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

清代浙东学派由黄宗羲开山，经万斯同、万斯大、邵廷采承继，全祖望发扬光大，至章学诚总结集成，前后相承，脉络分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作为学术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全祖望的承上启下之功尤为宏钜。他私淑黄宗羲、万斯同，于黄宗羲尤仰慕有加，不仅大力搜罗其事迹，表彰其学术，阐发其思想，而且整理其著述，踪迹其行事，为黄宗羲学术的恢张扬厉和浙东学派的传承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对黄宗羲生平事迹的搜罗、钩稽、疏理和记述，是全祖望表彰黄宗羲学行的基础性工作。黄宗毅生前曾自撰《年谱》三卷，将成稿托付其高足弟子郑梁，并嘱其身后为撰志铭。郑梁多年追随黄宗羲，于其“生平忠孝大节、学问文章”，乃至其经历之“荼苦衷曲不敢告人者，雅知甚深”^[1]，实为撰写黄宗羲墓志碑铭的最佳人选。不料郑宅失火，其藏书并黄宗羲自撰《年谱》皆付之一炬，郑梁亦未及为黄宗羲撰写志铭即去世。而黄宗羲身后，其故居亦先后遭水火之灾，家藏各书并《年谱》副本皆荡然无存。故黄宗羲七世孙黄炳垕于道光年间为黄宗羲重撰《年谱》时，曾慨叹说：“呜呼！岂天不欲公之嘉言懿行、与夫荼苦蓼辛之状昭示来世耶？抑其时忌讳甚严，欲使起军、存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耶？”^[2]黄宗羲自撰《年谱》未能保存下来，诚然是学术界的一大憾事，但其后人、门生仍然为表彰其学行、保存其文献做了不懈努力。黄宗皱之子黄百家为其父撰《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一卷^[3]，述其生平学术之辇辇大端；其弟子万斯大为其师编《梨洲先生世谱》一卷^[4]，疏理其家族自宋以来各世谱系。曾从黄宗羲间学的邵廷采也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一篇^[5]，记载其学术行事，甚至一些野史笔记中，也有撮述其抗清事迹的篇章，诸如署为“翁洲老民”所著的《海东逸史》，其中的遗民传就载有黄宗羲的专传。然而，与黄宗羲一生坎坷的经历、博大的成就、丰富的思想相比，这些谱略、传记都不免失之于简单，未能全面反映黄宗羲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即以其子黄百家的《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而论，便有“咪咪多未尽者”。特别是于明清易代之际，黄宗羲投笔从戎，辗转奔波，九死一生，其间“陵谷崎岖，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不仅“有为史氏所不详者“，就连其子之《行略》，亦多略而未载。若“不亟为表彰，且日就湮晦”。况时至乾隆初年，黄宗羲去世已四十余载，不仅其身后萧条，“遗书荡然，诸孙仅以耕读自给”^[6]，而且其门生故旧亦大半零落，即以当年黄宗羲讲学最盛、弟子最多的甬上（今浙江宁波）而言，”再传以来，绪言消歇，证人书院中子弟，不复能振其旧德”^[7]。因此，当黄宗羲之孙黄千人及郑梁之子郑性并以黄宗羲墓碑文相请时，全祖望慨然应允，他不遗余力地搜罗黄宗能遗书佚文，排比有关文献资料，疏理其生平事迹，“为文一通，使归勒之丽牲之石，并以为上史局之张本”^[8]。此即著名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在这篇碑传中，全祖望——缕述黄宗羲生平行事之辇荤大端，尤详载其前后参与抗清活动的全过程，如始而招募其乡子弟组成“世忠营”，义无反顾，殊死抗争；继而追随鲁王政权，于颠沛流离中侃侃建言，出谋划策，并受命乞师日本，为挽救危亡不惜身蹈万里风涛之险；再而隐姓埋名，东迁西徙，一面躲避清廷追捕，一面图谋恢复大业；直至恢复无望，始奉母归乡，讲学授徒，致力著述，以遗民终老。这些经历、事迹的搜集、钩稽和厘清，对表彰黄宗羲其人其行其学，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因为全祖望的翔实记述和大力表彰，不仅结束了此前黄宗羲之墓数十年来无碑文的状况，使黄宗羲其人其行其学得以进一步彰显于天下，而且为后人了解、研究黄宗羲，并为之重撰年谱、传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实上，乾、嘉、道时期的阮元、江藩、钱林、李元度、李聿求等学者先后为黄宗羲作传^[9]，乃至黄氏后人为其撰写年谱、学案^[10]，均程度不同地参考利用了全祖望所撰碑文。而今人研究黄宗诚其人其学，全祖望的碑文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二

对黄宗谖学术、思想的发掘和阐扬，是全祖望表彰黄宗羲学行的重要内容。黄宗羲之学，渊源有自，博大精深，极具特色。作为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对其学术、思想有十分深入的了解。郑性因其父郑梁未及为黄宗羲撰写碑铭即去世，特嘱全祖望为之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在他看来，“先人既没，知黄氏之学者，吾子而已“^[11]。而全祖望也确实不负所托，他所撰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通篇即“以学术为脉络”，在缕述黄宗羲生平行迹大端大节的同时，“无不归于学术，若网在纲，有条不紊^[12]。黄千人在看到全祖望撰写的碑文后，也非常满意，认为“能尽其平生之志”^[13]，并请他再为其叔祖黄宗炎撰写基表。全祖望不仅在为黄宗羲撰写的碑文中大力表彰其学术，而且还在相关传文、记文、书序、跋语，以及函札、论帖等诸多篇章中，如《五岳游人穿中柱文》、《雨上证人书院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黄梨洲〈易学象数论〉书后》、《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等等^[14]，屡屡论及黄宗羲的学术渊源、思想主张、特色宗旨，以及发展传承，用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厘清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总结概括其学术成就的完整面貌。

