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珠^[1]

历经明末动乱，清初相对呈现安定，在清廷的强势统治下，此时无论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各方面都已逐渐收编，儒者便有缅怀故国的情怀，也只能发为学术反思、儒学改革了。譬如咎理学以亡国大罪顾炎武（1613—1682）撰为《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日“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2]黄宗羲（1610—1695）也撰为《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责“明人讲学，袭语录之槽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3]另外，清廷一方面采密布文网、阻止土人非议朝政的文化高压，一方面又大规模纂修丛书、类书等，以实现“以道统为治统后盾”的“崇儒重道”基本国策下。^[4]部分儒者也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例如黄宗羲虽自任以一代文献却拒绝受命《明史》馆，仅由弟子万斯同衔师命而出，以布衣修《明史》；而也有自放山林，隐避如王夫之（1619—1692）者。要之，对于已经铺天盖地、稳如泰山的清政权，儒者只能望而兴叹，徒发遗民悲慨了。

不过尽管政权上无力对抗，苦心积思以保全文化的努力却未尝稍懈。黄宗羲出身浙东余姚，浙东地区在明覆亡以后的南明政权一线之传中，敢于拔虎须、批逆鳞，追随南明小朝廷对清廷所采取的军事对抗，为正史外惊泣鬼神之一章。然而面对如此的卧榻之上竟有他人扰梦，包括拒命抗清与南明书写，清廷都格外愤怒且必要消灭之。不过曾经亲随鲁王从亡海上，又曾经结寨浙江四明山扶明灭清的黄宗羲并没有因此却步，反之，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梨洲一部部征存文献、表章忠烈，转向保存明文化的著作相继出现了—《南雷文定》、《明夷待访录》以外，《明文案》、《明文海》、《南雷文约》、《西台恸哭记》、《隆武纪年》、《鲁纪年》、《永历纪年》……皆寓一代文献，于其中《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尤其有功于宋明学术史。如此自任以国史的气节情操，震撼了生晚梨洲近百年的同乡后劲全祖望（号谢山，1705—1755）。他虽然来不及参与那个大时代，文化事业却是永不言迟的。也因此虽然由于时代隔阂，搜罗数据的困难度更以倍计，谢山却坚定地踏着梨洲曾经走过的足迹——梨洲尝悲"二十年来，乘桴之事，若灭若没；停笔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谢山也叹“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谁更表而出之？”^[5]同样地都以奋不顾身的南明书写来征存文献。全祖望不但撰成保存桑海遗闻、发明幽隐的《鳍埼亭集》，又续成梨洲所致力而未及完成的《宋元学案》。

梨洲、南雷，皆四明山峰也，梨洲以南雷名其集。谢山、鳍埼，亦皆浙江山名，鲒埼山下有鳍埼亭，^[6]谢山也以名其集，则彼盘旋郁结胸中的乡土深情已不言可喻；而南明书写，更是必须以豁出生命、无视于刀锯鼎钺的勇气始能承担的史学纂述。谢山生在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时当清帝国承平之世暨文化宰制之最高峰，庄廷鑨明史狱、戴名世文集狱、查嗣廷试题狱、陆生柟论史狱、谢济世著书案……层出不穷；而对于当年曾经激烈抗清的浙江地区，清廷更怒斥为风俗浇滴、人怀不逞，一度停止其会试，钳制尤胜各方。那么在此“偶表前朝，辄罹杀身之殃”的严密网罗下，全祖望究竟如何展现其不徇流俗、表彰气节的史学精神？亦本文之所欲表述，由黄宗羲开山领导，万斯同（1638—1702）、全祖望、章学诚（1738—1801）、邵晋涵（1743—1796）等人继之于后的浙东史学特色。

1988年，笔者尝撰就《全祖望之史学研究》以为硕士论文，其中关于全祖望与《鳍埼亭集》、清初之史学背景与史学研究等，均有比较全面之论述；斯文之作，则撷取几历二十年而仍萦绕在胸的、全祖望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史学特色以为专论。所论为何？日：全祖望深情的浙东意识；《鲒埼亭集》忠义存心、表彰气节的书写及意识结构；浙东史学独立于考据时风外的崇文献、重当代、贵专家精神；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所展现的学术史视野以及他对学术史所别具的识见，也即主要着眼于全祖望独立不群、特立于时风的史学精神。

《鳍埼亭集》主要记鲁王监国于舟山，以弹丸小岛，系残明一绪之事。其书特详于浙东一带死事悲壮的惨烈抗清过程，读之令人动容泪下。清廷之于浙东，殆亦可谓深恶痛绝矣！虽然东南半壁如浙、闽、粤、桂、滇……各地皆有抗清义旅，但都不及浙东地区来得骈聚集中——自杭州经绍兴、余姚到鄞县，以及绵亘八百里山寨鳞次的四明山、从钱塘江到天目山枵腹枕戈的百余民寨等，到处都树反清之旗帜，义旗林立。且其军队纪律严明，屯田而耕，自给自足，不扰民，不横征于民。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峰，民心亦皆向之，讼事诣之，岁赋纳之，耳目消息至之。无怪乎清廷于全国底定后，愤以“人心大逆”停止浙江春秋贡土，并设观风整俗吏以训之，^[7]又尝假借江南奏销案名目，牵连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几无幸免。关于浙东死事之壮烈，试举《鲒埼亭集》一例，已足见当日骇神夺目之悲壮淋漓于一斑，《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土华亭张公神道碑铭》日：

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州，大傅阁部留守华亭张公，闽门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谓雪交亭下，见遗骸二十有七，有悬梁间者；亦有绝环而坠者。其中珥貂束带佩王者，则公也。庞下亦有冠服俨然者，则公之门下仪部吴江苏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则诸部将也；亦有浮尸水面者。大兵为之惊愕却步，叹息迁延而退，命扃其门。^[8]

