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

雍乾之际，当清初诸大儒相继凋零之后，随着政治、社会的渐趋稔固，知识界为学之风亦因缘而呈相对和缓之势。较之清初诸儒所持学以经世的风尚，一种务为征实的治学新路向悄然兴起，汉学兴复之势初张，学术门径渐呈转型之态。当此学术转型之时，诸学人或致力于经，或究心于史，或梳理学脉流衍，或考征乡邦文献，各立其根底，而运其致思。风气所向，清廷亦在政治文化举措上颇有更张，以庚续康熙朝博学鸿词科，刊刻御纂、钦定诸经，以及乾隆元年（1736）诏开《三礼》馆等为标志，统治者确立起其文化导向的基调，从而在客观上为学术新路向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适宜的氛围。在此学术、政治文化互动的演进过程中，浙江大儒全祖望乘时而起，以其伟岸的人格，广阔的视野，而致力于经史之讨究、道术之分合，并倾心于明末清初乡邦文献之搜寻、忠臣节士之表彰，卓然于尘俗之上，超然于门户之外。祖望虽中寿而殁，志不得大申，然其学其行，则已彭然于世，不唯承黄宗羲、万斯同所辟门径之绪，且下启邵晋涵、章学诚治史之端，于浙东学风之推扬，祖望实一中流砥柱！而值得指出的是，全祖望与李级共钞《永乐大典》的努力，不唯于《三礼》馆搜讨文献颇有启益，而且还在客观上对其后《四库全书》馆的开馆造成了影响。梳理全祖望的此一学术活动，或可于其用世之心志有进一步地体察。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小字补，曾自署鲒埼亭长、双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学者称之为谢山先生，浙江宁波府螂县人。康熙四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705年1月29日），生于白坛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官詹公故宅，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1755年8月9日），因病辞世，享年仅51岁。

作为人文渊薮之区，浙东之学自宋以来即历有统绪。章学诚尝揭示浙东学术流变日：“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1]此可见全祖望之为学，乃承其乡前辈刘宗周、黄宗羲以及万斯大、斯同兄弟之绪余而起的，颇具地域学术特色。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全祖望之为学精神，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有所取舍的。梁启超先生就此指出：“谢山是阳明、级山、梨洲的同乡后学，受他们的精神感化甚深。所以他的学术根柢，自然是树在阳明学派的上头。但他和梨洲有两点不同：第一，梨洲虽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第二，梨洲门户之见颇深，谢山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评论谢山，说他人格的光明俊伟，是纯然得力王学，可以与他的朋友李穆堂同称王门后劲。若论他学术全体，可以说是超王学的，因为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2]正由于全祖望保持如此为学精神，故其能“承黄梨洲、万季野之后，而远桃于东莱、厚斋，自辟涂径，卓然一家之学，为雍乾间东南史学大师”^[3]。

全祖望之能卓然成一家之学，并非偶然。如下数端，可彰显其成学之因缘。

其一，家学之教。全祖望父书，“字吟园，以经术诗词教授里中，最精（［校］龙尾本作'善'）考索”^[4]。当祖望年仅4岁时，全书即亲课之，祖望遂能“粗解章句"；及至8岁，又“于治经外，授以《通鉴》、《通考》诸书”^[5]。其间，祖望之母亦参与课子之任。祖望回忆称：“不肖虽多病，而稍间，则先公课之甚严，为讲汉、唐笺疏，以及《通鉴》、《通考》诸书，太孺人辄以栗果贲其乏。先君有事，则太孺人摄讲席焉。”^[6]此一经历，为祖望日后的成学奠定了根底。

其二，师友之益。以康熙五十七年（1718）补博士弟子员为始，全祖望步入其人生中的科场征途。其后，他不仅得里中耆英谈艺之助、交游之易，还深为一时先辈、师资所推誉、引导。康熙五十九年（1720），祖望以古文谒查慎行，查氏即称其为“刘原父之传”。雍正改元，祖望于武林“尽交樊榭、堇浦、芗林、勾山、谷林、意林、薏林、立甫诸先生，讨论经史，证明掌故，尊酒邮筒，殆无虚日”^[7]。雍正六年（1728），时王兰生任浙江学政，“教士必课以经学、古文辞，尤谆谆以正心诚意相勉”^[8]，且奏请“明年即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旧乡会试”（自雍正四年因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9]。兰生于是年欲以贤良荐祖望，祖望以父母年高婉拒；翌年兰生又以祖望充贡，祖望在母亲的开导下，遂于雍正八年（1730）北上入京，但仅投牒成均而已。初入京，祖望即上书方苞，与论方氏所著《丧礼或问》，大为方氏所赏识，由是声誉大起。及雍正十年（1732）祖望举顺天乡试，房考曹一士“迳过寓斋，倾倒特甚”。而临川李绂见祖望行卷，更为叹赏，誉之为“此深宁、东发以后一人也”^[10]，并以己之官邸紫藤轩寓祖望，自是遂相与唱和，研讨陆王之学，质疑辨难，相得甚契。及乾隆元年（1736）祖望成进士、入庶吉士馆，得识江阴杨名时，杨氏谓之曰：“子之于书，可谓博矣，但当为有用之学。“^[11]祖望虽谦称不敢言博，然杨氏“当为有用之学”之励对他是很有触动的。而方苞此后“不当为汗漫之游，坐消日力”^[12]的告诫，与杨氏所言，有异曲同工之益。而惠士奇对祖望怀才不遇的惋惜，亦使祖望感念不已。^[13]至于马日琯、日璐兄弟对祖望的扶持和资助，益使祖望得以尽力去做自己的学术事业。凡此等等，皆对祖望的为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其三，藏书、钞书之旨。全祖望之为学，得益于藏书、钞书者良多。其《双韭山房藏书记》曰：“于家自先侍郎公藏书，大半钞之城西丰氏。……难定，先赠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修之人购书，其力未能购者，或手钞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赠公即以钞书作字课。已而，予能举楮墨，先君亦课以钞书。……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复拥五万卷之储胥，其亦幸矣。……自予出游，颇复钞之诸藏书家，渐有增益，而于馆中见《永乐大典》万册，惊喜，欲于其中钞所未见之书。”^[14]严可均为全祖望作传亦称：“性好聚书，弱冠时登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楼，遇希有之本辄借钞；入都，钞书不辍，坐是困乏，以行箧书二万卷质于黄监仓，然犹就《永乐大典》取所欲见而不可得者。^[15]正是基于此，祖望乃能奠立其为学藩篱。而尤可称道的是，祖望对藏书与读书关系的认识，更可见其用心之所在。在《丛书楼书目序》中，祖望指出：“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校］杨本作‘皮’）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16]又其于《二老阁藏书记》中称：“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校］黄本‘有‘作‘方'）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琉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贻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自先生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故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古人记藏书者，不过以蓄书不读为戒，而先生之语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是则藏书之至教也。^[17]研得所依归"、“以书明心”云云，正可见祖望藏书之旨趣。藏书如此，钞书亦复如此。祖望为学之能卓然一家，正是此一读书有得精神的体现。而此一精神，正与清初大儒顾炎武对钞书的理解^[18]先后相承。