以黄宗羲的史学为例。对史的重视以及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造诣，是黄宗羲学术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开启的清代浙东学派的最大特色。对此，其友朋弟子虽有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如康熙八年（1669），黄宗羲六十寿辰，其好友李邺嗣（原名李文胤）在祝寿之文中，极力称赞黄宗羲传承其师蕺山刘宗周学术之功，而于其史学仅提到一句，即在评论黄宗羲学术时，称其“上穷六经之源，下泛百氏之海，采二十一史之林，旁猎方技诸家之画”^[15]。而其身后，弟子邵廷采为之作传，虽然说到他“年二十二读二十一史，日限丹铅一本”，但在述及其学术主张时，却只言黄宗羲“谓学问必以六经根柢^[16]。其子为撰《行略》，也多叙述并强调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发挥和推阐，于其史学仅略及与清廷修《明史》相关者。全祖望则从其家学渊源、治学历程、学术主张、学术造诣等各方面，比较完备地展现了黄宗羲史学的全貌。如其父黄尊素辿明末宦官之祸被逮捕之时，谆谆嘱其读史，谓“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黄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史学基础。其后，他又发愤读书，兼治历算，经常与当时名流学者如何栋如、钱谦益、文震孟、方震孺等相互质疑问难，谈经议史，论学辨文。这些学者之间的交流，无疑促进了黄宗羲学术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沧桑变迁之后，黄宗羲痛感明末空疏学风给学术界带来的严重危害，尖锐批评“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17]，因而大声疾呼：“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18]显然，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以崇实黜虚为要务，以贯通经史为特色，最终归结于经世致用，对纠正明末空疏学风，改变明人讲学痼疾，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意义。而黄宗羲不仅极为重视并大力倡导史学，还身体力行，致力于明代史籍文献的编纂，即使迭遭丧乱，在颠沛流离、生死未卜的境遇中，仍携书自随，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有关明末清初史事的记载。对此，全祖望有如感同身受，极力予以表彰。在为黄宗羲撰写的碑文及相关篇章中，全祖望不仅逐一航理并列举其史学著述，如辑录《明史案》三百卷，著有《赣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四明山寨记》、《日本乞师记》、《舟山兴废》、《沙定洲纪乱》、《赐姓本末》^[19]、《海外恸哭记》、《汰存录》、《思旧录》、《从政录》等有关明末清初史事人物各书；而且还特别阐述了黄宗羲对当时官修《明史》的贡献和作用。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特开博学鸿儒科，网罗遗逸，荐拔人才。时任翰林院学院学士的叶方蔼欲举荐黄宗羲，黄宗羲坚辞不赴。次年，清廷重开明史馆，将考试取中的50名博学鸿儒授予翰林院官职，任命为明史纂修官，人馆编修《明史》。时任明史馆监修重任的内阁学士徐元文认为，黄宗羲“非能召使就试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与前大理评事兴化李公清同征，诏督抚以礼敦遣”。黄宗羲虽然仍以母老己病力辞，但因修史之事，关系重大，他自始至终都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同意官府抄录其有关史著送至史局以供参考，而且派遣其弟子万斯同、其子黄百家赴京参与史事，甚至还直接发表意见，审定史稿。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任臣之手，总裁千里贻书，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以示众，遂去之“。又于"死忠之籍，尤多确核。如奄难则丁乾学以牖死，甲申则陈纯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难则张捷、杨维垣以逃窜死，史局依之，资笔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凡此种种，黄宗羲虽未直接参与史局，但对《明史》的纂修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全祖望将其比之于汉代的刘向，他说：“盖自汉唐以来大儒，惟刘向著述强半登于班史，如《三统历》入《历志》，《鸿范传》入《五行志》，《七略》入《艺文志》，其所续《史记》散入诸传，《列女传》虽未录，亦为范史所祖述。而公于二千年后起而继之。”^[20]可以说，全祖望对黄宗羲史学渊源、思想、成就的记述和阐扬，不仅大大彰显了黄宗羲学术的特色，而且对清代浙东学派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重耍影响。其后继起的章学诚，就是以史学独树一帜，并以大力推阐浙东学术为己任，从而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三

对黄宗羲著述的搜集整理乃至续补编纂，是全祖望为保存浙东文献，发扬光大黄宗羲学术所做的重要工作。黄宗羲的学术博大精深，'一生著述宏富，囊括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旁及地理、方志、金石、目录、天算、乐律，范围广阔，卷帙浩繁。但由于其生前迭经丧乱，迁徙不定，许多著述未及整理，有的甚至未成完书；身后又遭水火之厄以及文字之忌，其著述多有散失、窜乱甚至损毁。因此，厘清黄宗羲著述的实在情形，整理其散乱遗稿，续补其未完之书，继承其未竟之志，就成为其子弟以及后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祖望以黄宗羲私淑弟子自任，凡“于前辈之负大节者，乐观其遗文，盖欲从其语言，以想见其生平风格”^[21]而对黄宗羲的著述诗文，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

