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馥洁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是清代浙东学术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时九载续修《宋元学案》就是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在续修的《宋元学案》中，全谢山的主要工作是修定、补本、补定和次定，特别是他为百卷学案撰写了《序录》，补编了传授表，考定了史实。全氏的学术史观，主要就是通过续修《宋元学案》表达的。其中对关学的疏理和修补，谢山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重温这些观点，对研究全祖望和研究关学都具有重要价值。

谢山推重理学，尊重学者，肯定百家争鸣，主张学术平等，对宋元理学的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对于关学的学术特征，谢山评价云：“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梨洲稍疏证焉，亦横渠之忠臣哉！”^[1]

“勇于造道”是谢山对张载学术特征的中肯而高度的评价。张载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学无师承，他的哲学是自己经过几十年探求、体会出来的。他自称“学贵心悟，守旧无功”^[2]，并说治学应“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多求新意以开昏蒙”。^[3]他一生穷神研几，探索宇宙人生的真谛，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著作，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4]，以“古今无两”的“学问思辨之功”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做出了重大贡献。故范育《正蒙序》说：张子之书”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5]朱熹也说：“横渠之学，是苦心得之。”张载“勇于造道”的精神突出表现在：

1.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范畴，但在张载以前依然没有超出宇宙构成论和生成论的范围。张载在前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细致、系统的气论，建立了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把气论从宇宙构成论和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本体论，并在气范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与二程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鼎足而立的唯物主义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创了朴索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2.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佛教从东汉时传入中国以后，一方面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相矛盾。张载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佛教进行过批判，这种批判基本上是从社会批判、道德批判、思想理论批判三个层次上进行的，张载把对佛教的理论批判提到了新的水平，真正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剖析了佛教的理论核心。后代不少批佛的哲学家如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肯定了张载彻底批佛的理论贡献，并从张载哲学中吸取了丰富营养和宝贵经验。正如王夫之所云：“横渠早年尽抉佛老之藏，识破后，史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6]“使张子之学院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7]

3.他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了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命题，建构了理学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理学“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天地之寒，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8]的理想人生境界，二程之后的理学家，几乎无不推崇备至，认为其“言纯而思备”，“深发圣人之微意”，“真孟于以后所未有也”，并都以此作为理学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正由于张载为理学奠定基础，所以深得以后理学家和统治者的推崇。二程把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称其学为“精义入神，”说“横渠所说，多有孔孟所未说底“。历代统治者也给张载以很高的荣誉，宋理宗封他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祀。明清两代，张载的著作，一直被统治者视为理学经典，作为开科取土的必读书，并先后汇入御案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由此足见张载在理学中的正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4.创建了特色鲜明的关学学派。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从美学形成和发展的总体来看，它在中国理学史和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显著的特点和独特的地位。“关学始终葆其，躬行礼教，、力排二氏（佛道）的‘崇儒’宗旨。它以，气本'、，气化，之学和，精思‘、‘实学’之风，同朱学、王学相依相离，鼎足而立，为宋明理学写下了独放异彩的篇章。“^[9]

由此可见，谢山对张载“勇于造道”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而且也表现了谢山对思想史上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的高度赞赏。

谢山详细探索了理学各派的学术源流。他在《舟中编次南雷宋儒学案序目》诗云：“关洛源流在，丛残细讨论。茫茫溯薪火，渺渺见精魂。世尽原伯鲁，吾惭褚少孙。补亡虽兀兀，谁与识天根。”^[10]对于关学的演变“源流”、承传“薪火”，他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探索。

他明确提出关学从北宋至清初有六百年的演变历程，说：“关学自横渠而后，三原、泾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二曲）而复盛。”^[11]

“三原”指明初期陕西三原王恕、王承裕、马理等人。王恕（1416— 1508），字宗贯，号介菴，晚又号石渠。王承裕，字天宇，号平川，王恕之子。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谿田，先后师事王恕、王承裕。王承裕是宏道书院创立者；马理是关中“三原学派”的代表人，时人有“今日横渠”之誉。