明亡，梨洲师事的蕺山（刘宗周，1578—1645）绝粒殉国，九死濒亡的梨洲则在认清孤臣无力回天事实后，体会到政治途径以外另一条更有力的文化途径，日“乾坤未毁，所赖吾党清议犹有存者。……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发白日乎？”^[9]出身浙江鄞县的全祖望，对于乡先贤这样追随南明小朝廷、死生以之的精神，是深感骄傲的。他认为“惟忠与孝，历百世而不可泯”。“忠孝者，天地之元气旁魄而不朽者也。”故《鲒埼亭集》屡屡述及“桑海之际，吾乡号称节义之区”。“吾乡当改步之时，足称忠义之区。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傀于古之逸民。”“昔日夷齐以饿死，今日夷齐以饱死。只有吾乡夷齐犹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10]拳拳之情，溢于言表！是故对于桑梓故里这样“与有荣焉”的累唏长叹、深情不可自拔，也就是构成全祖望撰作《鲒埼亭集》的潜藏心理、深层结构。他曾与同人定约，每岁要“殷勤鸡泰展微忱”，以为领导南明烈士抗清的故兵部尚书张煌言设祭（其女为谢山族母）。^[11]故谢山自述著作缘由，谓其所拳拳服膺而不能坐视的，就是故乡先贤之共弘碧血遭到后世长埋，他屡次述及：

呜呼！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征文征献，将于何所？此子之所以累唏长叹而不能自己也。

呜呼！乙酉而后，吾浙东诸公，盖亦厓山三丞相之流。

……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献.，日不足征，而都督家门已绝，笑可搜索，恐遂无知者，聊据所闻而述之，使因国之史有参考焉。

忠臣义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较其浅深者此也。百年以来，遗事凋残，公魂耿耿，谅犹在丹山赤水之间，而荒城埋骨之区，荚有知者，是后死者之贡也。^[12]

谢山深惧由于忌讳沉沦致使潜德不彰，他认为人代累更，志乘脱落，征文征献渐以无稽，是掌故之羞也，因此立意搜讨山海遗事，网罗旧闻，以补缴旧史。故定海北郊坟起垒垒的殉难臣民万八千余，以及梨洲、谢山等人之南明书写，亦屡受到史学家标榜为历史真精神之所寄，如近世史学者杜维运便据此以论“历史决不能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天地的元气，历史的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间。^[13]而除了寻访旧事以供国史取裁，并慰乘桴蹈海者之英灵以外；谢山还积极访求遗文，日“予于前辈之负大节者，乐观其遗文，盖欲从其语言以想见其生平风格”^[14]。他尝赋诗叹息“诸公之作竟沉埋，长虹不克振死灰”。又自述“我尝求之二十年，魂祈梦祝有无间”、“祇愁閟箧泯前闻”的“痴心长缱绻”。他甚至曾因访求遗文不获，有感于“洛社省耆英多聚散，浦江人物几兴衰”，归途上深觉“十里西风动八哀”^[15]。因此，热烈澎湃的浙东意识，就是构成全祖望网罗浙东遗轶、表彰浙东忠烈、征存浙东文献，也即《鲒埼亭集》全书主旨之深层心理与情感结构。

《鲒埼亭集》尝借言《岁寒集》：“国有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国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则商不亡，汉亡而《出师》之表不亡，则汉不亡；宋亡而《正气》丹心之什不亡，则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而读之者应为张目。”^[16]以论新王改步之际，板荡识忠贞，国以一人存者——譬诸浙东义旅足与日月争辉之大节、忠肝义胆之奇行，即皆天地元气所以不朽者也。然而载籍阙略，所见乎史者，唯大兵南下，所向皆披靡。谢山痛夫岂果无撑拒大局者乎？岂遂无人物？果无见危授命、志图恢复，如诸军之从亡海上、风帆浪楫者乎？日：此盖由于“《明史》开局以来，忌讳沈沦^[17]导致潜德不彰者所在多有，故谢山日”乙酉而后，吾浙东诸公，盖亦厓山三丞相之流”也。虽然万斯同亦浙东名家，布衣参史局而义不食清禄，但是《明史》毕竟官修，又有王鸿绪（1645—1723）、张廷玉（1672—1755）等人总任其事，改窜其文，故谢山终难免有如下之叹：他说“《明史》所作公传，皆本行状，而乙酉以后起兵之事甚略，盖有所讳而不敢言"。又说“桑海之际，吾乡以书生见者，最多奇节，如所云六狂生、五君子、三义士，皆布衣也，当时多以嫌讳弗敢传。"^[18]因此，《鲒埼亭集》就是谢山庶几史实不至消磨于鼠牙鱼腹之中、《采薇》之音得不为忌讳所湮没，亦其所自任“以补史阙”之凭借也。

谢山叹“古今贤愚，总随大化以俱尽！”唯有“殉国之大节，闵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终于不朽！”他曾转述南明义师在城陷殉节前所描述的守城惨状，日"吾兵犹利，足以一战；但枵腹枕戈，势焉能久？城中望援，以刻为岁。南向望草飞尘起，谓此援兵来也。闻风声鹤唳，谓此援兵来也。如此又有日矣！而卒寂然。吾唯以一死待之而已！^[19]悲夫！揆诸当时，天下已定，海隅穷山，负隅之抗，非果有恢复之望；天柱不可一木撑，地维不可一丝擎，岂不知不可？亦聊抒其丹诚而已！清廷仅以四十日即攻破北京，却费时四十年始消灭南明义旅；^[20]然而如此奇节卓行，后世却未能言之。因此空山投骨、重泉相随的先烈昭昭耿耿之心，也就是全祖望所欲汲汲表彰者也。实斋尝日“《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21]若谢山般凛然直书的史笔及史学精神，也即梁启超（1873—1929）《新史学》所论“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22]因此梁启超一生中所最爱读的古今人文集，就是《鳍埼亭集》。^[23]