其一，搜集、疏理黄宗羲遗著。黄宗羲去世后，其子黄百家为之作《行略》，首次著录黄宗羲遗著计四十六种；稍后其弟子邵廷采为之作传，所著录或提及的黄宗羲著述计四十种。这些出自其后人和及门弟子的著录，无疑是最早反映黄宗羲著述具体情况的可信依据。但二者的著录均不完全，诚如邵廷采所说，黄宗羲所著如《孟子师说》等“皆有成书，不下百种“^[22]，而二者的著录尚不及其半。并且，绝大多数著述都未记卷数，也未作专门分类。有鉴于此，全祖望对黄宗羲的各种著述，进一步作了搜集、清理、归类的工作，并著录于为其所撰碑文及相关篇章文字中。如经学方面，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投书随笔》一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一卷、《孟子师说》四卷以及《四书私说》诸种；历学方面，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假如》一卷、《回历假如》一卷，另有《气运算法》、《句股图说》、《开方算命》、《测圜要义》诸书。其他如史著、文集、杂著、文编、方志、谱录等，也无不——罗列，有的还予以简要说明。据当今学者统计，全祖望著录黄宗羲各类著述凡六十六种，其中四十种有卷数，合计八百九十四卷；其他二十六种则未录卷数。如果将其中分别著录的一些著述加以裁并，如把《宋儒学案》与《元儒学案》合为《宋元学案》，将《赣州失事记》等七篇归之于《行朝录》一书，那么，全祖望实际著录的黄宗羲著述总共为五十八种^[23]。可见，全祖望在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进而加以搜罗整理，不仅在著录的种类和数量上有较大增加，而且大多标明卷数，进而予以分类，甚至撮述其中重要著述的内容大旨，从而使黄宗羲著述的具体情形得以基本厘清，为后人再加搜罗、整理、编纂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整理编纂黄宗羲著述。黄宗羲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成果极为丰硕。据今人考证研究，其著述按不同性质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文选汇编类，共十九种，约一千卷；二是自撰专著类，共六十四种，约三百卷；三是自著诗文集类，共二十八种，七十余卷（若删除其中垂出者，约计四十余卷）。三者合计达一百一十种，一千三百余卷^[24]。如果不计黄宗羲主持编纂的宋、元、明人著作如《宋诗钞》、《明文案》等书，那么，黄宗羲自撰的各种著述包括专著、诗文集在内，数量为九十二种，约三百余卷。这些著述，有的曾于黄宗羲生前刊刻行世，大多数则仅为抄本，有的甚至是未完稿。其中，又尤以诗文集的情况最为复杂。

黄宗羲“博学能古文词，尤攻为诗”^[25]，自青少年时代外出交游，与一时名土、诗人、学者唱和吟咏、论诗作文以来，终其一生，始终未尝中辍，留下了大量诗文著述。据其自言：“余不学诗，然积数十年之久，亦近千篇。”^[26]而其文章数量，亦不少于五百篇^[27]。黄宗羲生前，曾将自己的诗文著述依据年代顺序，先后予以编纂。其中文集有《始学庵集》、《庚戌集》（诗文合集）、《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病榻集》诸种，诗集有《旧诗集》、《穷岛集》、《老柳集》、《杏殇集》、《金罍集》、《露车集》、《心断集》、《吴艇集》诸种。在将诗文著述各依年代先后结集的基础上，黄宗羲还多次应其门生弟子之请，手自删定，重加编纂，付梓刊刻。就文集而言，早在康熙十七年（1678），其高足郑梁首次发起刊刻其师文集事宜，因“先生之门多贫土，越二年，始有应者，乃相率而请诸先生。先生手选其所作十之二三，日《南雷文案》，授万子斯大为之校雠^[28]。此即黄宗羲文集的最早刻本，凡十一卷，刊于康熙十九年（1680）。其后，《吾悔集》四卷（又名《南雷续文案》）、《撰杖集》一卷（又名《南雷文案三刻》）、《蜀山集》又由其门人相继付梓。但黄宗羲晚年之后，对自己早年的作品多有不满意之处，认为“《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门人分刻，一时脱稿，未经持择”，故而再加删削，“钩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定名为“文定”。此即《南雷文定》，分《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附录》一卷，由其友人并私淑弟子靳治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刻。此后，黄宗羲又“手自抉择”，先后编定《南雷文定三集》三卷、《附录》一卷，《南雷文定四集》四卷、《附录》一卷，分别由门人戴曾、戴晟及杨开沅校刻。黄宗羲去世后，其子黄百家将其晚年所作的《病榻集》等文编为《南雷文定五集》三卷、《附录》一卷，后由其孙黄千人与沈廷芳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校刻。然而，尽管黄宗羲生前，早年有《南雷文案》先后四种之刻，晚年又有《南雷文定》先后四集之亥，但他对自己的作品仍不满意，“谓俱刻者为正，非尽可传，因自删之，存四卷目，日《文约》^[29]。其后，郑梁之子郑性据黄宗羲手定目录，于乾隆七年（1742）编刻成《南雷文约》四卷。而黄宗羲的文集，在各种刻本之外，还有钞本如《南雷杂著》、《南雷文钞》、《南雷集外文》诸种流传。至于黄宗羲的诗作，除早年所作《旧诗集》大多散佚外，其余各种，均经黄宗羲删削，陆续编入《南雷诗历》中：康熙三年（1664）初成一卷；二十四年（1685）扩充为三卷，并撰写《题辞》冠于卷首，交由门人施敬刊刻；二十九年（1690）之后在三卷本的基础上再加扩编，定为四卷，由门人戴曾、戴晟刊刻^[30]。此外，黄宗羲的部分诗作还有其门人万言的钞本流传。

由上可见，黄宗羲的诗文著述大体分文集和诗集两个系统编纂刊刻流传，而两者都存在诸多问题。就其文集而言，从《文案》到《文定》，再到《文约》，先后刊刻不下十次，版本多达十余种，各本所收，多有重见复出之处，如《天一阁藏书记》一文，先见于《南雷文案》，继收入《南雷文定》，后又收入《南雷文约》；有的同一文章，收入各本之时还多有删改，如《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前后凡四易稿，分别见于《文案》、《文定》、《文约》及钞本中；还有的版本甚至出现个别篇目窜乱的情形。再从其诗作来看，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收录不全，黄宗羲晚年的作品未能得到反映。因此，无论其文集，抑或其诗集，都十分有必要进行系统整理，重加编纂，使之进一步完善。有鉴于此，全祖望在整理、编纂黄宗羲诗文著述方面，竭尽所能，做了大量工作。

