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韩明士（Robert P.Hymes）的《政治家与绅士：北宋和南宋时期江西抚州的社会精英》^[1]为代表，西方汉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两宋之际是社会史的重要转变时期。这种转变的实质有二：第一是个人更加突出地凸显在历史的边际，朝代中断，族谱的脉络折断，只留下了个人；第二种转变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趋于多样化，而不像北宋精英那样有一定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南宋精英更加关心地方事务与中央政府的事务，尤其是朝廷的政治斗争保持了距离。^[2]思想文化传播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狄百瑞认为，朱熹致力于建构儒学社会架构，是希望在这种基础上可以防止中央政府干预地方事务，让地方单位享有自主的地位，分享政府的权威。^[3]

在上述西方汉学研究的描述中，“地方”不再是“大一统”之中的组成部分，成了互相疏离的碎片。更为要害的是，当确立了地方事务本位之后，精英们似乎已经解构了作为价值观的“大一统”观以及“正统”观，对改朝换代抱有冷漠的旁观态度。这无疑是割裂了“国”与“家”的有机联系，因而是片面的。正如何俊指出：“朱熹行道于民间的性质，决非要地方分治于国家，而仍然是着眼于整个国家意义上来考虑的，这点即便是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也仍然如此。事实上，这也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立场。而由朱熹行道性质的此一分辨，也足以看到中国社会并不存在这截然两分、甚至矛盾的所谓精英传统和民间传统。^[4]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朱学在温州传播的个案，以揭示朱学的传播策略：对原有地域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分琉，然后注入朱学的核心精神，由此理解浙东学派的重要一支永嘉学派在南宋末期消亡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朱学在温州传播的这一个案说明，南宋中期开始成为主流思想的朱学，与区域文化一直处于良好的互动、互补之中。朱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并未在传播中消解自己的全国性，“区域性朱学挺立”并未导致“全国性朱学消解”。相反，朱学成了强化各个区域与中央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的黏合剂。不但13世纪如此，在此后的500多年中，朱学的精神弥散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场域、各个时段中，并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据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5]所载，朱子门人中温州籍者有陈埴、戴蒙、徐寓、徐容、叶贺孙（字味道）、蔡璵、周僴、黄显子、蒋叔蒙、沈僴、林补等十一人。这个人数在整个朱子门人群中并不起眼，但是从南宋思想史的角度看，温州门人是朱子学派与永嘉学派对话的重要中介，通过研究温州门人被朱子学派融化改造的过程，可以了解朱学向温州地区传播的情况，并反映出永嘉学派在温州地区的传播情况。

这一批朱熹的温州籍门人的入门时间，大多在永嘉学派十分活跃的时期。因此，如果把朱熹对温州籍门人的批评与他在其他场合对永嘉学派的批评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是高度重合的。而从已知的材料看，这批弟子与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人际关系，^[6]这反映了永嘉学派对温州的深刻影响。

，朱庶曾对叶味道说：“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何恁的含糊？^[7]朱熹还多次批评叶适的文章，虽然是“土子传诵”，但“类多笼罩包藏之语”，而且“全是含糊影响之言”^[8]。

基于这种认识，他曾批评叶味道”语声末后低"：”公仙乡人何故声气都恁地。……见道理不分明，将渐入于幽暗，含含糊糊，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说话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见得是非。”^[9]科举所取文字的病象是“其文一切含糊”，恰与他对陈、叶之文的批评符合，这正印证了上文所引叶翥说的“每用即效”。

受到这种批评的不只是叶味道，朱子教训徐容：“为学须是裂破藩篱，痛底做去，所谓一杖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使之历历落落，分明开去，莫要含糊！”^[10]这显然是针对陈博良、叶适的。

朱熹对陈傅良、叶适的“含糊”批评是从两个方面出发的，首先是不满于永嘉诸人在朱、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中立场不明，甚至变相地支持陈亮；其次，则是指流行科场的“永嘉文体”，吕祖谦在淳熙五年致朱熹的一封信中称：“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细，深害心术。故每与土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11]在朱熹的帮助下，叶味道逐渐认识到了“永嘉文体”的问题所在，他评价陈傅良、吕祖谦的文风：“东莱《馆职策》、君举《治道策》，颇涉清谈，不如便指其事说。”朱熹对此表示赞同：“伯恭策止缘里面说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说，更不直截指出。”^[12]这些病征正是“含糊”的体现。