正是以庭训为根底，以师友为资益，秉持读书有得之为学精神，全祖望因得以自树一格。其自道为学日：“少尝闻之先君，举叶水心、黄东发之绪言，以弗为无益之文。今予之文，其说经者十之二［说史者十之二；其碑板之作，表彰吾乡前代忠义，不无补于史事者又十之二；修葺吾乡掌故，足为志乘之助者又十之二；其为同时师友而作者又十之二；应酬言语不与焉。"^[19]而阮元评价祖望之学日：“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于视学至鄞，求二万氏、全氏遗书及其后人，慈溪郑生勋以先生《经史问答》来，往返寻绎，实足以继古贤，启后学，与顾亭林《日知录》相埒。吾观象山、慈湖诸说，以空论敌朱子，如海上神山，虽极高妙，顷刻可见，而卒不可践。万、全之学出于梨洲而变之，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学术，所以校昔人为不惮迂远也。"^[20]梁启超先生亦指出：“他这部集（指《鳍埼亭集》——引者注），记明末清初掌故约居十之四五，订正前史讹舛约居十之二三，其余则为论学书札及杂文等。……他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记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他最善论学术流派，最会描写学者面目。……

他对于宋明两朝，野史，一类书，所见最多，最能用公平锐敏的眼光，评定他们的价值。此外订正历代史迹之传讹及前人评论史迹失当者甚多，性质和万季野《群书疑辨》有点相像。”^[21]蒋天枢先生更表彰祖望道："最深于晚明史实及地方掌故之学，于宋元来学术史之源流，汉晋地理之讹谬，抉摘指正，尤所致力。其《宋元学案》，不徒赓续黄氏之旧，发微阐幽，有为七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者。其七校《水经注》，则赵一清、戴东原之先河也。浙东为明鲁王延一线之寄，先生弹心竭力，收罗其史料而表彰之，近世治晚明史者，受益于先生尤多。“^[22]以上诸论，才彰显出全祖望“其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穿”^[23]的博大气象。

全祖望不仅为学博大，而且立身谨严、颇怀一颗忧世之心。祖望生性疏率、伉直，颇不偕于尘俗世故。李绂尝有“谢山之疏放极矣“^[24]之称，刘师培先生亦日：“祖空性伉直，负气忤俗，彰善绝恶，有明末节土遗风。”^[25]然祖望之疏放，并非狂妄自大，而是秉持光明磊落，有着自己的做人原则。诸如：孙诏因万经之绍介，对祖望甚是器重，但当他欲使祖里自署门生时，祖望遂不复与之往还。而当祖望因李级、方苞之推扬而声誉腾起于京师之时，虽时相屡招之，祖望则从不一往。因此之故，祖里虽列博学鸿词科荐牍，但被以已中进士为借口屏弃于考试之列。恶性的连锁反应，更使他庶吉士散馆考试列于下等，遭到外放知县的不公正待遇。归田后，吏部催赴选，有司以为请，而祖望以连遭父母丧，应服心丧以足月之数，撰为《心丧札子答邮令》辞之。其后，陈兆仑强之出山^[26]，梁诗正欲荐之，祖望虽生活窘迫，却不为所动，皆婉而拒之。在与李绂商讨古人出处之义诗中，祖望表明心迹道：“宗臣绛、灌正隆隆，况复肩随邓侍中。何不洛阳高卧去，漫劳鹏鸟度湘东。申、辕报罢董生黜，更复谁同汲直群。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将军。茂陵男子家风在，肯向扶风作诡随？亦会遭逢有天幸，不然那得遽伸眉。谁言王掾是痴生，直把桓温唤老兵。不见郗郎空入幕，老投临海一荒城。生平坐笑陶彭泽，岂有牵丝百里才。秫未成醪身早去，先几何待督邮来。”^[27]又其答鹿田太守问其不出之意何其决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见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读书多古欢。也识敌贫如敌寇，其奈爰睡不爰官。”^[28]而其《方侍郎灵皋得清南归》诗亦称：“正色立朝原不易，乞休得请更何求？早知积悃终难遂，从此余生且自由。硕果固应邀护惜，晨星谁为解句留。归家葺得平生业，文苑儒林志可酬。^[29]祖望之心迹，于此可见。

全祖望虽无意于官场，但其对民生疾苦、社会利病，则常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其《感怀》诗日：“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其或不然者，天地且胥沈。……自从炎汉后，二千年于今。……胡为迩日来，浇薄不可禁。陵夷成痼疾，沈绵日以深。渐且入膏肓，医和无能针。四民纵殷阜，亦复非好音。而况日局促，游鱼在沸鬻。普天苦人满，衣食难为周。农也颇力耕，所苦乏田畴。再易三易地，高价十倍求。商也更大耗，子母不见酬。架虚以欺人，强半成漏舟。柩植者兵耶，简练尤谬悠。其实乃市人，何以称好仇。更有诸勋卫，生齿日以稠。不耕而不织，糜饷坐若流。势且蔑可继，道在豫为谋。空教圣天子，玉烛亲绸缪。诸公称股肱，而徒安苟偷。足食与足兵，果何道之由。文章虽小道，元气所节宣。……而今胡日下，东流势不还。强者成枭狐，弱者成寒蝉。天地失正声，莫遏群儿喧。其在《洪范》中，咎征岂无端。杞人窃搔首，作诗志忧患。”^[30]在示董秉缊、秉纯兄弟诗中，亦日：“少而学道老无成，忽忽浮浓度我生。岂有朝替还人梦，每于时事尚关情。笑看双鬟知黄落，渴愿诸公奏治平。太白乍传临井纽，不禁中夜倚柴荆。“^[31]又其《病甚有作》日：“仲翔骨节原生硬，病里犹添触迕多。幸未折腰已若此，倘教束带史如何。湘东一目已郎当，何堪更晦不能面妆。从今合眼亦自好，更莫夺我灵府光。……世间万事我何豫，其奈百感偏婴心。此病天痼不可疗，扁、佗束手空沈吟。亡友姚慧田尝言予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32]即此可见，全祖望之坚守不出，并非消极的遁世，而是对世郡始终保持着强烈关注的忧患心志。此一情节的紫怀，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即是他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叨叨于道术之分合”^[33]，以期挽世风人心之浇漓；另一方面，则汲汲教书育人、奖掖后学，期望他们日后成学用世，有裨社会。^[34]也就是说，全祖望对于学问的追求和对世态的关切，并非两不相干的事情，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谒汤文正公祠》诗中，祖望有言：“经术原经世……道以躬行重，人从述作论。”^[35]学以经世的价值取向，彰显出全祖望立身为学的独特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清初诸大儒理念的流衍，虽时势相异，但其内在的品格则是一贯的。