谢山有云“理义以为雨露，名节以为风霜。”^[24]——忠义气节就是全祖望对于历史人物的判准，亦其撰史所自我秉持的理念与态度。《鱼吉埼亭集》就是以发扬史学之鉴戒作用和经世教化为其书写及意识结构，凡所立碑铭、传、表、记等，皆忠臣义土、奇行负大节者。欧阳修（1007—1072）曾以五代少全节之土为叹，并谓由于“白马清流”之祸导致士气丧而人心坏；^[25]谢山则以为“是时天下崩裂，文献脱落，盖亦或有其人，而世竟泯然未之知者。如皆不愧为唐之贞土，而史臣失载。”^[26]是以谢山之所深惧，就是大节大义却以嫌讳故弗敢传，听其消磨腐灭，世莫之知者。王应麟（1223—1296）曾以班固（32—92）不叙杀身成仁之美，欲补撰西汉节义传未果，仅发其略于《困学纪闻》；何焯（1661 —1722）笺《困学纪闻》则日“史臣表节义亦不在立传与否？”故谢山讥以“颇为班史佞臣！”论日“果尔，则史臣所当立传者，是何等人也？”^[27]因此对于瞥如鄞县王节愍公之死于甲申闯贼，清廷以为忠而恤之；其子驾部以死于丙戌抗清故，遂以为逆而弃之，世亦多讳不敢言，谢山则亟言其非。谢山以为节愍父子再世死国，世所稀也，故为极力发明沉屈，勿使文网忌讳掩其大德。其日：

夫死忠一也。……驾部必不负故国，而后不负其父，必不负其父，而后不负圣朝。……伏念圣朝之修《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录，则驾部固应登于节愍附传。

他甚至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作为掩护，委婉进言：

夫所以加恩于异代死节之臣者，以教忠耳！周之顽民，皆商之义士也。……易地以观，其揆一矣！死者可生，生者可愧！^[28]

于时，戴名世（1653—1713）以《南山集》多述南明史且语多悖逆，"法至寸磔，族皆弃世”^[29]。谢山此为则亦可谓冒死进言矣！缘于官修《明史》对死丙戌后之抗清者皆不登录，故谢山秉史家严正态度，为争史学正义，有时虽刀锯在前、斧钺在后，亦有所不顾也。

因此，《鳍埼亭集》中谢山极严于忠奸之辨，尝谓“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长留天地间”。他复发挥《春秋》以惧乱臣贼子的精神，“诛奸谀于既死”，并且自述“予之详录而不讳也，殆以为百世之戒。虽或触孝子慈孙之恨，而不恤也”。要之，务使“天下为父兄者，弗为败行，以贻子孙之戚”^[30]书中列叙二文，可参较以见谢山发幽阐微、鉴今戒后之史学理念。他叙写甬句一带的节义之士，桑海波沉、家门荡尽，然其子弟仍坚守先人气节，忠义家风，不求荣显，日：

三句九食，十年一冠，故国公相家之子弟，岂敢望绣衣肉食？而零丁寒饿，出门辄碍，不得不委死于生俗之中，寓清于浊，寓醒于醉。皇天后土，可以谅其艰贞之志！

反之，当易姓间不能仗节的臣子，其后世子孙就只能神色黯然、自惭形秽，“绝口不敢白其家门之事，而但力为君子以盖之，是则可悲也已”了。载日：

丙戌而后，吾乡所最不齿者，无如故太仆口口，其反复无行，构杀故国忠义之士无算。……有四孙，目口口，皆善读书，闻其大父之事，.黯然神伤。自是遇故国忠义子弟，则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31]

不过谢山也非昧于现实、徒务名教标榜，他并未概以一死或穷饿终老期之遗民。其时戴震（1723—1777）亦曾公开批判理学名教；“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是以“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32]故谢山认为临难而能励死节者，固岁寒之松柏也；然亦有未尝受命，未尝与谋军国之事者，辄未必期以一死。则彼抗节不仕之遗民，“独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泽之闲，则西台之血，何必不与苌弘同碧？晞发白石之吟，何必不与《采薇》同哀？”是故“倘谓非杀身不可以言忠，则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惭德也。”^[33]其论曰：

布衣报国，自有分限，但当就其出处之大者论之，必谓当穷饿而死，不交一人，则持论太过，天下无完节矣。^[34]何况，事有非人力所能及之者，未必皆要挥鲁阳之戈，以返西崎之日，以相从于濡首没顶。因此谢山又据《岁寒集》吴锺峦之言以论：

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复，环堵之中，不污异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复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终非其臣也。^[35]

故当此之时，“见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其能抗志高蹈、苦心亮节，以较偷生事仇、奉身鼠窜、高爵厚禄者，已为公忠直亮矣！因此谢山曾经移书以致《明史》馆，力言“若概以忠义之例言之，则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并主张“忠义列传，宜列抗节不仕者于后^[36]。其不徇流俗之胆识、史裁，可见一斑也。

戴名世论史尝日：“夫史者，所以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潘未（1646—1708），其兄潘柽章（1628— 1662）也以纂史死，但他仍不改史家正义，说“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者，其权至重。^[37]那么浙东史学家若此履虎尾而不顾的精神，亦可谓史家气节之具体实现了。浙东史论家章学诚尝论日：“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迭架为哉！”“夫立言于不朽之三，苟大义不在君父，推阐不为世教，则虽斐如贝锦，绚若朝霞，亦何取乎？“^[38]谢山除躬行实践夕卜，也论曰：“所贵乎圣贤者，植天经、扶地义。“其过泽山书院尝有感而发，曰「颜何人哉？希之则是。吾愿过斯堂者，其勿自弃也！”^[39]是以谢山所刻刻存心的，就是以史教忠、表彰气节，凡所撰文，皆以明道教化也。要之，谢山以其深具的史学特长谨于史法、善于史裁、长于史论、富于史识，^[40]撰为《鲒埼亭集》，以期于阐人伦、励风俗也，至于个人利害，未暇顾也。

