章学诚看到了宋学的流弊："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18]章学诚主张实学的通儒全才，而不是宋学末流之流的天道性命的空谈者。他又指出在当时考据学风大盛的年代里，大患不是宋学，而是考据汉学。“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谈也。”^[18]他指出当时考据汉学之弊，“古人之考索，将以有所为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19]他认为考据只是做学问的一种势实的方法，而决非学问的全部。“学问成家，则发挥而为文辞，证实而为考据。”^[20]文辞只是表达学问内容的形式，考据只是证实学问内容的笃实方法，不能本末倒置，纯以文辞或纯以考据为学。

章学诚大力弘扬浙东学派经世史学的优良传统，针对当时多数史学家不敢涉及现、当代史研究的倾向，章学诚反对专门搞古代文献、名物的考证，提倡史学经世。“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1]研究史学只为经世实用，不是为史学而研究史学。所以他提倡应详近略远，重点研究现、当代史。”史家详近略远，自古以然。”^[22]《文史通义》为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他强调了研究史义（史意）的重要性，从事史学研究者本身应具有的史德，以及文风问题。《文史通义》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其目的是为了史学明道、经世。

章学诚的学术宗旨与当时乾嘉学派相异，他把纠正当时学风之流弊视为自己的责任，他说：“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23]君子之学是经世之学，君子贵在开辟正确的学术空气，而不是随波逐流地随时风而转，故章学诚竭力扭转时风之流弊。章学诚说明自己的《文史通义》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世教人心而作，决非那种脱离现实之空言。“（学诚）读书著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义焉。^[24]在《史释》中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接着又批评乾嘉汉学信古好古又不通今的学风说：“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申矣。”^[25]指出了乾嘉考据之学虽极精细，但其不通当代实务，无当于现今实用之根本性弊端。

章学诚从浙东学派经世之学的传统出发，强调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篇提出了“六经皆史”论，强调理不离事，经不离史，提高史学的地位，以避免学术研究脱离经世实务之弊。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指出了浙东之学重视史学的优良学风，“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21]浙东之学的优点正是言性命义理必与实际史实相联系，这才使得浙东学派在乾嘉年代保持经世实学的立场，与乾嘉学派相区别。

章学诚从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出发，重视社会世事实务，不搞离开现实世务的所谓纯学术。他自述：“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于民生吏治，闻见颇真。”^[26]章学诚中年虽中过进士，但未敢人仕，一生奔波周流南北，在各地充任官僚门下的幕僚，编写地方志，或执教书院讲席，因此他对于各地民生疾苦和吏治弊端有深入的实际体验。他对当时因吏治腐败之风而造成民不聊生之严重危害深恶痛绝，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强烈要求澄清吏治，整治腐败。晚年他乘大贪官和珅垮台之机，连续上书揭露严重的吏治腐败风气，要求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他指出严重的腐败之风在“官场如此，日甚一日^[25]。要求“追籍贪污官吏，搜查隐匿”，“不得不严”^[26]。他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三大严重社会问题，即教民动乱、国库亏空、吏治腐败，认为总根源在于吏治问题。”事虽分三，寻原本一，亏空之与教匪，皆缘吏治不修而起^[27]他认为吏治问题不解决，则三者形成恶性循环，日纪一日，以致不可收拾。他告诫统治者，如此下去，官逼民反，明李农民造反的复辙就是前车之鉴。

吏治的好坏与人才的培育与选拔有极重要的关系，章学诚把“育人才”作为改善国家治理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在培育人才上，他提出了要“学于众人，斯为圣人”^[28]的观点，主张培养人才要通过广泛向众人学习。在选拔人才上，主张改革科举考试，指出科举考场和八股文的种种弊端；在考核和提拔官吏时，不应只讲资格，而应以实际的政绩和官员的德才情况为依据。

章学诚在社会历史观上，提倡变通和社会进化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政教制度之道，礼乐制度总是随时代变更的。故日：”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25]他强调不可能把古代圣人制订的当时的礼乐制度强行推行到今天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中来，“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9]他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道是在人类社会中才产生形成的。“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30]他认为道是出于自然的事势发展之必然性，而不是出于圣人天才的智慈。他说：“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日‘天’也。”^[30]因此章学诚从主张经世实学又到了主张政治制度必须随时代而改革，有所因革损益的变通之道，以便“变法所以便民“^[31]。

作为浙东学派殿军的章学诚在乾嘉年间的经世实学和改革主张，为尔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等人所继承。章学诚去世后不过数十年，清朝迅速由“盛世”转入晚清衰世、乱世，救亡图存成了摆在人们面前最迫切的时代主题，学术潮流也由考据学转向经世实学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1]清国史馆.黄宗羲传.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黄宗羲.南田文定后集卷一.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www.daowen.com)

[3]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嘉庆九年刊本。

[4]黄宗羲.取士.明夷待访录.黄宗就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5]黄宗羲.陈夔献偶刻诗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6]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黄宗羲全柒：第十册。

[7]黄宗羲.复旦中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

[8]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睦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

[9]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

[10]黄宗羲.国勋倪君睦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

[11]章学诚.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豫恕堂丛书本。

[12]章学诚.博约中.文史通义：内篇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章学诚.说林.文史通义：内篇四。

[14]章学诚.易教上.文史通义：内篇一。

[15]章学诚.与史余村.文史通义：外篇三。

[16]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

[17]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18]章学诚.家书五.文史通义：外篇三。

[19]章学诚.博杂.文史通义：内篇六。

[20]章学诚.诗话.文史通义：内篇五。

[21]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内篇二。

[22]章学诚.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23]章学诚.淮南子洪保耕.文史通义：外篇一。

[24]章学诚.上尹楚珍阁学书.章氏遗书：卷二九.豫恕堂丛书本。

[25]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箱五。

[26]章学诚.上韩城相公书.章氏遗书：卷二九。

[27]章学诚.上执政论时芬书.章氏遗书：卷二九。

[28]章学诚·原道上.文史通义：内篇二。

[29]章学诚.述学驳文.文史通义：外篇一。

[30]章学诚·原道.文史通义：内篇二。

[31]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外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