乾隆元年（1736），对全祖望来说，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祖望于会试得中进土。尽管他一向不喜科举套路^[36]，但作为传统土人的一条重要进身出路，他还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跨过了春闱这道标志着士与仕分途的门槛。然而，刁诡的是，祖望之得中进士，本因被荐举为博学鸿词科的候选人而滞留京师，因缘而得中进土，但也因其先已中进土，而失去了稍后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的资格。究其因，乃在于祖望因不为执政者所招揽，遭嫉而致。关于这件事情，相关文献所载略有出入，一说得罪了张廷玉，一说得罪了徐本，也有的说两人皆有关联，^[37]但不管是谁，李绂是这件事情的导火线。

李级（1675-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土，由编修历官至直隶总督，历仕康、雍、乾三朝。"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校］杨本下有‘虽‘字）三黜而其志未尝少（［校］杨本作'稍衰，而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38]［其为学则汲汲以表彰陆王之学为帜志^[39]全祖望之得识李绫，乃因祖望游京师时，李氏见其行卷，大为叹赏，遂引为同调，且招祖望寓其官邸之紫藤轩，与同寓万承苍一起，相与论学谈艺，诗酒唱和，颇为相得。其间，二人就陆王学所进行的质疑辨难，不唯对李绂撰《陆子学谱》有所献替，对祖望此后增补黄宗羲撰《宋元学案》亦大有裨益。而李绂对祖望勿需汲汲于考订而应务为远大之业的劝诫^[40]，更使其感念终生。此一情形，与祖望对当时权要如张廷玉等的疏离形成鲜明对比。正由于此，张廷玉等遂因与李绂（方苞亦在其列，而祖望与方苞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的不合，而牵怨于祖望。故当博学鸿词科举行之前，张廷玉等遂特奏：“凡经保荐而已成进土入词林者，不必再与鸿博之试^[41]致使祖望与博学鸿词失之交臂。不过，遭此厄难，祖望却得以有机会随李级在翰林院共钞《永乐大典》。

按《永乐大典》一书，自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修成后，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禁中失火，几遭不测，世宗遂命阁臣徐阶等另录一副本，然至崇祯时，刘若愚著《勺中志》，已称是书不知贮于何处。明清鼎革，清世祖尝以是书充览，始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而外人莫得见。其后，《圣祖仁皇帝实录》成，词臣因屏当皇史成书架，又发现该书副本，因将之移贮翰林院。然自《永乐大典》副本移贮翰林院之后，“终无过而问之者”。直到李绂供职八旗志书局，“始借观之”^[42]。《永乐大典》副本之被利用，自是遂启端绪。

全祖望与李级共钞《永乐大典》的情形，祖望《钞永乐大典记》一文有详细记述。在该文中，祖望先是回顾了《永乐大典》成书及流传的经过，然后叙述己与李绂钞书的取向。对于《永乐大典》，祖望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他看来，“其例乃用《洪武四声韵》分部，以一字为纲，即取《十三经》、《廿一史》、诸子百家，无不类而列之，所谓因韵以统字，因字以系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夫偶举一事，即欲贯穿前古后今书籍，斯原屈事势所必不能，而《大典》辑耆并包，不遗余力，虽其间不无汗漫陆杂之失，然神魄亦大矣。”基于此一认识，他与李级遂“定为课，取所流传于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得者”，此乃其钞书主导意向。至于具体操作细例，则分为五类：“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潦《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该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至于“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目的既已确定，祖望遂与李级尽力为之，“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业于此，非易事也”^[43]。其辛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祖望共钞有如下几种著作；高元之《春秋义宗》，王安石《周礼新义》，张淳《仪礼识误》，曹粹中《诗说》，刘敞《文钞》，唐仲友《文钞》，史浩《尚书解》、《周礼解》、《论语解》，袁正献、正肃《文钞》，以及永乐《宁波府志》等。也就是说，五个细例仅涉及经、志和艺文，而数量并不多。尽管如此，这些书则是“世所绝无，而仅见之《大典》者也“^[44]，其价值是弥足宝贵的。然而可惜的是，祖望，未及畅所欲钞，则因得罪张廷玉等所引发的恶性连锁反应，于乾隆二年（1737）五月庶吉土散馆考试中，被列于下等，辿到左迁外补知县的不公正待遇。心灰意冷之下，祖望因无意于仕途，毅然决定归里，遂于九月出都。至此，其苦心经营的钞《永乐大典》之事，遽尔中断。

馆职落选的遭际，再次给全祖望造成心灵的撞击。但与不得与试博学鸿词科负气依题拟作《五六天地之中合赋》^[45]的心境稍有不同，祖望此时已对仕途抱持一颗平常心，遂置遇与不遇于淡然，而定其去志。在此期间，时任《三礼》馆副总裁的方苞，欲荐祖望留京供职该馆，而祖望则婉言谢辞。在《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中，祖望自表辞荐理由日：“伏荷尊谕，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礼》局中，备纂修之一席，感佩感佩！馆阁诸臣，原以经术为上，词章为末。某于经术虽尝致力，然自分终惭谫劣，至词章则似不至在同年诸公之下。今以明试词章被放，尚敢以经术求进乎？……目今与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郑、王而过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于此者，亦有并未尝读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执事为总裁，盖亦知之矣。然则无论某于经术谫劣，真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词章之见诎，是非执事所能保护也。况某克期南下，省觑切于晨昏之恋，若一人荐章，则行程中阻矣。^[46]此不表白，彰显出不得与试博学鸿词科和馆选落职两事在祖望心中所留下的阴影。然而，全祖望虽然对方苞之欲荐己人《三礼》馆供职加以婉辞，但他并非于《三礼》馆纂辑之事毫不关心。以下两事，即显示出祖望对此事的态度。