针对其文集版本众多，刊刻不一，收录或同或异的实际情形，全祖望大力搜求黄宗羲从早年至晚年的各种结集以及各种刻本，进行全面比勘，发现现有各种刻本，有的收录不全，有的则有所串乱。如较早刊刻的《南雷文案》等四种，未收录黄宗羲早年所作的《始学庵集》；其后刊刻的《南雷文定》四集，未收录黄宗羲晚年所作的《病榻集》。而黄宗羲晚年的作品中，甚至还“有以门生弟子之作，窃为先生代描、投赠、应酬之笔，以塞时人之清”的“冒列”情形，亟需严加审核，“重为别择”^[31]。全祖望遂据郑性家藏黄宗羲手稿，“——证定，皆以手迹为据”。对那些曾经黄宗羲本人多次修改的文稿；因"多与旧所行世之本不同”，全祖望还特别“以其晚年手迹为据”，阙者补之，误者正之，伪者去之。如此反复斟酌，正讹补遗，去伪存真，全祖望最终厘定黄宗羲文集四十四卷，定名为《南雷黄子大全集》。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付出的心血，全祖望本人非常自信，认为黄宗皎文集之“庐山真面目见矣。^[32]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部凝聚全祖望心血、学识和精力的《南雷黄子大全集》，却未能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文集而外，对黄宗羲的诗集，全祖望也做了卓有成效的补遗和重编工作。黄宗莪之诗，经其手自删定之后，先后由其门生分别刻成《南雷诗历》三卷本和四卷本。其中三卷本所收录诗作迄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卷本则在三卷本的基础上，将黄宗羲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的作品增编为第四卷。但二者都存在收录不全的问题。不仅因为它们刊刻时间的限制未能收入黄宗羲晚年的作品，而且其中还有将近两年的诗作，两本皆阙略未收。原来，黄宗羲生前，其诗文著述一般各自分别编纂刊行，但有一次例外。康熙十九年（1680），黄宗羲因母亲姚太夫人去世而痛悔自己不能尽情尽孝，遂将丧后所作诗文命名为《吾悔集》，由弟子万斯大于康熙二十一年刊刻。于是，康熙十九年和二十年的诗作，便因已见《吾悔集》而不再收入《诗历》。全祖望重编时，考虑到黄宗羲诗作的完整性，特别将这两年的二十余首作品，从《吾悔集》中辑出，按年代先后顺序，补入《南雷诗历》中。对黄宗羲晚年即康熙二十九年以后至其去世之前的诗作，全祖望更是不遗余力，多方搜求，或访之于其门生弟子，或直接抄自其遗存手稿，共得二十二首，增入其中。此外，全祖望还对黄宗羲诗作中一些游记诗和个人感伤之作略作删削，以集中突出其遗民气节；并在分卷方面重新作了调整，定为五卷。这部由全祖望厘定的《南雷诗历》五卷本，后由郑性之子郑大节刊刻一直流传至今，成为黄宗羲诗集中一个独具特色并且颇有价值的选本。

全祖望不仅整理编纂黄宗羲的诗集、文集，而且对其经学、史学等各个领域的专门著述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他为黄宗羲的史著《思旧录》作序，为《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行朝录》、《汰存录》有关经学、史学等专著，以及《明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等历书作跋，有的甚至一跋再跋。通过这些序文跋语，全祖望大力表彰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对其遗民气节、思想主张、学术成就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而当他得知“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遗书”的消息，甚至不顾自己大病初愈，立刻致函黄宗羲再传弟子万经，为刊刻《南雷全集》侃侃直言，出谋划策，认为“梨洲之集，陶汰不可不精，梨洲经、史诸书，网罗不可不备”，并主动请缨，要求与郑性、万承勋等人“共谋此举”^[33]。完全可以说，全祖望对黄宗羲著述的整理、编纂，为传承先贤文献，光大浙东学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三，续补黄宗羲未完著述。在黄宗羲的诸多著述文字中，学案体专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明儒学案》一书，以学术宗尚、师承渊源区分类聚，将有明一代学术流派分为十七学案，每一学案皆采用总论、传略、资料三者结合的编纂方式，系统反映某一学者、某一学派的学术风貌，全面论列各个学派的学说精义和源流分合，并由此而构成完备的明代学术史，展现出一代学术的渊源流变和整体面貌。自该书编成之后，立即风行学界，为当时众多学者传抄、刊刻并研习。而黄宗羲“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但终因年老体衰，”尚未成编而卒”^[34]。全祖望对黄宗羲的学术有着深入的了解，洞悉其学案体著作的价值，在他看来，若“以先生之撰述言之，《学案》、《文案》，如山如河”^[35]，而《明儒学案》尤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因此，全祖望义不容辞地承担了黄宗羲未完著述《宋元学案》的续补工作。

《宋元学案》原名《宋元儒学案》，是《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的合称。黄宗羲晚年广搜博采，发凡起例，主持编纂《宋元学案》一书，具体工作由其子黄百家负贲，参与其事者还有门生杨开沅、顾諟、张采诸人。但天不假年，仅成部分稿本而卒。黄百家继承其父未竟之志，继加编纂，但仍未能成编。当时，黄宗羲遗著及其藏书，以慈溪郑氏收藏最多。郑性遵其父郑梁遗命，大力搜集黄宗羲遗书遗著，并建二老阁，以纪念其先祖郑漆与黄宗羲的交谊。乾隆十年（1745）仲春，全祖望赴慈溪郑氏二老阁祭奠黄宗羲，郑性之子郑大节特属其续补黄氏父子未完著述《宋元学案》。全祖望慨然应允，并赋诗一首，表明心迹：“黄竹门墙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绵薪火，三迳劳君吩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灯讲学忆当年。宋元儒案多宗旨，肯令遗书叹失传。”^[37]自此而后，直至乾隆十九年（1754），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全祖望将主要的精力和兴趣用于整理编纂黄宗羲遗著，特别是《宋元学案》的续补工作。他广泛爬梳有关资料，尤致力于宋人、元人文集的搜求，在黄氏父子所成部分稿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疏理宋元时期学术思想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脉络，厘清各家流派的学术渊源、思想宗旨和师承授受，论列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及旁支别派，并选辑抄录有关文献资料。十年之间，无论家居讲学，抑或旅途舟次，均挟书自随，手不停笔，所成草稿，大多“蝇头细草，零星件系，几不可识别”^[38]。其用力之勒，用功之深，有诗为证：“关洛源流在，丛残细讨论。茫茫溯薪火，渺渺见精魂。世尽原伯鲁，吾惭褚少孙。补亡虽兀兀，谁与识天根？”^[39]