记注、撰述、考据、衡评，皆史学也，《鲒埼亭集》兼记注与撰述之长，而深具征实考据与衡论基础。孔子论“学”、“思”，未尝有所偏废；盛清，则就学术风趋言，正当考据学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即史学也多走向历史考据学，然其言言有据、每有立论辄援引群籍的考据风尚，对“学”的重视程度是远超过“思”的。所以后来的焦循（1763— 1820）对此学风批评日：“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古学未兴）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41]不过清前中叶属于非主流学派的浙东史学，却能在一片务博、尚考据的学风中，处处表现出与之不类的史学趋向来。譬如谢山虽也重征实精神，讲求客观证据，并强调历史真实之追求其日“不核其实，则徒使其书之不足取信于世”；“一言之失，遂贻粉社千古之误”；“郢书燕说，不幸而传，则文献之祸也已！”^[42]并且着有《经史问答》、《七校水经注》、《困学纪闻三笺》、《汉书地理志稽疑》等根基在丰硕考据成果上的著作，即《鲒埼亭集》中也不乏辩诬、纠谬之作，他更自述凡所撰论必参伍考稽，“文于参稽颇详审”^[43]。但是他并未把史学重心放在考证古籍上。他自任以一代文献之传，尝谓“后死者之不能广其传，于谁是问？则予之罪也”^[44]。因此在一片尚博、稽古的史学风趋中，谢山始终坚持当代文献之保存与专家著述之从事。固然著述者亦不能无借乎冢类记注之学，犹旨酒之不离乎槽粕也，是以博闻强识、辑逸搜遗，亦未容轻议；但是他而不约，便无以成家，便未足以当夫学也，是故浙东史学能在时儒普遍“正考据、轻义理”的考证风气中显其卓然不群，以此之故也。故谢山论学日：

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无渔猎之资耶？和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45]他认为学贵博而能约——读书贵在“自得”，也即“得所依归”；

泛观博览以后，更重要的，还要自成一家。对此，章学诚也曾论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因此对于时儒所称博雅君子，实则“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实斋喻为“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但知聚铜，不解铸釜。”他认为学者“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46]。是以贵约的专家著述精神，正是清初浙东之学从理学走向史学所重视并要求的精神内涵，实斋并提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的学风大分。^[47]因此对照后人对于考据学“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的繁琐饾饤评价，^[48]则浙东史学在一片笼罩学界的经史考证声中，就是以其能传一代文献的专家精神，卓然立于时。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实斋指出《春秋》之可贵处就在其能“切合当时人事”。故谓“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梁启超也说：“以经学考证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谓之考证学，殆不可谓之史学。”^[49]是故浙东史家如黄宗羲、全祖望之撰为《南雷文定》、《鱼吉埼亭集》，旨在决断去取、各自成家，并皆“即事言理”地落实在具体人事上，为秉笔直书、表彰气节之史裁、史法，以备他日国史之取材，正所谓“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亦史学经世精神之充分展现。故梁启超盛赞“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著。”^[50]谢山弟子董秉纯也称谢山之作，”皆扮榆掌故、旧史所关，无一不有补于文献“^[51]。谢山论史学，强调吾人生当今日所最急务者，便是对于当身之史的保存，日：

予读诸家所作公传，其事多不核。……生乎百年之后，以言旧事，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不及今改正之，将何所待哉？^[52]

因此对于《明史》讳言南明遗烈，坐令文献散佚、史实失载，谢山不以为然地极致其慨，日：

明末纪述，自甲中以后，荧光皭火，其时著述者捉影捕凤，为失益多。兼之各家乘笔，不无所左右祖，虽正人君子亦有不光者，后学读之，如琼丝之不可理。

乙西以后之事，见于碑诔者，皆互有然略。圣祖修《明史》，史臣为公（钱忠介公）鱼傅，据诸家之言，亦不详也。^[53]所以为了保存文献，谢山多方荟萃、网罗山海遗闻，唯恐有遗；即于金石碑碣，也认为虽残碑断碣，却非徒以词翰之工供取玩研席耳！皆足以与纪传、校阙谬也，故日“残编断简，亦有足以补史氏之阙”。“搜金石之遗文，足以证史传；访池台亭榭之旧事，足以补志乘。”^[54]因此，《鲒埼亭集.》全书所撰金石碑跋、庙碑、祠堂碑、碑铭等，篇帙浩繁，网罗极富。此外，谢山又以乡诗社盛极，然“乡先辈之遗事缺多”，因此纂辑同社诸公觞咏诗赋为《句余土音》，“以志其为里社之言也”。亦以补志乘之缺也。日：

虽未能该备，然颇有朴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谓得与于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无助乎尔！^[55]

再者，谢山对于家乘、年谱、亲表族谱等各种谱牒之学，也都未尝轻忽之。其论年谱，日“别为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缪，所藉年谱以正之。”^[56]故谢山于既撰《历朝人物世表》后，又以“中原丧乱，谱牒遗铁”，爰为收拾遗佚，仿前人之例撰为《历朝人物亲表录》。此外，他也曾撰《四明族望表》，凡各姓来鄞，始于何时？其节行位望、学术源流、诗文世业等，均为之载及。谢山此篇既出，实斋复鼓吹之，于是谱牒之学再受重视，同光以后各地方志，遂多载有氏族表矣！