其一，在呈词方苞之荐书中，祖望虽无意预此事，却向方氏推荐了好友吴廷华。其言日：“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为执事告。前福建兴化通判吴君廷华，其留心《三礼》盖二十余年，于《五官》已成书，某皆曾见之，在局诸公莫之或先。向尝欲致之执事，以为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师，亦苦拓落，执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赐多矣。"^[47]此一愿望，终在方苞的努力下得到实现。

其二，祖望以自己钞《永乐大典》的经历所得，向方苞建议利用《永乐大典》搜辑有关《三礼》之书。在《钞永乐大典记》中，祖望追忆此事道：“」会逢今上纂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桐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惜乎其阙失几二千册。予尝欲奏之今上，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而未遂也。”^[48]《仪礼戴记附注践》日：“方京师开《三礼》书局，同馆诸公，皆苦《仪礼》传注寥寥。予谓侍郎桐城方公、詹事临川李公日：‘《永乐大典》中，有永嘉张氏《正误》、庐陵李氏《集释》。'二公喜，亟钞之。虽其中有残缺，然要可贵也。^[49]又《荆公周礼新义题词》称：“雍正乙卯，予于《永乐大典》中得之，亟喜而钞焉。会修《三礼》，予因语局中诸公，令（［校］黄本作，会，）钞《大典》所有经解，而荆公书尤为眉目。惜其地、夏两官已佚，终不得其足本也。”^[50]此一建议，亦得到了方苞的采纳。

按《三礼》馆于乾隆元年（1736）六年启动之后，其所面临的难题有二：一为研治《三礼》的专门人才不多，前引祖望在致方苞书中已有所揭示；二为纂辑《三礼》义质所取资的《三礼》文献有限，全祖望的好友、三礼馆纂修杭世骏尝称：“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指宋人卫诞所撰《礼记集说》——引者注）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51]此两大难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此后成书的质量。全祖望于此时推荐吴廷华与建议利用《永乐大典》，而为方苞所采纳，可谓正适合《三礼》馆之急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祖望对《三礼》馆是有相当贡献的。

当然，《三礼》馆之采纳利用《永乐大典》以解文献阙如所造成的困境，李绫亦是一参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前已述及，李级之接触《永乐大典》，乃缘于其供职《八旗通志》书局，遂开利用《永乐大典》之先声。而其与全祖望共钞是书的努力，益使此一学术活动得到庚续。《三礼》馆开之后，副总裁方苞曾向李绂咨询有关《三礼》书目之事。在复书中，李绫即言及利用《永乐大典》。其言日：“诏修《三礼》，辱承下问《三礼》书目。……宋元以前解经之书，自科举俗学既行，其书置之无用，渐就销亡。如荆公《周礼义》，徐健庵先生悬千金购之而不可得。现在尚存什之二三者，唯《永乐大典》一书。此书现贮翰林院，尽可采用。礼局初开，誉录生监与供事书吏，一无所事，若令纂修等官于《永乐大典》中，捡出关系《三礼》之书，逐一钞写，各以类从，重加编次，两月即可钞完，一月即可编定，不过三阅月，而宋元以前《三礼》逸书，复见于天下，其功之大，当与编纂《三礼》等。在总裁诸公，不过一开口派令办理，无奏请之烦，无心力之费，固无所可惮而不为者也。《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余卷，余所阅者尚未及千，然宋元《三礼》义疏，如唐成伯瑜《礼记外传》、宋王荆公《周礼义》、易拔《周礼总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毛应龙《周礼集传》、项安世《周礼家说》、郑宗颜《周礼新讲义》，今世所逸之书咸在，而郑锷、欧阳谦之等诸名家之说，附见者尤多。择其精义，集为成书，岂不胜于购求世俗讲章之一无可采者哉？其事简，其功大，敢以此为礼局献焉。“^[52]此一建议，受到方苞的重视。据苏惇元辑《方苞年谱》称：“充《三礼》义琉馆副总裁，乃上《拟定纂修条例疏》……又奏请出秘府《永乐大典》，录取宋、元人经说。俱从之。^[53]由此可见，李绂、全祖望的建议，不仅为方苞所采纳，而且确实为《三礼》馆付诸实施。而当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级也被任命为《三礼》馆副总裁^[54]之后，更得以有便利的条件，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三礼》馆利用《永乐大典》的实施，还可从全祖望好友、当时承修《礼记》的杭世骏得到印证。在自序所著《续礼记集说》中，杭世骏曾日：“通籍后，与修《三礼》，馆吏以《礼记》中《学记》、《乐记》、《丧大记》、《玉藻》诸篇相属。条例既定，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从《永乐大典》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二礼吾不得寓目，《礼记》则肄业及之。《礼记外传》一书，唐人成伯玙所撰，海宇藏书家未之有也，然止于标列名目，如郊社、封禅之类，开叶文康《礼经会元》之先［较量长乐陈氏《礼书》，则长乐心精而辞绮矣。他无不经见之书。至元人之经疑，迂缓庸腐，无一语可以入经解，而《大典》中至有数千篇，益信经窟中可以树一帜者之难也。”^[55]尽管杭氏从《礼记》的角度，对《永乐大典》中所存之书颇致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永乐大典》存书之富、某些书之珍贵，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合观李级、杭世骏二人之所寓目，就“京师经学之书绝少”的局面来说，《永乐大典》确不失为一重要的取资来源。据内阁库贮旧档记载，《三礼》馆收掌官曾于乾隆元年十一月初七日（1736年12月8日），从翰林院领到《永乐大典》86套（每套10本），又于乾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737年3月24日），领到65套零一本（共计651本）。^[56]即此可见，《永乐大典》在《三礼》义琉纂修中，是起了相当大作用的。