朱熹对永嘉科举时文之习十分警惕，因此首先要破除温州籍门人所受的时文影响，叶味道坦白：”既壮，所从师友，不过习为科举之文，然终不肯安心于彼，常欲读圣贤之书。^[13]朱熹因此教训道：”也只是莫巧，公乡间有时文之习，易得巧。^[14]

朱熹曾经向叶味道：“赴试用甚文字？”叶味道回答是《春秋》，于是朱熹发了一通感慨：“《春秋》为仙乡陈、蔡穿凿诸公得尽，诸经时文愈巧愈凿，独《春秋》为尤甚。天下大抵皆为公乡里一变矣！“^[15]陈是陈傅良，蔡是蔡幼学，朱熹对叶味道是否已经受了陈、蔡《春秋》时文的影响非常担忧，因为他认为这些时文中有功利主义思想：“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做成一个权变之书。因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说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说尽一部《春秋》。常劝人不必做此经，他经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16]

除了功利主义毒素，时文之习还“易得巧”，另一位温州弟子沈僴（字庄仲）就受到了朱黑这样的批评：“某喜欢那钝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彻时，却极好；却讨厌那敏底，只是绰略看过，不曾深去思量，当下说，也理会得，只是无滋味，工夫不耐久，如庄仲便是如此。^[17]

除了科举时文中有思想的毒素外，科举还派生出一个违反儒家伦理的问题，即经营伪牒。由于温州解额奇少而应举者太多，很多人只得到伪冒假籍贯到外地去参加解试或者参加转运司的牒试。'^[18]因此，当叶味道要回温州参加乡解时，朱熹赞许道：“仙乡士人在夕卜，孰不经营伪牒？二公独径还乡试，殊强人意。“^[19]经营伪牒显然是一个道德欺骗问题，而叶味道能够毅然回乡参加解试，朱熹表示欣慰。

必须指出的是，朱熹并不认为科举时文之习是孤立的，而发现它往往是与其他“病痛”紧密相连的，他曾指出举子之文多含糊，进而担心科举时文之习所派生出来的文风、价值观乃至哲学思想，就说明了此点。

朱熹还多次提到永瑞诸人的“纤细”，他对叶味道说：“永嘉前辈觉得却倒好，倒是近日诸人无意思。陈少南，某向虽不识之，看他举动煞好，虽是有些疏，却无而今许多纤曲。”^[20]

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处都不去看，便要去注诚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只如韦玄成《傅庙议》，渠自不理会得，却引《周礼》，守桃学守先王先公之庙祧’注云：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21]这里的“渠”指陈傅良，因为朱雄曾对叶味道回忆起当年庙议时他和陈傅良的分岐：“君举说几句话，皆是临时检注脚来说，某告之云：'某所说底，都是大字印在那里底，却不是注脚细字。'^[22]

因此，在给温州弟子包定的信中他写道：“不审所读何书，更能温习《论语》，并观《孟子》、《尚书》之属，反复讽浦，于明白易晓处直截理会为佳，切忌穿凿屈曲缠绕也。”1^[23]这里又提到了“明白易晓”，反对“穿凿屈曲缠绕”。

朱熹曾对叶味道说：“比见浙间朋友，或自谓能通左传，或自谓能通史记，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调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当理会，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来说甚盛衰兴亡治乱，这个直是自欺！”^[24]朱熹认为，永嘉经世事功之学，由于缺乏自身修养的工夫，因此只是“自欺”。下文可以看到，这个判断决定了黄榦对永嘉学派的认识。