梁启超论专史之作有横断与纵断，中国向来重视以时代为界域的横断专史，却罕有纵断专史，勉强地说，《通典》、《资治通鉴》等可算是纵断的政治史，而学术史一门则在清代终于有了比较完备的发展。^[57]清代，学术史一门，继朱熹《伊洛渊源录》、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等意欲为理学和理学家做总结的著述之后，《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两部学案体的学术史著作，更系统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堪称清初总结性学术史之集大成，梁启超至誉为“清代史学之光！”而全祖望之续修《宋元学案》，也不无自豪地说朱熹《伊洛渊源录》是“晦翁未成之书”，“愚从五百年之后，爬梳而得其一二，稍足为朱陆门墙补亡拾佚，以正《宋史》之谬“。^[58]学案体学术史是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言行并载地广择博采其言论及著述旨要，着重在为传主确立道统传承的历史统绪，并客观呈现出各学派的学术特色来，是一种重在记言、并体现学统传承关系的学术史形式。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它比先前的传统学术史，更具有完备的形态和严密的体例结构。《宋元学案》是黄宗羲继《明儒学案》完成以后所复致力纂辑的心血之作，未成而卒，后来在私淑全祖望的续修之下得以完成。

谢山著述经营之专且久者，无过于修补《宋元学案》，从乾隆十一年到十九年，直至谢山死前一年，其所补撰的书稿皆未曾暂离。全书虽由梨洲所创始，其后梨洲之子黄百家也曾秉遗命而致力为之，但百家旋卒，故完成之功应归诸谢山。后来谢山也在草创方就后避归道山，致稿本散落，直到道光年间由王梓材、冯云濠加以整编，全书始得以面世刊行。谢山对于该书用力极深，尝赋诗曰“黄竹门墙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绵薪火，三径劳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灯讲学忆当年。宋元学案多宗旨，肯令遗书叹失传？”又自述：“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59]则谢山勤恳的希贤之心，和他立异于同时代史学家所独具学术史视野的眼光，并其功在儒林，概皆可见。

谢山不徒对于《鲒埼亭集》具有“他年补史者，其视我碑铭“^[60]的自许与自视。其对于《宋元学案》，也同样有着补苴《宋史》的史学雄心在——日”微特学案所关，他日有正修《宋史》者，亦将有所采也。”^[61]

谢山之有志于补《宋史》之缺，其存心由来已久矣！他亟不满《宋史》对于南渡师儒之载籍阙略，“俱不能详其事，以为后世劝惩，不知其所排纂者为何事也？”“有此忠义，独不得豫表扬之列，然则潜德之不彰者，恐尚多也。”他自述：“某少读《宋史》，叹其自建炎南迁，荒谬满纸，欲得临川书以为蓝本，或更为拾遗补阙于其间。荏苒风尘，此志未遂。^[62]是以谢山之续修《宋元学案》，移治史之法以从事学术史之纂辑，“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63]，绝非仅为赓续梨洲之旧而已。

谢山之于史学，看重“表”之为用大矣哉！^[64]以为提纲挈领、件附事系者也，“与正史相轴而行”者也。是以他读《二十一史》，即先取诸表谛视之，称为“固全史之经纬，如肉贯串，非徒取充口耳”。他赞美班氏《百官公卿表》，“勋阶资格，——详列，而后备及其人之迁除，是表中有志也”。叹乎“唐有《宰相世系表》，则虽琐琐任子，皆得附名汗筒；而宋之脱略至此，不可谓非不幸矣！”^[65]是以他总论“表”日：

夫立乎百世之下，执遗文坠简，以观往事，蛛丝马戏，正于原委棼错之中求其要领；然苟得一表，以标举之，则展卷历历在目矣！^[66]

因此，谢山除修葺、补阙万斯同的《历代史表》，撰为《读史通表》以外，他又别作《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以充读史者之目录——谢山便是以这样的史学理念以治《宋元学案》的。所以他在《宋元学案》每学案的案首，仿史书表志之例创设了《学案传授表》，以具体呈现出各学派的学统暨师承关系，其后并附以同调、家学、门人、学侣、讲友、续传、别传等，于是宋元各家，凡所有传承脉络、历史统绪等，皆厘然分明矣！故梁启超亟称美谢山续《宋元学案》所具备的“为史学而治史学”精神，认为“有宋各派学术，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67]

《宋元学案》全书共百卷，九十一案，谢山所增补者约居全书十之六七，所以钱穆说：“我们今天说来，只说是‘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不能称‘黄梨洲、黄百家的《宋元学案》’，也不能称'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68]谢山所增补及修定之大概如下：

’（一）经谢山修定者。梨洲原本所有，经谢山增损修定之学案共三十一案，三十一卷。计有：安定、泰山、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上蔡、龟山、荐山、和靖、武夷、豫章、横浦、文轩、晦翁、南轩、东莱、梭山复斋、象山、勉斋、潜庵、木锺、北溪、鹤山、西山真氏、北山四先生、双峰、介轩、鲁斋、草庐等学案。

（二）由谢山新增者。梨洲原本所无，为谢山所补立之学案有三十二案，三十三卷，计有：高平、卢陵、古灵四先生、土刘诸儒、流水、范吕诸儒、元城、华阳、景迂、兼山、震泽、陈邹诸儒、汉上、默堂、赵张诸儒、范许诸儒、玉山、清江、说斋、徐陈诸儒、二江诸儒、张祝诸儒、丘刘诸儒、存斋晦静息庵、巽斋、师山、萧同诸儒等学案，另外还有元祐、庆元二党案和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屏山鸣道集说等三学略亦属之。