概括而言，全祖望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根据黄宗羲原定凡例及体例，为全书各个学案补撰《序录》，并编纂各个学案的传承世系表。宋元时期的学术，尤其是宋代学术，流派繁杂，宗旨互异，师承授受，纷然错出。学案体著述作为一代学术之史，必然要对其进行总结概括，提纲挈领，标宗别派，并揭示其学术源流，师承关系，乃至分支别派。但当年黄宗筵于此“仅标举数案，未尽发凡”，全祖望乃详加考订，厘为八十六学案、二党案、三略，共计九十一案，凡百卷。对每一学案，皆撰写《序录》一篇，简要概括该学案的内容特色、学术源流以及师承关系，并说明其立案宗旨。为使读者明了某一学案的师承授受和分支流派，还特于每一学案正文之前，专列一表，详列其世系传承。如果说，《序录》提纲挈领，总括其内容宗旨，那么，表则纵横交错，展示其师承授受。二者相辅相成，很好地起到了总括纲领，指示门径的作用。在撰写《序录》，编纂各表的同时，全祖望还花费极大的精力，续补《宋元学案》一书，使之终成全帙。据道光年间最终校刻《宋元学案》一书的王梓材、冯云濠所言，全祖望所做的续补大体有四种情形：一是修定，对黄宗羲原本进行增删；二是次定，对原本重分卷次；三是补定，在对原本重分卷次的基础上另定学案；四是补本，补充原本所无之学案。^[40]据统计，黄宗羲原本经全祖望修定者有三十二卷，次定者有六卷，补定者有二十九卷，三者合计为六十七卷；而原本所无系全祖望新增补者为三十三卷，计三十二案。^[41]可见，全祖望对《宋元学案》一书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对黄宗羲原本一一加以续修厘定，而且还新增三十二案三十三卷。尤为难得的是，全祖望特别重视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以及整体面貌，在他新增的各案中，既有记述理学先驱的，如高平、庐陵、古陵四先生，土刘诸儒，涑水等学案；也有疏理流派衍变的，如范吕诸儒、元城、华阳、景迂、兼山、震泽等学案；还有反映理学之外其他流派风貌的，如王安石新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蜀学以及李纯甫近禅之学各案；甚至还收录了两宋之际于学术兴衰至关重要的两次党案，即元祐党案和庆元党案。诚如全祖望自言：“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42]可以说，《宋元学案》一书得以继《明儒学案》之后勒成一书，并能全面反映宋元时期的学术渊源、流派衍变以及整体面貌，受到后世学者的认同和好评，全祖望确实功不可没。

四

踪迹黄宗羲生平行事，传承黄宗羲思想学术，是全祖望努力为之追寻的目标。全祖望大力表彰黄宗羲学行，对其思想学术赞扬有加，本人也以黄宗羲私淑弟子自任，努力仿效其行迹，传承其文献，光大其学术。

以史学为例。全祖望不仅大力发掘并表彰黄宗羲的史学，在学术上凸显以黄宗羲为开山的浙东学派独具的特色，而且身体力行，存亡继绝，为发扬光大浙东史学竭尽全力，做了许多工作。

其一，关注《明史》纂修。黄宗羲当年极为重视《明史》纂修问题，虽然不赴清廷征召，却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隆元年（1736），官修《明史》在几经修改之后进入最后定稿阶段，即将刊刻成书。当时全祖望方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他熟于明代史事，尤长于文献，尽管并未参与《明史》纂修，却当仁不让，先后为书六通，直接上达史馆，对明代史事、人物以及有关记载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遗民问题，全祖望认为，遗民与隐逸有别，当人忠义传。在他看来，所谓遗民者，抗节不仕新朝者也。尽管他们与死事殉难者在进退出处上有所区别，但其忠义之大节则并无不同。当“沧海扬尘，新王改步，独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泽之间，则西台之血，何必不与斐弘同碧，《唏发》、《白石》之吟，何必不与《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论世者之无见也。且士之报国，原自各有分限，未尝概以一死期之。……倘谓非杀身不可以言忠，则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惭德也。盖不知其人，当听其言。抗节不仕之徒，虽其忧谗畏讥，嗛嗛不敢自尽，而郁结凄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因此，全祖望主张仿万斯同辑《宋季忠义录》附人遗民之例，同样于《明史》忠义传附录遗民，将明清易代之际“一二吞声丧职之徒，纪甲子，哭庚申，表独行，吟老妇，如汪渢、徐枋辈”收录其中，借以“阐潜表微"。否则，"使苦心亮节，不得表见于班管，甚者如刘遗民、孙郃竟为史臣之所遗，是后死者之愧也”^[43]。其他如主张设立《属国表》、《土司表》；认为《艺文志》应综汇历代著述，不当只著录有明一代之书等等，全祖望都毫不隐讳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这些看法并未能得到采纳，但它无疑反映了全祖望对明代史事的重视以及强调求实求真的治史粘神。