对于沈僴，朱熹也批评他不理会身心而“掀然有飞扬之心"："今公掀然有飞扬之心，以为治国平天下如指诸学。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怎生治人？……公浙中一般学，是学为英雄之学，务为跅驰豪纵，全不点检身心。某这里须是事事从心上理会起，举止动步，事事有个道理，一毫不然，使是欠缺了他道理。”^[25]朱熹针对沈身上所沾染的永嘉事功习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与朱学的宗旨是南辕北辙的，沈氏在入门之后必须有一根本的转变。

总之，朱熹在对温州弟子的教育中，特别正视克治他们受温州区域文化沾染的“病痛”，而这些“病疝”都或多或少地与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等人有关。

不过，朱熹并没有给温州弟子背上道德“原罪”的负担，叶味道后来的成就已经证明温州弟子是能够传承朱学的。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兢躁，而他州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26]犯所谓“混补”是指太学补试法，由于当时温州（也包括浙东的处州与婺州）解额少，很多土人不得不谋求补入太学，因为太学解试名额比乡解多，混补法允许未参加过乡解的人和已经参加过乡解的混合参加太学补试，因此受到了温州土子的欢迎。而到太学学习让土人长年远离父母，实于孝道有亏，但是朱熹明白这是制度安排不合理的结果，并非地域差异决定了道德水准的高下。而科举制度又是短期内无法改革的，相应的科举时文之习就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存在。

为了传播思想，朱子学派对温州弟子采取了重建地区理学传统的教育，即用历史上的理学人物与事迹来树立温州弟子学习和传播理学的信心。上文提到，朱熹曾对叶味道说：“永嘉前辈觉得却倒好，倒是近日诸人无意思。”这些“永嘉前辈”当然包括了早期传承程学的“元丰九先生”，但是“元丰九先生”对后世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其学术传统在高宗绍兴末年就已经中辍，而同时崛起的薛季宣开创了永嘉学派。于是，王十朋（1112—1171）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出现了。因为王十朋是温州乐清人，又是绍兴二十七年状元，他在廷对策中指斥秦桧，在政治上属于张浚集团，做过多任地方官，政声很好。朱熹在王十朋生前就给他写过信，表示倾慕之意，还曾向自己的至交刘琪（时任同知枢密院）提出希望重用王十朋。王十朋去世后，他还代刘珙执笔写了其文集的序。王十朋在南宋崇高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状元，而是因为他在指斥秦桧、隆兴元年坚决主战、弹击史浩这三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所谓“大节”。南宋中期的程王名曾感叹：“近世抡魁之选，孰有愈于张于湖、王梅溪者欤？梅溪一策忠愤激烈，至今读之，尤凛凛有生气，而于湖志阿世者也！”^[28]把王十朋、张孝祥两个状元进行比较，突出了王十期的大节。因此晚年朱熹曾对叶味道说起过王十朋：“王龟龄（王十朋字龟龄）学也粗琉，只是他天资高，意思诚悫，表里如一，所至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这般人！”^[29]很显然，“表里如一”是针对陈博良等在“王霸义利”之辩中的“含糊”而言。^[30]

在科举时文笼罩土子生活的时代，王十朋状元的特殊身份证明了朱熹“虽应科举，亦自不为科举所累”的主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31]因为科举坏人心术之处在于：“物欲利害之私日交战于心中，亦何暇而玩索存养之功哉？”^[32]只要自身端正认识，工夫到家，可以不为所累。因此，树立王十期这个典型恰好对治温州科举时文之习。

黄榦既是朱熹的女婿，朱门弟子也是以他为首的。朱熹去世后，他继续接引温州弟子。他在与温州弟子的交流中，反复叮咛他们要区别南渡以来温州区域文化成长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条路线，批评陈傅良、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力图树立王十朋为代表的理学传统。