（三）由谢山补立者。梨洲原本所有，但被打并归一地附属在其他学案中，例如周许诸儒、艮斋和止斋，梨洲编修时均归为永嘉学案，但谢山认为彼其各具独立的学术特色与成就，所以复区别为上述学案。又如吕本中曾游于杨、游、尹之门，而在尹焞门下最久，故梨洲归为《和靖学案》；但谢山溯其学术源流，认为他虽历诸门，所笃守者实乃世传家学重视文献之传也，故将吕本中别立为《紫微学案》。全书类此分立、补定学案者共二十八案，三十卷，计有：荥阳、刘李诸儒、吕范诸儒、周许诸儒、王张诸儒、紫微、衡麓、五峰、刘胡诸儒、艮斋、止斋、水心、龙川、西山蔡氏、南湖、九峰、沧州诸儒、岳麓诸儒、丽泽诸儒、慈湖、絜斋、广平定川、槐堂诸儒、深宁、东发、静清、静修、静明宝峰等学案。此类学案，人物虽属梨洲旧稿所有，但从体例到内容均出自谢山之手，实际上也等于谢山之所增立。

（四）经谢山次定者。梨洲原有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晦翁等六学案，各为一卷，谢山依其内容将之别为上、下卷，共计增立六卷。

（五）全书深具创获性的《学案传授表》和足补《宋史》不足、洞中窾絜之序录及传状、附录等，皆由谢山所独任。

《宋元学案》一书规模庞大、材料翔实、体例严整，是谢山对史学所特具的史识别具学术史视野的史学理想之具体实现，它不但全面综合了宋元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思想发展，也难能可贵地完整呈现了一代学术思想。

浙东之学，近承姚江性命之教，远绍两宋儒哲之传。两宋之间，浙东各地儒哲辈出，永嘉、金华等先哲，讲学躬行，导扬先路，蔚为文教之邦。风流所被，明清鼎移之际，故浙东义旅甘于湛族之祸，敢于逆天而弗顾，以延翁洲之柞，以求无愧于君臣大义，匡复之志炳耀日星！是气浩然长存，历百世而不泯。梨洲曾以孤臣之泪、言有余痛的心情，独任一代文献之传；谢山也对此南疆逸史、乡先贤的耿耿昭昭，至再至三地寄以缱绻深情，因此他继梨洲之后，同样死生以之地撰为《鲒埼亭集》，复续修《宋元学案》，既力存南明史，也保存一代学术思想，在一片望风披靡的考据声中，斐然有成，别传文献之学。

狷介的谢山，以得第后不赴时相之召，致得罪首轴张廷玉辿左迁外补，于是辞归，并从此绝意仕进，有诗明志曰：“埜人家住鄞江上，但见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读书多古欢。”“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将军。”他自述“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营。其穿穴颠倒而不厌者，不过故纸陈函而已。……篷窗驿肆，不能一日无此君。”故自后遂闭户读书，乐在其中——“鲒埼亭下对苍兼，读《易》忙时且下帘。”“鳍埼亭下户长扃，未死心犹在《六经》。”“此中乐处真不少，饥可忘食寒忘衣。”^[69]即使师友再三为劝，他也坚不复出——“家居十载，故人消让猬集。”“星斋速我出山，且盛夸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动，其意为我贫也。”他也曾撰《奉方望溪先生辞荐书》。他一，唯用力在编纂著述、网罗遗编——“昨我搜罗遍里社，残编丛说证榆扮。”“桑田轶事纷纶出，扮社遗文子细察。”^[70]虽贫病交迫，饔殖或至不给，他仍热肠地想要济助老友而未能——“孤负诸公缓急需，而今我亦叹枯鱼。”但他始终不为贫妻而动心——“三旬九食古人事，此是儒生分所甘。”真正让他刻刻存心的，就只有“零落谁成未竟书”一事了。如此谢山，无怪乎曾经称他为“深宁东发以后一人也”的李绂（1673—1750），在病甚之际仍然时刻以他为念“客自江上来者，为予言临川先生心疾如故，健忘更甚，独有昕夕不置者，予之近况也。谢山四十四岁曾主蕺山讲席，四十八岁复应聘度岭，任广东端溪书院山长。自言“辞谢不得，齿发日衰，乃为五千里之行，非予志也”。“此去特谋食，投荒作远游。"^[72]不过他对于浙学、岭学的交融与粤省学风，倒是影响颇深。^[73]其为学凡史学、经学、理学、文学等，几无不该；其所著述除前述辇辇大端者外，余如《公交车征土小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笠》、《句余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汉书地理志稽疑》、《鳍埼亭外编》、《鲒埼亭诗集》、《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雨上族里表》、《孔子弟子姓名表》等，以及佚书《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世表》、《词科摭言》等多种^[74]并皆可见其渊博浩瀚于一斑。

谢山偏好浙东学术，尤其致力南明史，对于乡贤义旅，尝为之铭日：“肝脑涂地，逆天堪痛痂五百人……国荡毅魄，至今累唏！死者可生，生者可愧。死殉其军，生埋其蜕。我作诔文，唾壶欲碎。“^[75]可见深藏他心中的浙东意识，就是激励他奋力为之的活水源头。《史记·伯夷列传》尝日：“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土，恶能施于后世哉！”然而青云骥尾之附，岂为易邪？岂皆有是幸？梨洲撰《南雷文定》，曾悲乎“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人物”，叹其血心流注，与朝露同晞，文献脱落，后世泯然未有知之者；痛乎“江东草创，……一时同事之人，殊多贤者，其事亦多卓苹可书；二十年以来，风霜销烁，日就芜没”。斯真志士之痛也！因此化黍离之悲为网罗遗轶，为跃然纸上的发潜德之幽光，故日：“家国之恨，集于笔端，不觉失声痈哭，栖鸟惊起，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76]后世读者孰不为之动容者？是故谢山缅怀前贤，接手梨洲文化伟业，亦日“桑海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槁项黄馘，赍志以死。庸耳浅目，谁为收拾？其逸多矣！”“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谁更表而出之？“故宁偃塞终身，矢志为故国遗臣、乡邦文献收拾散佚，以慰先烈重泉之恨，“庶前辈一生肝血，不与尘草同归凘没。”终其一生，无惧乎鼎钺之诛，极力于发明沉屈，“碧梧翠竹，以类相从，庶潜德不终湮。"^[77]而南明义土、浙东义旅与夫梨洲等，应并皆可堪告慰矣！