其二，致力于学术史编篡。黄宗羲之学，远绍王守仁，近承刘宗周，本属心学派别。但在经历了明清之际“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社会巨变之后，其思想学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越出心学的藩篱，独具深沉博大的气象，而且对有明一代的学术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二氏之学，朱、程辟之未必廓如，而明儒入其中，轩豁呈露，盛家倒仓之法也。诸先生不肯以矇（目董）精神冒人槽柏，虽或浅深详略之不同，要不可谓无见于道也。”黄宗羲因此而“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撮其大要，以著于篇，听学者从而自择”^[44]。此即《明儒学案》一书。在厘清有明一代学术的渊源流变之后，黄宗羲又进而上溯宋元时期，续篡《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惜未成编而卒。全祖望继承黄宗羲未竞遗志，倾全力于《宋元学案》的续补工作，使之终成全帙。后人论其著述之功“莫专于修补《宋元学案》^[45]，诚非虚语。可以说，《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后先辉映，不仅展现出宋元明各个时代学术发展的全貌，而且疏理出六七百年间学术变化的脉络。全祖望之于黄宗羲，只此心香一瓣，便足以载诸史册，泽被后世。

其三，发掘表彰易代之际史事人物。黄宗羲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巨变，也亲身参与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他对那些视死如归的仁人志土，坚持民族气节的“亡国遗民”，始终抱有深深的敬意，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46]，尽管他们“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甚而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其“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己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贤指为血路也”。其于“险阻艰难，百挫千折”中所体现的忠肝义胆和高尚节操，惊天地而泣鬼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47]。何况"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自有宇宙，只此忠义之心，维持不坠”^[48]。因此，黄宗羲多方表彰“亡国之人物”，不遗余力地为之树碑立传。全祖望曾说：“公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彰尤力”^[49]。而在这方面，全祖望可谓与黄宗羲一脉相承，声气相通。他生活的雨上，自南宋以来，就是“忠义之邦”和学术之乡，明清之际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因此，“明季遗民之盛，莫如甬上”^[50]，忠义之土，多出其间。全祖望从小浸润其中，深受影响，很早就仰慕其乡先贤，留心乡邦文献。特别是乾隆二年（1737）辞官归乡之后，全祖望更是以发掘和表彰明末清初志士仁人的生平事迹和忠义大节为己任，在他看来，“非予表而出之，其谁更表而出之！“^[51]因此，他全力以赴，多方搜求，努力发掘其乡先贤及江南地区志土仁人生平行迹，大量撰写墓志、传记、碑铭，阐幽发微，唯恐不及。据统计，全祖望《鳍埼亭集》38卷，其中墓志碑铭19卷，传状4卷；《鳍埼亭集·外编》50卷，其中墓志碑铭5卷，传状4卷；前后合计为墓志碑铭24卷，传状8卷，总共32卷^[52]，占其文集全部88卷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这多达32卷的篇幅中，全祖望总共撰写了210篇传记碑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记载明清之际人物及相关史事的碑传文字。如孙嘉绩、钱肃乐、张煌言、张肯堂、沈廷扬、王翊、张名振、董志宁、王瓒爵、王江等诸多仁人志士，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黄宗炎、陆世仪、万斯同、刘献廷等著名学者，无不囊括其中。而全祖望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不仅极为重视厘清其生平行迹，阐扬其忠义大节，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字里行间多凛然正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可以说，在发掘表彰易代之际史事人物方面，全祖望既与黄宗羲一脉相承，又青出于蓝。如黄宗羲曾为原明兵部尚书张煌言撰写墓志铭^[53]，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但因所据资料有限，不免“大段疏，漏”，不少重要史实未能记载，甚至将其官职兵部尚书误为兵部侍郎。

因此，当全祖望应万经之请，为张煌言“别撰碑文一首”时，他明确表示：“某文岂敢续黄先生之后，然考证遗事，所不敢辞。”^[54]正是在这篇精心撰写的碑铭中，全祖望不仅——详载其出生人死、艰苦卓绝的抗清史事，而且满怀深情和敬意地表示：“天柱不可一木撑，地维不可一丝擎。岂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诚。亦复支吾十九龄，啼鹃带血归南屏。”同时还充满自信地说：“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55]诚如其自言，全祖望的人物传记确实起到了补史、证史的作用，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四，重视文献搜求。黄宗羲针对明末以来学术界“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极力强调读书，倡导实学，主张经世致用。由此出发，他尤为重视文献典籍的搜求。早在青年时期，黄宗羲遵父嘱致力于读史，并“归宿于诸经”的同时，使“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不仅”尽发家藏书读之“，而且“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直至晚年，黄宗羲“益好聚书，所钞自邺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然尝戒学者曰「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56]可以说，读书、搜书、钞书和聚书，既是黄宗羲用以纠正明末空疏学风的重要举措，也是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对此，全祖望有着非常清楚的了解和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详细记载了黄宗羲一生重视搜求文献典籍的感人史事，而且高度评价了黄宗羲建立于读书、藏书基础上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他说：“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疏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贻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自先生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故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试历观先生之《学案》、经说、史录、《文海》，唯阳汤文正公以为‘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良自不诬。”在全祖望看来，“古人记藏书者，不过以蓄书不读为戒。而先生之语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是则藏书之至教也”^[57]。因此，全祖望在继承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努力效仿黄宗羲，致力于读书、钞书和藏书，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予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营，其穿穴颠倒而不厌者，不过故纸陈函而已。年来陆走软尘，水浮断梗，故园积书之岩，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篷窗驿肆，不能一日无此君。家书五万卷中，常捆载二万卷，以为芒屩油衣之伴。”足见全祖望对陈编故籍有着特殊的爱好，即便旅途舟次、鞍马劳顿，亦不可不与书相伴，往往捆载随行，以至“舟车过关口，税司诸吏来胠箧者如虎，一见索然，相与置之而去”^[58]。不仅如此，全祖望读书、钞书，还多有新的发现和创获。《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初年编纂的一部大类书，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工技、农艺、医学等，多达七八千种，其中不少是元代以前的珍本秘籍。全祖望深知该书的文献价值，他于乾隆元年（1736）考中进士后，当即利用进入庶常馆的便利条件，与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绂一同借抄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专门“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每日夜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59]，计所抄有高元之《春秋义宗》、王安石《周礼新义》、曹粹中《诗说》、刘敞《公是先生文钞》、唐仲友《文钞》、史诰《尚书·周礼.论语解》、袁燮、袁甫《二袁先生文钞》以及《永乐宁波府志》等书^[60]。尽管此次抄录活动不久即因全祖望的辞官而告结束，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仅发掘出一批唐、宋、明时期的珍本秘籍，而且开启了清代利用《永乐大典》的先例。宁波范氏天一阁是江浙地区的藏书重镇，自明代以来便久负盛名，’但其藏书规制严格，对外人尤多限制。清代初年，黄宗羲以其学术重望，破例得以登阁观书，因“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皆不在此列”^[61]。其后，范氏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而加以补充，撰成《天一阁书目》，黄宗羲又为之撰《藏书记》。全祖望效法黄宗羲，归乡之后，也经常前往天一阁读书钞书。他发现其中“独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尝发视，询之，乃碑也”，因其湮没已久，蛛网尘封，拓本散乱，人多不知，《天一阁书目》亦未著录。全祖望乃逐一“检阅款识”，“清而出之”^[62]，并撰写《碑目》一卷，附于原《天-阁书目》之后。