在一封给永嘉土子的信中，黄榦批评了“仙乡长上”：“便中两辱书，感感知道，从提举李兄游，深以为喜……举世昏昏，莫知学问之方，而世所谓儒者又多虚言以欺人，而实自欺，仙乡诸长上为尤甚，然亦可以此劫取高官大职，而后生为其所惑，甚可怜也。今乃得与李兄游，又味道亦是乡人，更宜朝夕相亲，有疑则扣。“^[3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而实自欺”的说法，这和朱熹对永嘉学术的判断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劫取高官大职”，则所指者甚多，叶适、蔡幼学、许及之宦途甚达，或执政、或侍从，而这与朱熹及其第一代弟子坎坷的仕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如果说，黄榦《复王主领》一文主要还是属于破的话，他的《送徐居父（寓）归永嘉序》则是先立后破，有破有立了。这篇序成于“绍熙辛亥九月六日”，其主旨是要送徐寓回永嘉，但是却以很大的篇幅赞扬王十朋，尽管前者与王氏既非亲戚，亦非师弟关系。很明显，王十朋代表了理学的传统：

“榦尝读唐事王公之文，观其序篇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际，而得公之用心明白若日月，浩瀚若河汉，未尝不废卷而叹也，日：世岂复有斯人也！高明广大者，天理之公也；诘曲偏暗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不明，人欲日肆，世岂复有斯人也耶！及考其世系，则公永嘉人也！尝欲游其乡以览观山川之胜，访于其乡之士，岂无闻公而兴起乎？淳熙甲辰，榦始识包君定于武夷之下……则畴昔之向蒸，固不待履之艰访问之勤，得以与之周旋。至于人闻其名，家藏其书，号为一世能言之士，而射策决科者宗之，则犹以为未得窃伏下风为恨也！呜呼！公不复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将有所考焉！……居父之归也，吊望王公之墓，而过诸其友，其为余问之。”^[34]

这篇序首先赞扬了“詹事王公之文”（王十朋终官太子詹事），发出了“世岂复有斯人也”的感叹，这声感叹与朱熹“而今难得这般人”如出一辙，接着表出：“及考其世系，则公永嘉人也！”，然后设问：“访于其乡之士，岂无闻公而兴起乎？”那么当今永嘉还有可以继承梅溪之学、梅溪之风的人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朱子学派中永嘉门人：叶味道、包定、包扬、徐寓等人。到此为止，黄榦已经描述了永嘉理学新传统的源和流。

然而读者不能无疑：王十朋逝于孝宗朝乾道八年，此序作于光宗朝绍熙年间，显然叶、包、徐诸人没有见过王十朋，王十朋与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代，这一代使是陈傅良、叶适，那么对这一代人又如何评价呢？黄榦自然不会就此打住，他写道：“至于人闻其名，家藏其书，号为一世能言之土，而射策决科者宗之，则犹以为未得窃伏下风为恨也！”所谓“人闻其名，家藏其书”，让人想起朱熹“天下大抵皆为公乡里一变矣！”的感叹，实指陈傅良、叶适，既然黄榦没有见过陈傅良和叶适，那么是不是让徐居父代致问候呢？（当然，当时陈、叶并不在温州而在外做官）没有必要了，他们背离了王十朋的传统，迫使黄榦再次发出了：“呜呼！公不复作矣，公之用心，余殆将有所考焉！'的呼喊，全文结束时，黄榦再次提出：“居父之归也，吊望王公之墓，而过诸其友，其为余问之。”也就是说，徐寓此次返乡负有传播朱学、重建温州理学传统的使命。是的，黄榦感兴趣的不是“人闻其名，家藏其书”的陈傅良、叶适，而是由徐寓们开创的上承王十期的温州理学新传统。

作为这种传播的成果，叶味道标志着朱子学在温州的传播已经获得了成功。叶味道，名贺孙，字味道，以字行，他的籍贯有温州永嘉、处州松阳两说^[35]，嘉定十二年中进土。《宋史本传》说他早在庆元党禁期间已经“试礼部第一”，当指庆元三年，因对策中引用道学遭到黜落。^[36]全祖望说：“永嘉为朱子之学者，自叶文修公（味道）与潜室始。”^[37]叶味道是朱子晚年重要弟子，绍熙二年、庆元四年两次从学于朱子，庆元六年朱熹临逝时，味道是少数几个在考亭沧州精舍的门人之一。^[38]