（作者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作者张丽珠，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傅士。现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课程有：中国哲学史、清代学术专题、明清思想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词曲选及习作、新文艺及习作等。著有：《清代义理学新貌》、《清代新义理学传统与现代的交会》、《清代的义理学转型》、《袖珍词学》、《袖珍词选》（以上均由台北：里仁书局出版）以及《乾嘉时期的义理学趋向研究》、《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单篇论文数十篇等。

[2]上详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台北：国泰文化事业公司，1980），第18、7第，第439、154页。

[3]分详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定》（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前集卷1，页16；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转引，《鲒埼亭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以下凡出自该著，只书篇名），第11卷，第136页。

[4]康熙曾明言“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康熙帝御制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66，笫一集，卷19，页7）乾隆也曾说“治统源于道统。”（《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三）》，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第128卷，乾隆五年庚申冬十月己酉条，第1938页）

[5]黄宗羲：《钱忠介公传》，《南雷文定·后集》，第4卷，第61—62页；全祖望：《提督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九沙万公神道碑铭》，第198页。

[6]鲒埼山，在浙江省奉化县东南，山下有结埼亭。宋嘉泰中曾置鲒埼塞。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邳县有鲒埼亭。注日“鲒，蚌也，氏一寸，广二分；埼，曲岸也。其中多鲒，故以名亭。“

[7]以上事详全祖望：《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墓碑》、《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孙公诔》，第690、739页。

[8]全祖望：《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土华亭张公神道碑铭》，第121页。

[9]黄宗羲：《翰林院庶吉土子一魏先生墓志铭》，《南宙文定·前集》，第6卷，第89页。

[10]以上分详全祖望：《祭甲申三忠记》、《明娄秀才窆石志》、《贞愍李先生传》、《朋鹤草堂集序》、《钱蛰庵征君述》，第995、722、341、997、799页。

[11]谢山诗赋首题日《予约同人每岁为苍水先生设祭，今年将有渡江之行，先期举之》（《鲒埼亭诗集》，第1480页）。另据《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曰“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东拒命，虽一岁避定，而山海之间告警者尚累年。吾宁（波）之首事者，为钱（忠介）沈（荃期）二公，其间相继殉节者四十余人。而最后死者，为尚书张公（煌言）。”（笫111页）(www.daowen.com)

[12]《雪交亭集序》、《明故都督张公行状》、《胡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公墓碑》，第999、794、689页。

[13]杜维运：《史学上的纯真精神》，《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第281页。

[14]全祖望：《姜贞文先生集序》，第399页。

[15]全祖望：《中秋前一日得林评郭荔堂（朋鹤草堂集〉、〈正气录〉二书，狂喜，从湖上戴月归，得诗一首》，《秋日之浮石周氏访立之、韫公、殷靖诸先生遗文多散逸者，其残断篇帙后人又之不肯尽出，即赋七律四首晓之》，《鲒埼亭诗集》，第1507、1508页。

[16]全祖望：《跋吴稚山岁寒集》，第1108—1109页。

[17]全祖望：《明故都督张公行状》、《尚书前浙东兵道同安卢公祠堂碑文》，第794、847页。

[18]全祖望：《明大学士熊公行状跋》、《明娄秀才窆石志》，第1083、721页。

[19]全祖望：《杨氏葬录序》、《明翰林院简讨兼兵科给事中箕仲钱公些词》，第989、103页。

[20]福王弘光政府首先成立于南京，唯权臣阮大钺、马士英把持朝政，未及一年，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劫，弘光朝亡。清师于是渡江。郑芝龙兄弟与从子郑彩率闽军数十万，在福州拥立唐王，年号隆武。此时鲁王亦监国于浙江，张苍水、钱忠介、孙嘉绩……等人辅佐之。然义师前仆后继，隆武帝后遇害［浙东江上军溃，鲁王乘样浮于海。南明最后一朝为桂王永历政府，瞿式耜佐之。永历十五年桂王君臣转战滇西，为缅人所执，献给吴三桂，帝死。唯郑成功奉永历朔不辍，旌踞金门、厦门，纵横海上，又与张苍水两军联合而有“镇江之捷”，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下游维扬、苏常各地皆待时而降，东南半壁震动，清廷称为“窥江之役”。功败后成功退取台湾长期抗清。其后，郑经嗣立，犹奉南明正朔，至康熙二十二年清将施琅入台，郑克块降为止。总此，南明抗清长达四十年，奉永历朔至三十七年（一六八三）。

[21]章学诚：《答题秀才论修志笫一书》，《方志略例》（收在《新编本文史通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第477页。

[22]梁启超：《论书法》，《新史学》（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里仁书局，1984），第36页。

[23]梁启超说“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结埼亭集》为第一部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在《饮冰室专集》册4，台北，中华书局，1978，第91页）。

[24]全祖望：《紫清观莲花地记》，第900页。

[25]欧阳修《新五代史》有称“白马之祸”者：唐末，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谏以“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致招来清流众臣赐死于白马驿之祸。（详见《新五代史》，收在《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02页）

