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友

王阳明的经学观还有一种表述，即是“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这一提法，与其所谓的“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提法基本一致。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提法，出自王阳明《五经臆说序》一文。《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其中《易》、《书》、《诗》、《春秋》各十卷，《礼》仅六卷），后散失殆尽，仅存十三条及序文一篇。

《五经臆说》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谪居时所写。当时的情景，《年谱》有如下描述：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瘅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士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士架木以居。时或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日：“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此处，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2]

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情况。而《五经臆说》则是“龙场梧道”的文字结晶。从梧道的具体情况看来，王阳明不是为注经解经而作《五经臆说》的。首先，他反对繁琐的注疏而不屑为，自然不会像历代经学家那样去做注疏工作。另夕卜，当时恶劣的环境也不允许王阳明做注疏工作，因为他手头没有做注疏所需的大量书籍、资料。再者，他是在“中夜大梧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之后，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而写下《五经臆说》的。可见，王阳明所悟之道来自于《五经》，他依据《五经》梧出与朱熹不同的格物致知之旨，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五经臆说》，正是他悟道所得之记录，并非注经解经之作。王阳明在《五经腌说》中也说：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皆为之训释，期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日“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3]

“娱情养性”，便是其录写《五经臆说》的初衷。它不是注琉，而是“聊写其胸臆之见”的自我抒发。“臆说”之名也由此而来。

王阳明抒发胸臆之见，强调读经务求把握经书的精神实质，不可被文字语言名物训诂所束缚。他在《五经臆说》中说：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签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茎，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茎，则筌与鱼远矣。^[4]

《系辞传》曾引孔子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而庄子则进一步以“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说明“得意而忘言”。玄学家王弼则以此说明“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方法论。(www.daowen.com)

实际上，中国古人关于言、象、意之辩，即是今人所谓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讨论。语言、符号是为了表达思想的，但语言、符号能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呢？而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观点则已包含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点。就是说，即使是圣人的经典，其语言文字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作为学习经典的方法，“得意忘言”强调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反对拘泥于语言、文字。王阳明在此序文中并没有就言象意之辩展开讨论，只是借此说明他“聊写其胸臆之见”的《五经臆说》重在把握《五经》的意义即精神实质，而不着重于经典的文字语言名物训诂。不过，王阳明这篇序文所表达的，并不完全仿照、沿袭古人的“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说法，还是有点新意的。王阳明除了用“得鱼而忘筌”的比喻以外，还用了“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比喻。他认为，后世儒者求鱼于筌，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方法，因为：“筌与鱼远矣”，筌是捕鱼的工具，捕鱼时需要它，除此之外，筌与鱼毫不相干，倘若老想从筌中得到鱼，那不会有任何结果。而醪与槽粕的关系则不同，“糟粕之中而醪存”，所以“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不过，人们的目的是从糟粕中提引出醪，所以一旦醪尽，可将槽粕弃之。将经书中的思想意义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比作醪与糟粕的关系，要比鱼与筌的比喻更加贴切些。思想意义寄寓于语言文字之中，或说语言文字之中寓存思想内容。人们可以从语言文字中把握思想内容，但如果一味执着于语言文字，把握不了思想内容，那就像老拿着槽粕而不从中提引出醪一样。因此，王阳明这一比喻，说明他看到了思想意义与语言文字的内在关系，求取思，想意义，当然离不开语言文字，只不过不可偏执语言文字而放弃思想意义的把握。应该说，这一比喻要比鱼与筌的比喻更合理些。

王阳明重提“得鱼而筌，”又提出“醪尽而槽粕弃之”，进一步讨论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有所指的。治经学史的人，往往区别汉唐时期和宋明时期儒家治学的学术方法与学术风气。前者注重名物训诂，后者注重义理理解和发挥，而后者是为了纠正前者的。然而，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朱熹的思想学说被官方定于一尊，《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之后，学术风气又开始窒息，学术方法又误入蹈旧，唯朱子为是，不敢更张，“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正是当时僵化局面的极好写照。

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几乎所有的经典，他都作过注解发挥，其代表作有《周易本义》、《易学名蒙》、《诗集传》、《诗序辨说》、《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四书章句集注》等。朱熹的经学方法，确是注重义理理解和发挥的典范。在学术的方法上，王阳明是继承朱熹的。不过，在基本一致的方向下，有没有区别呢？一些研究者指出，王阳明与朱熹同样注重对经书的义理发挥，从方法上讲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具体的理解和发挥上有区别，比如对“格物致知”，朱熹理解成"即物穷理”，日久积累，达到豁然贯通，王阳明则认为天理良知在吾心中，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格物致知等等。可以说，王阳明在经学方法上与朱熹在根本上没有多大分歧，其区别在于贯彻发挥义理方法的程度。王阳明以为，朱熹对经书的义理发挥留下的文字语言，同样存在着文字语言与经书本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当朱熹后学拘泥于朱熹注经解经的文字语言而不断重复，不思发展的时候，又阻碍了人们对经书本意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可以说，王阳明并不是反对朱熹治经的方法，而是反对朱子后学治经的方法。所以，他重提“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方法，除了批评汉唐时期的注重文字训诂的学术方法之外，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的拘泥于朱子文字蹈旧的风气。如果我们采用学术界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区分的话，这里的问题，可说成是有关“宋学”内部的分歧问题。而“宋学”内部的分歧问题也关涉“言”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重提“得意而忘言”“醪尽而槽粕弃之”的方法论，其意义就在于打破新的经学垄断和经学教条。也就是说，正在发挥义理的“宋学”，依然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言“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前人发挥义理而形成的文字语言，倘若成为后人的障蔽，那就得破除，所以要重提“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方法，同样因为它适用于这些“后学”。也正因为如此，王阳明后来“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之后，再不将其早年所写的《五经臆说》示人，当其弟子问起时，王阳明笑日：“付秦火久矣。”弟子问其缘由，王阳明说：“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典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5]王阳明不希望自己以前所留下的文字成为后人的障蔽和束缚，将其付之秦火，也可谓“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之”也。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1]参看拙文：《致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二期。

[2]《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

[3]《王阳明全柒》第876页。

[4]《王阳明全集》第876页。

[5]《王阳明全集》第9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