朱熹去世后，叶味道在朱子学派中的重要地位是逐渐显露的。黄榦曾说：“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39]虽然，朱子学派中温州门人甚少，但是能够忝列“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证明叶味道在传播朱子学方面是不遗余力的。黄榦、李燔相继去世后，叶味道的地位更加突出，理学人士吴泳曾说：“勉斋既下世，宏斋继没，毅斋槁立于婺水之滨，罕与世接，留宗庠者仅叶六十四丈担当考亭门户，呜呼亦微矣！”^[40]吴泳暗示，在传播朱学方面叶味道比徐侨（毅斋）出色。而所谓“留宗庠者"，似指叶味道一直留在沧州精舍主持书院。

市来津由彦认为，南宋道学运动的方向是向下、向基层、向着不同区域，从而实现全国化，因此作为一种整合的力量（formative pow-er）调节南宋社会的运行，才是南宋道学运动的终极价值所在。通过朱熹及其门人的努力，道学向各个区域传播，地方知识分子（the local literati或者literati in the local areas）广泛接受了道学，道学逐渐成为为解决个体的“土”与社会（其代表是科举）之间矛盾提供答案的角色，对地方知识分子来说，道学这一全国性的话语，为他们提供了通过科举进入中央政权官僚机构的向上之阶，因此道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稳固的群众基础。^[41]

这一结论普遍地适用于缺乏道学传统的地区，如市来津由彦所分析的陈文蔚在信州所做的工作。^[42]但温州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温州有传承二程之学的“元丰九先生”的传统，朱嘉在《伊洛渊源录》里也记载了数位程颐的温州门人。其次，温州地区的科举之学以及科名之盛，在南宋是名列前茅的，因此道学提供的科举方面的便利并不吸引人。^[43]

可是，朱学在温州的传播是非常成功的。晚清有志于重振永嘉之学的孙希旦说：“盖吾多儒术之兴，虽肇于东山、浮沚，而能卓然自成为永嘉之学，以鼎立于新安、东阳间，虽百世后不能强为轩轻者，必推之乾、熙诸儒。至叶文修（叶味道）、陈潜室（陈埴）师事朱子以传新安之学，元儒史伯容实其绪余，以迄于明之黄文简淮、张吉土文选，而项参政乔、王副使叔果，当姚江方火之时，不能无杂于陆学，而永嘉先生之风微矣！”^[44]孙希旦明确地指出，是朱熹的温州门人叶味道从根本上扭转了温州的文化方向，使得薛季宣、叶适、陈傅良等“乾、熙诸儒”开创的永嘉学派从此失传了。也正因为如此，朱学在温州的传播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永嘉学派是有全国性影响的地域性学派，朱熹所深忧虑者，正是其全国性的影响，因此在传播中，朱学专门对治了永嘉科举时文之习。

其次，由于朱学本身是超越地域文化的，因此朱熹本人并没有地域歧视的。他对温州弟子的批评，尽管很多是由于他们的地域文化特征引发的，尤其是永嘉学派在温州十分强烈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朱熹从未失去在温州传播理学的信心。因为就传承二程之学的历史而言，温州地区比南宋大部分地区都要悠久，只是这个传统被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转化了，开出了新的永嘉学派。朱熹必须在对前者的回归中重建理学的传统，但是在策略层面上，朱熹没有回到最早的以周行己为代表的“元丰九先生”，而是回到了王十朋，因为王十朋在科举的成功和他的大节以及与张浚张栻父子的亲密关系，在朱熹看来是可以有效地对治温州地区的科举时文之习的。

总之，朱子学派在温州传播这一个案中所体现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对原有地域文化传统进行清理、分疏，然后注入朱学的核心精神，这一策略具有普遍性，温州如此，浙东其他地区也是如此。^[45]这说明，朱学的发达与其对地域文化的尊重密不可分。

值得深思的是，既然在传播过程中，朱学统一了浙学，那么，两浙地区的朱学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浙学的影响呢？永嘉之学、永康之学虽然作为一个学派消失了，但其某些思想特质却融入两浙朱学之中去了。也许，朱学向两浙地区的传播，是一个“浙学朱学化”与“朱学浙学化”同时启动的双向进程。当然，证实这一点，尚有待更加细致的个案研究，绝非这样一篇小文所能够解答。