尚需提及的是，全祖望钞《永乐大典》的经历，还对扬州马日琯、日璐兄弟有所影响。马氏兄弟向以聚书、纳贤为人敬重，而其街南书屋更是学者、文人乐于游宴寓居的集汇盛地。作为众多门客中的一员，祖望兼擅学问和诗文，而其藏书、读书与钞书的意趣，更与马氏兄弟引为知己同调之鸣。在他们的交往中，寻觅珍本秘籍，相与同赏，是其间一项最为有品位和意义的活动。但凡祖望于南北往还道出马氏处，未尝不借观纵览其丛书楼所储十余万卷之书。而“嶰谷（指马日琯——引者注）相见，寒暄之外，必问近来得未见之书几何？其有闻而未得者几何？随予（指全祖望——引者注）所答，辄记其目，或借钞，或转购，穷年兀兀，不以为疲。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得予论定一语，即浮白相向”。最可注目的是，当祖望于京师随李级共钞《永乐大典》时，惊喜之余，即贻书告马氏兄弟。得闻如此信息，“半查（指马日璐——引者注）即来，问写人当得多少，其值若干”^[57]，极力支持祖望从事此事。但可惜的是，祖望仅钞得宋人《周礼》诸种，即因试落馆职而南归，未能得全其事。此事虽留下遗憾，但毕竟使《永乐大典》的利用得到了流布。而以马氏兄弟门客、交游之广，祖望钞《永乐大典》的学故，当为更多的人所耳熟。至于祖望于返里后重登天一阁，再为马氏兄弟钞是阁所藏遗籍^[58]，虽所钞之地转移，但其精神则是一贯的。

自李级首发利用《永乐大典》之先声，经过再与全祖望共钞是书的推扬，从而使《永乐大典》的利用价值逐渐为人所知，而《三礼》馆为纂辑《三礼》义疏凭借此书的学术实践，更进一步证明了其意义的重要性。此后，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酝酿开《四库全书》馆，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再倡取资《永乐大典》之议，《永乐大典》之精华^[59]，遂被得到更为深入地汲取。

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人。少从史犹兴、蒋德、朱乾、吴光昇、顾光诸师问学，十余年间，于经史、制义、诗赋之学窥其门径，得其端绪。乾隆十八年（1753）中举人，翌年会试成进士，人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由编修而右赞善至侍读学士、协办内阁学士批本事，”提督福建、安徽学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丑、辛卯会试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顺天乡试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馆、《通鉴辑览》、三通馆、《日下旧闻》纂修官.^[60]其间，朱筠之衡文校士，汲汲以经学、六书引导士子，力倡古学，所造多知名士，士风为之一振。而其为学，服膺汉唐诸儒以经义为根柢的为学宗尚，力倡“识字以通经^[61]的治学方法，而孜孜于经义古学的探究。^[62]此一治学路向，不仅奠定了其颇具个性的为学藩篱，更为重要的是，他基于对经义古学重要性的体认，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为从《永乐大典》中校辑遗书的建议，从而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馆的诏开。

朱筠奏开馆校书的建议，乃缘于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颁的两道上谕，此时朱筠适任安徽学政。是年正月四日，高宗下诏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言日：“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63]对于高宗此谕，中外官员一时揣摩不透其意图究竟为何，故迟至十月，应之者寥寥。对此局面，高宗大为失望，故于十月十七日，再下谕旨，敦促各省督抚、学政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汇收，以备采择。^[64]自此，地方大吏始渐次展开此项工作。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则上《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高宗之谕的响应，一则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阐发其对购求遗书事宜的看法。在后一折中，朱筠提出了“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著录、校雠，当并重也”、“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四条建议。朱筠的四条建议，体现出以下几种思想取向：其一，与高宗搜求刻本、抄本稍异，朱筠对旧本的重要性给予了揭示。其二，鉴于汉刘向“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的校书之例，朱筠对内府藏书的作用给予充分关注。其中，朱筠由在翰林院时翻阅《永乐大典》的体会，一则指出“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的不足，一则对其保存”古书之全而世不恒靓者”的贡献加以肯定。因此，他希望朝廷能派人“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以使“书亡复存”，嘉惠艺林。其三，在朱筠看来，著录固然重要，但若不加以校雠，亦不能收到好的效果。其四，鉴于前代著录金石、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65]的意义，朱筠认为收书之外，对此二者也应加以充分利用。

对于朱筠的上述四条建议，高宗命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当是时，军机大臣中对此议有不同的看法。刘统勋虽对朱筠有知遇之恩，且十分赏识其才学，但在这件事上，却不以为然，认为“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于敏中却对朱筠的建议大为欣赏，与刘统勋力争，最后还是将朱筠之议上奏。^[66]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六日，军机大臣依命对朱筠的奏议提出批复意见：同意朱筠搜求旧书、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著录校麟并重的建议，而对著录金石、图谱的看法予以否定。对军机大臣的批复意见，高宗作出以下裁决：“军机大臣议复朱筠条奏内，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一节。……着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隐括，总叙厓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使观览。余依议。“^[67]高宗此谕，表明朱筠的建议基本上得到了肯定和采纳。不几日，高宗即下命开馆校核《永乐大典》，“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等官，详定规条，酌量办理”。二月十二日，高宗又对校书旨趣作出具体指示，并称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68]至闰三月十一日清廷任命《四库全书》馆正副总裁，一场由朱筠奏议引发校辑《永乐大典》遗书的活动，遂演变为搜罗四库的浩大政治文化工程。^[69]因此，《四库全书》馆之开，朱筠实为一有力的倡导者。

朱筠何以有开馆校书之议？究其原由，有外在学术因缘及内在自身学识两种因素。就外在学术因缘来说，一则因于清廷搜集遗书以光文治的政治文化导向，由《古今图书集成》、御纂、钦定诸书而《三礼》馆的诏开，学术集大成之势已然露其端倪。而就遗书的搜集来说，其着手处则无外乎内府与地方藏书两条途径。朱筠正是以其曾在翰林院翻阅《永乐大典》及在安徽任上接触旧本的学术实践，承时势而起，发为开馆校辑遗书之说，可谓敏锐地把握住了政治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一则自李级、全祖望以来，《永乐大典》即被关注和利用，而其效已见诸《三礼》馆。其三，作为全祖望的同乡后学，邵晋涵、章学诚对其钞《永乐大典》的掌故当有耳闻；而朱筠倡开馆校书之时，邵、章适在幕府，《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的酝酿，二人当参与其事。^[70]由此来看，朱筠议开馆校书之举，与上述外在学术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朱筠自身的内在因素。首先，朱筠自承庭训及蒋德、朱乾、吴光昇、顾光诸师“穷根源”、“读线订”、"制以非根柢经史不可”、“读先秦、西汉书”之教以来，即确立起以经义古学为根柢和归宿的为学取向。而在学术实践中，朱筠愈体悟到此一取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朱筠将《五经》、《四书》归本于经义，以及“识字以通经”思想的提出，孕育出其以汉唐注琉为楷模的解经路径。此一路径，在客观上需要对前人的著述作一番全面的整理，而这是一人或少数人之力所难以达到的。其三，朱筠在翰林院时，曾翻阅过《永乐大典》，注意到其中蕴含着不少世不经见之书，而这是学人为学所必需的重要资源之一。此一经历，使朱筠对《永乐大典》的重要学术意义，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其四，朱筠家富藏书，经史之外，宋元集部为多。而他每与友人及门生谈艺论文之际，”考古著录，穷日夜不倦。^[71]此夕卜，朱筠对金石文字的孜孜搜讨和重视，以及基于“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向对石经和《说文解字》的特别关注，其学识已然独出流俗，得学问之渊源。而更可注意的是，当朱筠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赴安徽学政任途中，其所作《河间献王陵》^[72]一诗，已经表达出对搜集遗书和校书取向的认同。由此来看，朱筠自身已具备洞察学术发展动向的学识。合观内、外两种因素，朱筠之倡为开馆校书，实是时势使然，而朱筠则颇具识见地把握住了政治文化和学术发展潮流的契机。