[26]全祖望：《遇追山二庙碑》，第282页。

[27]全祖望：《西汉节义传题词》，第400页。

[28]上引分见全祖望：《王节愍公祠堂碑》、《明故张侍御哀词》，第846、106页。

[29]全祖望：《江浙两大狱》，第962页。

[30]以上分见全祖望：《梅花岭记》、《跋明崇祯十七年进土录》、《七贤传》，第923、1067—1068、820页。

［31 ］以上事详《峭钱公子二池展墓闽中序》、《七贤传》，第412、821页。

[32]戴震：《理十》、《理二》，《孟子字义疏证》（台北：广文书局，1978），第7、2页。

[33]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五》，第1299页。

[34]全祖望：《春酒堂文集序》，第999页。

[35]全祖望：《明礼部尚书仍兼通政使武进吴公事状》，第769页。

[36]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五》、《移明史馆帖子六》，第1300页。

[37]戴名世：《史论》，《戴南山文钞》（台北：新兴书局，1956），第1卷，第3页［潘耒：《修明史议》，《遂初堂文集》（收在《续修四库全书》册14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41页。

[38]章学诚：《与史余村》、《与邵二云论文》，《文史通义》，第322、315页。

[39]全祖望：《与友人绝交书》、《泽山书院记》，第1374、877页。

[40]论详拙著：《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第149—184页。

[41]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集》（台北：鼎文书局，1980），第13卷，第215页。

[42]全祖望：《辨大夫种非鄞产》、《周躄堂事辩诬》.，第441、452页。

[43]全祖望：《明故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增太保吏部尚书溢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第94—95卷。

[44]全祖望《稚山先生残集序》，第984页。

[45]全祖望：《丛书楼书目序》，第408页。

[46]章学诚：《家书三》、《博约中、下》、《与邵二云书》，《文史通义》，第50、52、366、319页。

[47]章学诚：《浙东学术》，《文史通义》，页53。

[48]《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第1卷，第62页。

[49]分见章学诚：《浙东学术》，页5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四》（收在氏若：《饮冰室专集》册六），第40页。

[5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四》，第39页。

[51]董秉纯：《鳍埼亭集外编·题词》，第647页。

[52]全祖望：《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赠户部尚书崇明沈公神道碑铭》，第688页。

[53]全祖望：《与史雪汀论行朝录书》、《明故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保交部尚书谥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第1315—1316、94页。

[54]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厉太鸿湖船录序》，第888、1016页。

[55]全祖望：《句余土音序》，第1009页。

[56]全祖望：《愚山施先生年谱·序》，第409页。

[5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6页。

[58]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0页；全祖望：《周许诸儒学案》序录，《宋元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6），笫353页；《奉苔临川先生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第431页。

[59]全祖望：《仲春仲丁之半浦陪祭梨洲先生》（《鲒埼亭诗集》），《蕺山相韩旧塾记》，第1510、386页。

[60]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第120页。

[61]《广平定川学案》，《宋元学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第76卷，第127页。

[62]全祖望：《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跋宋史赵雄列传》、《答赵征军谷林向南宋雷枢密遗事帖子》，第1306、1056、1307页。

[63]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笫885页。

[64]清儒颇强调史表之重要性，如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洪饴孙有《三国职官表》、钱大昭有《后汉书补表》等，其详另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 295页。

[65]全祖望：《读史通表序》、《跋宋史赵雄列传》，第1003—1004、1055页。

[66]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三》，第1297页。

[6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6页。

[68]钱穆：《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全谢山的〈宋元学案〉》，《文艺复兴月刊》，三十期，1972.6，第17页。

[69]全祖望：《鹿田太守同于不出之意何其决也？笑而答之》、《临川先生病中犹古人出处之义，漫呈绝句五首，兼东胡抚军复斋》、《春明行箧当书记》、《家居十载，故人诮让谓柒，独影侍郎芝庭日：吾观同馆诸公蕉萃已极！安得如谢山之春容自便！不禁有感于其言》、《八赤舟中柬芗林》、《健忘日甚柬东潜》，《结埼亭诗集），第1567.1460.891.1529、1603页。

[70]全祖望：《星斋速我出山，且盛夸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动，其意为我贫也，率赋答之》、《芍庭为予至青山求元人叶编修家乘，抄其遗文归而乏舟，部帙甚巨，芍庭负之行东钱湖上四十里始至，亦韵事也。赠以七古》、《张二靓渊读予所续甬上耆旧诗，而日：诸公原集虽付之一炬，可矣！予惶恐未敢当也》，《几万埼亭诗集》，第1514、1509、1516页。

[71]全祖望：《度岁困甚，而老友陈南皋之困更甚于予，欲拯之而不克，为之一叹》、《星斋速我出山，且盛夸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动，其意为我贫也，率赋答之》、《客自江上来者，为予言临川先生心疾如故，健忘更甚，独有听夕不置者，予之近况也。因与蘖斋共为忧然》，《g吉埼亭诗集》，第1509、1514、1515页；董乘纯：《鲒埼亭集·年谱》，“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八岁，举北京乡试”条，第4页。

[72]全祖望：《东粤制抚以天堂山长相邀，辞谢不得，齿发日衰，乃为五千里之行，非予志也》，《鲒埼亭诗集》，第1605页。

[73]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0页［另详王万福：《全谢山端溪讲学及其影响》，《史学汇刊》第5期，1973，第115—119页。

[74]关于全祖望之著述，其详可参蒋天枢：《全谢山先生箸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一号，1933，第31页。

[75]全祖望：《明故张侍御哀辞》，第106页。

[76]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明司马澹若张公传》、《次公董公墓志铭》，《南雷文定.前集》，卷1，第11页；卷10，第156页；卷6，第101页。

[77]全祖望：《明太常寺卿晋秩右副督·御史茧庵林公逸事状》、《奉九沙先生论刻南留全集书》、《跋宋史史浩传后》，第323、1336、10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