（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1] Robert P.Hymes：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一Hsi ，in Northern and Soulheni Su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257页。

[3]《朱熹与自由教育》，转引自何俊《南宋儒学建构》，第177页。(www.daowen.com)

[4]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页。

[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简称《方书》。

[6]陈埴是一个例外，他曾师从叶适，后又转投朱熹门下，参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第275页）对他的讨论。

[7]《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笫2965页。本条下题“贺孙”，显然是对叶味道说的。对陈类似的批评还可见第2686页。

[8]朱熹对叶适《进卷》的批评详见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第14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朱子语类》卷——四，第27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朱子语类》卷——五，第2783页。

[11]《东莱吕太史集·别集》卷八《与朱侍讲》，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影印《续金华丛书》本第128册，第624页下。

[12]《朱子语类》卷一二二，第2954页。

[13]《朱子语类》卷——四，第2757页。

[14]《朱子语类》卷——四，第2760页。

[15]《朱子语类》卷——四，第2761页。

[16]《朱子语类》卷八三，第2174页。

[17]《朱子语类》卷——六，第2280页。

[18]牒试是照顾本路现任官员子弟和五服内亲戚以及寓居本路土人、有官文武举人、宗女夫等设的考试，解额较乡解稍宽，因此很多人托关系假冒上述身份参加，叶适就是得到周必大证明以其门客的名义参加牒试的。

[19]《朱子语类》卷——四，第2761页。

[20]《朱子语类》卷一三二，第3173页，本条下题“贺孙”

[21]《朱子语类》卷一二三，第2964页。

[22]《朱子语类》卷一。七，第2663页。

[23]《朱子大全·朱子文集》卷五四，第38页《答包定之》。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24]《朱子语类》卷——四，第2757页，本条属于“训贺孙”。

[25]《朱子语类》卷——六，第2801页。

[26]《朱子大全·文》卷六九，第20页《学校贡举私议》。

[27]《朱子大全·文别集》卷一，第3页《与刘共甫》：“论荐人材亦有次第，今日远则益州，近则吴兴，皆第一义谛。”“吴兴”即时任知湖州的王十朋。

[28]《洺水集》卷十九《送张婿宽夫赴省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第537页。

[29]《朱子语类》卷一三二，第3176页，本条下题“贺孙”。

[30]值得一提的是，真德秀也曾评价王十朋：“盖公之学，以诚身为主，资本刚劲，而能靡涵漫以卒归之中和。其出言有章，其制行有法。以之治家，则慈顺雍睦之风形于洲里；以之立朝，则蹇蹇谔谔言人之所难言。”（四部丛刊本《西山真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六，第21页《重修王忠文公祠堂记录》）总之，王十朋是朱子一系道学家一致推崇的人物。

[31]《朱子大全·文》卷五九，第32页，《答刘履之》。

[32]《朱子大全·文》卷四六，第49页，《答滕德粹》。

[33]《勉斋集》卷十五，第3页《复王主簿》，国家图书馆藏元延祐二年刻本。

[34]《勉斋集》卷十九，第4页《送徐居父归永嘉序》。

[35]周梦江《叶适年谱》第17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6]《宋史》卷四三八《叶味道传》。

[37]《宋元学案》卷六五《木钟学案叙录》，第208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8]考证见《方书》第150、151页。

[39]《勉斋集》卷十四，第6页《复李贯之兵部》。北京图书馆藏刻本。

[40]《鹤林集》卷三十《又答严子韶书》，四库本第1176册，第295第。

[41]此据见市来津由彦《朱熹門人集團形成の研究》书末Summary撮述，东京创文社，2002年。

[42]见《朱熹門人集即形成の研究》第二章笫三节《陈文蔚における朱熹学说。受容》第430-452页。

[43]南宋温州科举与永嘉学派的关系，参见王宇《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一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44]孙衣言《敬轩先生行状》，孙希旦《札记集解》第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45]陈国灿《论宋代浙学与理学关系的演变》，《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此文以金华为个案分析了金华朱学的地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