因此，《四库全书》之开馆，朱筠首倡之功当不可没。而以此为契机，自惠栋以来对汉儒之学的张扬，遂逐渐居于学术发展之主流，《四库全书》馆亦因之成为致力于经义古学者得以一展学术抱负的重要场所。一时间，戴震、陆锡熊、邵晋涵、程晋芳、任大椿诸名儒硕彦，或因“留心典籍"，或因“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 ^[73]，皆得厕身纂修之列，有清一代之学术遂演进到一新的发展阶段。但不无遗憾的是，朱弱虽有议开馆校书之功，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方因生员欠考捐贡案部议降三级调用，依高宗之命于是冬以编修入《四库全书》馆供职。^[74]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授为福建学政，朱筠在《四库全书》馆近六年时间里、却一直从事校办各省送到遗书事务^[75]。此一时期，正值清廷由大规模征书转向禁书全面展开的阶段，而文字狱亦因之迭起。这一走势，对朱筠来说，是始料不及的，其所预期的目标遂因形势的变化而走调变形。在此情形之下，朱筠除了尽心本职工作，依然致力于经义古学的探讨外，其小小编修的身份，对大形势的转向已无力加以改变了。而当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清廷嘉奖纪昀、陆锡熊等人时，其“恩泽”却并未惠及朱筠，这对有建议开馆校书之功的朱筠而言，不能不说有失公允。

综观而言，全祖望先生的一生，虽在仕途上颇遭坎坷，但在学问方面则谱写了华丽的一章，泽惠后学，彪炳史册；而其人格之伟岸，志趣之高雅，以及操守之道严，取舍之有度，虽与时风众势有所不借^[76]，却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更令人钦佩的是，祖望感时伤怀的忧世、用世之心志，则体现出其置个人遇与不遇于度外的博大胸怀。此一远大志向，已非经学、史才、词科所能范围。

雍乾之际，承康熙朝上升之走势，文治武功，皆呈现出一派兴盛局面。然而，由于功令的诱惑，利禄的导引，斤斤于制义之学者比比皆是，而致力于经义古学者虽有其人，然终不多见。当此之时，祖望毅然不为流俗所蛊，述学术源流，^[77]析道术分合，搜乡邦文献，彰节义志士，绍先贤统绪，而务为全体大用之有用之学。正是秉持此一精神，他不仅在学术上成就了“博”的收获，而且发扬了清初诸儒“以学术经世”的立身旨趣。其对《永乐大典》的利用及其传播，即体现了此一精神意向。尽管祖望对《永乐大典》价值的利用和表彰是有限的^[78]，但从学术发展和政治文化演进的脉络来看，其积极意义则是不容磨灭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浙东学术》。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全谢山》，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14—115页。

[3]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序》，《全谢山先生年谱》卷首，何柄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7月再版，第1页。

[4]董秉纯编：《全氏世谱》，《鲒埼亭集内编》卷首。全祖望述其父之学日：“先公平日不轻著述，比其晚岁，始多作诗。至其考证吾家文献，则所学之精，可概见焉。”（《结埼亭集外编》卷八，《先公富石盆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下同。

[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八，《先公墓石盖文》。又卷46《与友人绝交书》日：“某少时从家君子受《礼记正义》。”

[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一，《先太弼人行述》。董秉纯为全祖望作年谙称：“先生四岁，始就塾。太公吟园先生亲课以《四子书》、诸经，便能粗解章句”；“诸经之外兼读《通鉴》、《通考》诸书。秋社过楼外，极管弦灯火之盛，不一顾也。”（《全谢山年谱》，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四岁条；五十一年壬辰、八岁条）

[7]董秉纯编：《全谢山年谱》，雍正二年甲辰、二十岁条。

[8]徐世昌：《大清畿轴先哲传》卷四，《名臣传四》，《王兰生魏廷珍》。

[9]罗常培：《王兰生年谱》，雍正六年、四十九岁条。《现代学报》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10]董秉纯编：《全谢山年谱》，雍正十年壬子、二十八岁条。

[1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一，《江阴杨文定公行述》。在文中，全祖望称杨名时之为学日：“公生平论学，本于《坤》之二，日敬，日义，诚则敬之至，明则义之精，《中庸》一部，尽于此矣。……漳浦蔡文勤公谓人日：'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礼部侍郎桐城方公过语移时，叹日：'公真为天地立心，为斯人立命者也。'长洲何编修焯，博学傲物，于人无推让，闻公至吴，令其诸生来听讲。”

[12]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六，《湄园谒方丈望溪》。

[13]全祖望《哭惠学士丈半农》日：“戊子三前辈，先生晚得从。谓李阁学程堂、谢副使石林及先生也。戊子三解头之名，闻于天下。清谈真似鹤，重听有如龙。百粤怀文教，千秋重礼宗。先生所著《礼说》最佳。怜予去国日，握手泪淙淙。”（《鲒埼亭诗集》卷三）

[1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15]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七，《全绍衣传》。

[1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二。

[1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

[18]详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

[19]全祖望：《集外文自叙》，朱铸俞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附录。

[20]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全谢山先生经史问答序》。严可均《全绍衣传》亦称：“祖望经学、史学、诗文，雅擅众长。……余观古今宿学，有文章者，未必本经术，通经术者，未必具史裁。服、郑之与迁、固，各自沟诊，步趋其一，足古矣，祖空殆兼之，致难得也！”（《铁桥漫稿》卷七）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全谢山》，第113—114页。