在致力于读书、钞书的同时，全祖望还继承黄宗羲读书、藏书深戒玩物丧志而志在明心致用的主张，特别强调文献传承和风俗人心。在他看来，“近者吾乡后学，茫然于桑梓典型之望”，对前贤时哲，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诸多志土仁人，多“不知其经学、史学之博大，至于故国大节，足以丽日星而降霆电者，则几无一人能言之”^[63]。而“沧桑抢挖，文献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传者，何况著述^[64]。有鉴于此，全祖望数十年如一日，以搜讨“故国遗音”，传承乡邦文献为己任，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他曾苦苦搜求“我明甬上诸遗民”如董守谕、王玉书、林时跃、毛聚奎、高宇泰、宗谊、范兆芝、陆宇燝、董剑锣以及号称“三李”的李文纯、李文瓒、李文胤（后改名李邺嗣）等人的遗文著述，坚信“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于太虚，而栖泊于虞渊咸池之间”，赖其述作而得以表见一二，决不可“听其消磨腐灭”^[65]，因广搜博采，辑录其乡先贤散佚诗作，编成《续甬上耆旧诗》一百二十卷。他也曾孜孜矻矻，为易代之际的仁人志士整理编纂、审核校定其诗文著述，诸如钱肃乐的《钱忠介公全集》、张煌言的《张尚书集》、林时跃的《朋鹤草堂集》、李文瓒的《磬樵先生集》、姜垓的《姜贞文先生集》、周齐曾的《囊云集》、陆符的《环堵集》、周容的《春酒堂文集》等等，并坚持认为：“其以日星河岳之书，而听其浮沉湮没，至与草木俱腐，则后死者之咎也。^[66]他还以墓志碑文及序跋等形式，如实记述明清易代之际诸多志士仁人的事迹，借此保存文献史料，表彰忠义大节，总结历史经验，激励世风人心。凡此种种，都足以表明，全祖望在推阐黄宗羲史学、传承浙东学术、保存乡邦文献方面，确实不遗余力，贡献尤多。当时学人士子皆以“东南文献之寄"推之^[67]，诚非虚语。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全祖望在表彰黄宗羲其人，传承黄宗羲之学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缺失和短处。他在回答诸生询问的有关黄宗羲学术的问题时，就曾一方面高度评价其学博大精深，“兼通九流百家”，推崇其人“自是魁俑”，认为以其学其人言之，“有明三百年无此人，非夸诞也”；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其门户之见和文人习气，认为“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无我之学。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时时流露。然其实为德性心术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问之，亦必不以吾言为谬。”^[68]他在整理编纂黄宗羲诗文著述时，也曾指出“其间玉石并出，真赝杂糅”，特别是“黄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则渐近崦嵫，粘力不如壮时；一则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因而主张“严为陶汰”，以免“择焉不精之叹”^[69]。他如对当时学者评价很高的《明儒学案》勇于提出商榷和补正的意见，对黄宗羲碑版传记文中有关史事、人物记载的讹误和疏略，也多所指摘，诸如此类，都反映了全祖望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客观求实的学问精神。当然，全祖望并未能完全摆脱门户之见的影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免有回护黄宗羲之处，如黄宗羲与吕留良的关系，两人由早年的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到后来的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乃至恶语相向，全祖望将其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二人合资购买祁氏淡生堂藏书而引发的纠纷，并对吕留良多有指责，而对黄宗羲多所回护。^[70]但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全祖望为表彰和传承黄宗羲学行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以学问、气节、文章冠绝江南，当时即与北方的孙奇逢以及陕西的李颙一并被推为三大儒，其从学弟子众多，而尤以雨上证人书院为最。诚如全祖望所言，“先生（黄宗羲）讲学遍于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乡。尝历数高第，以为陈奎献（赤衷）、万充宗（斯大）、陈同亮（自舜）之经术，王文三（之坪）、万公择（斯选）之名理，张旦复（汝翼）、董吴仲（允璘）之躬行，万季野（斯同）之史学，与高州（郑梁）之文章，惓惓不置。^[71]可谓盛极一时，但随着证人书院各高足弟子的谢世，“蕺山证人之绪，不可复振"其再传弟子如郑梁之子郑性、万斯大之子万经、万言之子万承勋、李邺嗣之子李暾，以及陈锡嘏之子陈汝登等人，虽极力振其坠绪，然终因自身造诣有限，影响都不大。自全祖望崛起于甬上，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存亡继绝，不遗余力，局面由此为之一变，黄宗羲之学得以复彰，浙东学术得以再盛。其后章学诚继之而起，进一步把浙东学术推向高峰，并为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就此而言，全祖望的承上启下之功，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并予以大书特书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原载黄宗羲：〈南磊文定五集·附录》.收人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黄炳庭：〈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叙＞，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