[22]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序》，《全谢山先生年谱》卷首，第1页。(www.daowen.com)

[23]阮元：《文选楼集·国史儒林传》，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附录。

[24]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五，《追哭陶樨中太常》注。

[25]刘光汉：《全祖望传》，《国粹学报》第十一期。

[26]杨钟羲：《雪桥诗话》卷五日：“乙丑，陈句山以书速出山，谢山答诗有云：‘寸长尺短谁相量，北马南辕我弗任。'又日：，苦不自知吾岂敢，敢将一掷试微躯。…

[27]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一，《临川先生病中犹商古人出处之义，漫呈绝句五首，兼束胡抚军复斋》。

[28]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七，《鹿田太守何予不出之意何其决也？笑而答之》。

[29]全祖望：《鲒埼亭特集》卷一。又同卷《同馆出为外吏者，率以书诉困悴，戏答三绝》，卷五《家居十载，故人消让期集，独彭侍郎芝庭日：吾观同馆诸公蕉萃已极，安得如谢山之春容自便。不禁有感于其言》、《崟山宫允邂逅吴中，退调茶坞日：此公岂能长置丘壑中者？笑而答之》诸诗，亦表达了同样的心志。

[30]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五。

[31]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七，《双韭山房夜话，示董生秉缊、秉纯兄弟》。

[32]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九。他如卷七《方丈望溪尝言以万八征君之学，而惜不得如梅勿庵受日月之光，以显于时。予谓是不知万氏之心者矣，因表而出之，以论其世》、卷八《寄怀穆堂阁学》、卷九《偶示诸生》、《穆堂先生下世，欲作挽章，不能尽所欲言，援笔辄法然而止。冉冉一载，印上寓中得三首，亦竟未足抒予痛也》、卷十《示诸生》诸诗，亦是此一意向的体现。

[3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二，《宝甈集序》。

[34]董秉纯《录谢山先生时文稿题词》曾日：“谢山先生总角时即善操觚，顾独不喜作时文，尝言：'生平非应试，未尝为此也。'……嗟乎！先生之不喜作者，时风众势之文耳，若先生之作，卫道之文也，翼经之文也，经世之文也，降而考据典故，采缀旧闻，使人知学问之不可不博，而歉然动读书好古之思［即一二小品佳料，神味溢出，兴致洒然，读之长人知慧十倍，曾是先生之文而可以不作乎？然则阅时风众势之文，先生之不欲作也固宜。读先生之文，彼时风众势之文，其亦可以翩然悔，谓然止矣。”（《春雨楼初删稿》卷二）

[35]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卷五。又卷二《杭革浦编修以言获谴，诗以讯之》曰：“吾友杭编修，古今罗心胸。经术经世务，绰有贾、董风。发言一不中，愆尤集厥躬。惜哉朝阳凤，而不叶丝桐。”

[36]全祖望《集外文自叙》日：“予年未二十辄庆弃科举之学，其后虽以此通籍，非其专且精者也。顾所学诗古文词亦仅窥其藩，未涉其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附录）又其《偶与南漪语及科举之害》：“百世遗经重，谁人敢代言！妄思作呓语，何以溯渊源？塞浅精神敝，揣摩心术谖。活埋天下士，昏整不敢援。”（《鲒埼亭诗集》卷七）而董秉纯《录谢山先生时文稿题词》亦曰：“谢山先生总角时即善操觚，顾独不喜作时文，尝言：，生平非应试，未尝为此也。'后入京师，革浦、句山诸先生多强之为，则稍稍应之，亦不收拾，故诗古文词积数十百卷，而制义殊寥寥。"（《春雨楼初删稿》卷二）

[37]蒋学镛《书全谢山先生年谱后》（《樗庵存稿》卷二）、阮元《国史儒林传》（《文选楼集》）、李元度《全谢山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董沛等《全祖望传》（光绪《鄞县志》卷四十三，《人物传》卷十八）、《清史稿》之全祖望传（卷四八一，《儒林二》）、刘光汉《全祖望传》（《国粹学报》第十一期）、蒋天枢编《全谢山先生年谱》（消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三十二岁条），皆主忤张廷玉说；严可均《全绍衣传》（《铁桥漫稿》卷七）则主遭徐本之嫉说［而王永健所著《全祖望评传》（第二章、六，第158—160页），则认为与张、徐皆有关联。

[3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七，《阁学临川李公神道碑铭》。

[39]详参杨朝亮著：《李级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

[40]李绂《答全贡士绍衣书》日：“足下欲博考之以求其合，固无庸博考，且鄙意颇不愿足下之为此也。足下天资高，倘能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要之，望远者不见形，听远者不闻声，考订之事，不能无误，势所必至，而圣贤为学，初不重此。……非敢轻博雅，所望于足下者重也。虽然此为足下谋之耳，若纂辑前贤事迹，则正得一事受一事之益。”（《穆堂别稿》卷三十七）

[41]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七，《全绍衣传》。郑崇敬《燕下乡唑录跋》日：“全庶常之不与试，或谓张文和以其负气故龀之，然主事亦未取。当时二百余人，大半经桐城、临川两侍郎月旦，然后登诸荐牍，故其中博学笃行，几居十九。设令碧海遗珠，尽登珊网，岂非一朝盛事。遂假慎重之名，苦绳隘取，以星御览。两侍郎所举，一士不登，名流获隽者，仅齐召南、杭世骏数人，士林咸失所望。”（转引自蒋天枢编：《全谢山先生年谱》，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三十二岁条，第61页）又李绂《送赵意林归浙江序》称：“读卷者犹持严重之意，仅以十五卷上，于是二赵子俱报罢。益中额隘，视己未四之一耳。己未三取一人，今十不能得一也！"（《穆堂初稿》卷三十五）

[42]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昭链《啸亭续录》卷一《皇史成》日：“尝闻徐昆山先生述闻李穆堂侍郎言，其中藏全分《永乐大典》，较今翰苑所贮者多一千余本，盖即姚广孝、解缙所修初本，缮写精工，非隆庆间誊本之所能及。”（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第392页）而萧穆《敬孚类稿》卷九《记永乐大典》就此质疑道：“吾乡先达张文和公《澄怀园语》有云：‘此书原贮皇史成，雍正年间移置翰林院，子学院事，因得寓目，书乃写本，字画端楷，装饰工繳，纸墨皆发香。’云云。而礼亲王《啸亭杂录》述李穆堂侍郎之说，.皇史成所藏之本较翰林院本多一千多册。'不知李公所见与张公孰先孰后？据张公之说，是翰林院原无此书，乃以皇史成所藏移置者；据李公所见，是皇史成与翰林院均有其书，则当一为永乐时原本，一为世宗嘉靖间重写之本。然果如李公之说，翰林院既有其书，则雍正间又何必以皇史成所藏之本仍移置翰林院乎？二说疑不能明。乾隆间，诏修《四库全书》，凡古书秘本世无存者，赖此书多有所得，乃得著录《文渊阁目》（稿本作‘文渊等阁’一原校记）。然亦未详翰林院所贮之本为永乐时原本、为嘉靖时副本也。（黄山书社1992年6月版，第234- -235页）

[43]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十七。

[44]董秉纯编：《全谢山年谐》，乾隆元年丙辰、三十二岁条。

[45]全祖望：《鲒垮亭集》二，《五六天地之中合赋有序并跋》。

[46]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四十六。

[47]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四十六，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

[48]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十七。

[49]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卷二十七。

[50]全祖望：《结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三。

[51]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52]李级：《程堂初稿》卷四十三，《答方灵皋问三礼书目》。

[53]苏惇元辑：《方苞年谱》，乾隆元年丙辰、年六十九岁条。

[54]《清高宗实录》卷三十三，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条，第648页。

[55]杭世骏：《续礼记集说·自序》，《续礼记集说》卷首，又见《道古堂文集》卷四。

[56]参见方甦生编辑：《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二编，《收到书目档》。

[5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丛书楼记》。又同卷《双韭山房藏书记》日：“自予出游，颇复钞之诸藏书家，渐有增益，而于馆中见《永乐大典》万册，惊喜，欲于其中钞所未见之书。吾友马嶰谷、赵谷林皆许以赀为助，所钞仅数种，而予左降出馆矣。”

[58]在《丛书楼记》中，全祖望称：“予甫为钞宋人《周礼》诸种，而避罢官。归途过之，则属于钞天一阁所藏遗籍。”董秉纯编《全谢山年谱》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四岁条载：“正登天一阁，搜括金石旧拓，编为《天一阁碑目》，又为之记；又钞黄南山（［杨注］名涧玉）《仪礼戴记附注》四卷，王端毅公（［杨注］名恕）《石渠意见》，皆阁中秘本，世所仅见者。”

[5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类书类存目一》《永乐大典》条日：“今仰蒙指授，哀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菁华已采，槽柏可捐。”（第1165页）

[60]王昶：《翰林院编修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朱君墓表》，《笥河文集》卷首；又见《春融堂集》卷六十，但题为《翰林院编修朱君墓表》。文中，王氏论朱筠为学大体日：“君少英敏，博闻宏览，于学无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参宋元诸儒之说。论史宗涑水，而历代诸史亦皆考究贯串，证其异同。古文效法班史，诗歌出入韩、苏，取精用宏，海涵山负。天下承学之土，趋风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里为归依。”

[61]朱筠：《笥河文集》卷五，《安徽试卷序》。

[62]章学诚揭示朱筠此一为学旨趣日：“至于文字训诂，象数名物，经传义旨，并主汉人之学，以谓与作聪明，宁为墨守。”（《朱先生基志铭》，《笥河文集》卷首）

[63]《清海宗实录》卷九〇〇，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条。

[64]详参：《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九，乾隆三十七年十月戊寅条。

[65]以上皆引自朱筠：《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

[66]参见姚鼐：《朱竹君先生别传》，《笥河文集》卷首。

[67]《清高宗实录》卷九二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乙丑条。

[68]《清高宗实录》卷九二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次午条。

[69]参见：《清育宗实录》卷九三〇，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庆午条。又黄爱平先生《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于《四库全书》开馆情况，有所揭示，详参是书第15—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

[70]钱穆先生曾指出：“二人（指李级、全祖望——引者注）相约同钞《永乐大典》，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结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李穆堂》，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版，第334页。）顾力仁先生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详见其所著《永乐大典及共辑佚书研究》第七章《永乐大典之辑佚及其批评》，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78—376页。又据章学诚《朱先生别传》称：“稍长，出从通人长者游，多闻前辈结论。是时京师通显负物里者，临川李氏级、桐城方氏苞，讲论经术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学，辄心识其得失。”（《章氏遗书》卷十八，《文集三》）是可见李级于朱筠之影响。

[71]朱珪：《诰授中议大夫翰林院编修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纪竹君朱公神道碑》，《笥河文集》卷首。

[72]详见朱筠：《笥河诗集》卷七。

[73]《清高宗实录》卷九三。，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庚午条。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曰：“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疏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斥不谈，于是儡术日晦，而游谈坌兴。……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又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小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夫伏而在下，则虽以惠君之学识，不过门徒数十人止矣。及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则今之经学昌明，上之自圣天子启之，下之即谓出于君与戴君讲明切究之力，无不可也。”

[74]《清高宗实录》卷九四三，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丁丑条。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日：“（邵晋涵）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揅经室二集》卷七）

[75]《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

[76]董秉纯在《答范莪亭书》中曾日：“仆之惓而必欲为之流布者，谢山真古人，读其所著，忠孝之心，油然自生。至于折衷朱、陆二家之学，和平中正，辨析微茫，纵未必躬行有见而后言，要之皆大有功于儒林名教者也。憎兹多口，惟士为然，谢山生前，誉之者常不及毁之者之半，同乡尤甚。”（《春雨楼初删稿》卷四）

[77]张舜徽先生评全祖望《鲒埼亭集》及《外编》日：“于清初儒学，若顾炎武、黄宗钱、李顺、姜宸英、方苞、何焯、李级、傅山、姚际恒、陆世仪、刘献廷、毛奇龄、沈炳震、沈彤、厉鹑诸人行事，皆详加稽访，分撰碑、表、传、志以张之。考论三百年来学术流别者，又不可不探索及此也。”（《清人文集别录》卷六）

[78]梁启超先生尝日：”从《永乐大典》里头纂辑佚书，是乾隆开四库侑最初的动机，读朱笥河筠请开四库馆原折便可知道了。然而这种工作实由谢山和李穆堂最先发起，本集卷十七有《钞永乐大典记》一篇详述其始末。这件事于谢山学术虽无甚关系，于清朝掌故却很有关系，附记于此。"（《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全谢山》，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