[3]原载黄宗羲：（南磊文定·五集》附录，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

[4]原载黄宗羲：《南磊集》，收人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册。

[5]见邵廷采：〈思堂文集》卷三，祝鸿杰校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所引全祖望《鲒埼亭集》，除特别注明外均据此本）。

[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一，《五岳游人穿中柱文》。

[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9]参见阮元：《畴人传》卷三六，《黄梨洲先生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三，《黄宗羲》；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七，《黄梨洲先生小略》；李聿求：《鲁之春秋》卷十，《黄宗羲传》（以上各篇除李元度《黄梨洲先生事略》外，均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

[10]参见黄炳星：《黄梨洲先生年谱》；黄嗣艾：《南雷学案》。二者一并收入《黄宗羲全集》第12册。

[1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述郑性之语。

[1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后附杨凤苞评语。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三，《鹧鸪先生神道表》。

[14]笔者按：上述各篇分别见全祖望：《0吉埼亭集》卷二一、三一，《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二七、四四。

[15]李邺嗣：《杲堂文钞》卷三，《黄先生六十序》（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

[16]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笫12册）。

[1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18]全祖望：《站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再上证人书院记》。

[19]按：《赣州失小记》、《绍武争立记》、《四明山寨记》、《日本乞师记》、《舟山兴废》、《沙定洲纪乱》、《赐姓本末》各书后与黄宗羲其他相关著述合为《行朝录》一书。参见黄炳后：《黄梨洲先生年谱》顺治六年条案语；又今人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二）一文（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2册）亦足资参考。

[20]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一，《姜贞文先生集序》。(www.daowen.com)

[22]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

[23]参见吴光：《梨洲遗著总数考》，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2册。

[24]同上。

[25]艾南英：《旧诗序》，原载黄宗羲：《南街集》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装全集》第11册。

[26]黄宗羲：《南雷诗历·题辞》，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本，第口册。

[27]参见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六力，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碳全集》第11册。

[28]郑梁：《南雷文案序》，原载黄宗羲：《南缶集》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绢：《黄宗羲全集》第11册。

[29]郑性：《南雷文约序》，原载黄宗羲：《南田文约》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1册。

[30]参见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六）》，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柒》第11册。

[31]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考旧诗》卷三八，《证人讲社三黄之一·寓公双瀑院长黄宗羲》，方祖猷、魏得良等点校本，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3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五，《南田黄子大全集序》。

[3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

[34]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3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一，《梨洲先生思旧录序》。

[3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37]全祖望：《酷埼亭集·诗集》卷四，《仲春仲丁之半浦陪祭梨洲先生》，《四部丛刊》本。笔者按：朱铸禹汇校集注本该诗题中“丰沛”作“鹳浦”，句中“千秋”作“千金”，似误。

[38]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考略》，载《宋元学案》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

[39]全祖望：《鲒埼亭集·诗集》卷五，《舟中编次南田宋儡学案序目》。

[40]参见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载《宋元学案》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

[41]笔者按：文中数字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排印本《宋元学案》卷首目录括注，并核对正文各卷具体标示情形加以统计得出。其中凡有卷首目录括注与正文标示互异者，以正文标示为准。另，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6册所收《宋元学案》，其总目录与分册目录以及正文三者之间，所标示之“修定”、“补定”和”补本“诸种情形多有互异之处。何以如此，情况不详。

[4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

[4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二，《移明史馆帖子五》。

[44]黄宗羲：《明儒学案序（改本）》，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79页。

[45]王梓材：《校刊宋元学案条例》，载《宋元学案》卷首，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

[46]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

[47]黄宗羲：《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

[48]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

[49]全祖望：《鳍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50]全祖望辑选：《续甬上寄旧诗》卷二十，《东林四先生之一·董户部守谕》。

[51]全祖望：《鳍埼亭集》卷十六，《提督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神道碑铭》。

[52]笔者按：关于全祖望《鲒埼亭集》中落志碑传的卷数，黄云眉统计其中《文集》墓志17卷，传状4卷；《外绢》基志5卷，传状4卷，二者合计共30卷（参见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前言》，齐鲁书社1982年版）。实际上，《文集》墓志为19卷，二者合计总数为32卷。

[53]笔者按：此即《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

[54]全祖望：《皓埼亭集》卷九，《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土鄞张公神道碑铭》文后附《寄万编修九沙札》。

[5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九，《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

[5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57]全相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二老阁藏书记》。

[58]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春明行箧当书记》。

[59]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

[60]参见董秉纯：《全氏年谱》，乾隆元年条；收入朱铸禹汇校柒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首。

[61]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收入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

[6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天一阁碑目记》。

[6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五，《磬樵先生集序》。

[6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

[6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五，《杲堂诗文续钞序》。

[6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与卢玉溪请借钞续表忠记书》。

[6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二，《范冲一穿中柱文》引范鹏语。

[68]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答诸生问南留学术帖子》。

[69]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

[70]笔者按：关于黄宗羲与吕留良的关系及其与之相关的购书纠纷，前贤时哲已有辨析，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黄梨洲》（中华书局1986年重印本）；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第七，《吕留良与浙西学术》（中华书局1992年版）。

[7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二老阁藏书记》。

[72]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八，《万贞文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