“泾野”指明中叶陕西高陵吕柟。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曾授翰林院修撰、历任经筵讲官、南吏部考工郎、礼部侍郎等职。辞归后，先后讲学于解梁书院、柳湾精舍、太常南所，从学者甚众，东南学者尽出其门。时人誉为“当代师表”、“海内硕儒”。黄宗羲云：“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观其出处言动，无一不规于道，极之心术隐微，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冉之徒，无疑也。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马（马理一引者注）、何（何塘一引者注）诸君子，学行同类，故附焉。^[12]

“少墟”指明万历年间陕西长安冯从吾。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曾任御史、工部尚书等职，因草疏抗谏、触怒皇帝而告归后，讲学于长安宝庆寺，后冯创建关中书院，讲学20余年，门人达五千余众，人称“关西夫子”。黄宗羲云：“（冯）先生受学于许敬菴，故其为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而于日用常行，却要事事点检，以求合其本体。^[13]二曲，指陕西周至李顺。李颙（1627— 1705）字中孚，号二曲。家境贫寒，发愤自学，成一家言。一生无意功名，倾心讲学活动，门生遍及关中各地，又曾应邀赴江南常州、无锡、江阴、宜兴等地讲学，每次听讲者常数千人，”为江左百年未有之盛事”。李颙与黄宗羲、孙奇峰合称为“清初三大儒”。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明体适用"，他以“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为自己学术思想的纲领。

这几位学人，都是关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谢山以这几位学者为标志，简明勾勒了关学自张载至李颙六百余年的历程，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历程。使人们对美学的源流，有一个清晰的线索。

为了梳理美学的源流脉络，他还非常重视关学人物的历史钩沉和关学文献的辑佚，他题诗云：“关陕沦亡后，横渠学统湮。吕、苏仅著录，潘、薛史谁陈。石墨何从购，遗文大可珍。邵年亦五思，鸿笔壮安民。^[14]

关于关学对浙东学术的影响，谢山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尝从兰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15]这里所谓的“九先生”指北宋元丰时期曾入太学的永嘉地区的九位学者。他们是：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谢天甲、刘安节、刘安上、鲍若雨、张煇、蒋元中。此九人中，周行己（浮沚）、许景衡、沈躬行（彬老）、谢天甲在向程颐（伊川）求学的同时，皆向转师程颐的原张载弟子吕大临（与叔）学习。所以，全祖望说他们是“横渠之再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去世后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归依洛学，但其学术主要倾向仍然继承和坚持了张载关学的许多基本观点。例如，他坚持了张载的·'气本”思想，认为“万物之生，莫不有气”；继承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观点，认为“凡物有对”、“致一必先合两”；坚持了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学说，提出“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尤其是继承和弘扬了张载“尊礼贵德”的思想观念和重视事功的学术精神。使关学之风续而不坠、推而至广。吕大临的这些思想，无疑对向其问学的永嘉学者有所影响，从而使美学之风吹至浙东。所以，谢山先生关于永嘉诸子在“传洛学”的同时“兼传关学”的学术史考察，对于认识历史上关学与浙东学术的关系、探索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山疏理关学的源流脉络既出于探史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弘扬关学的优良精神，他从关学的坎坷经历和演变历史中，看到和重视的是关学的优秀学术精神和深刻思想内涵。他所谓的“渺渺见精魂”、“谁与识天根”正是其学术追求的明确而自觉的表达。

张载在世时，关学虽然也颇有影响，但其气势不及洛学之盛，弟子亦不及邵雍之众。对此，张载本人感慨良多。他在赠邵雍的诗中叹道：“先生高卧洛城中，洛昌簪缨幸所同。顾我七年清消上，並游无侣又春风。”^[16]关于关学在北宋时不如洛学兴盛的原因，王夫之曾作过分析。他说，其一是因为关学不如洛学那样“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有一批出类拔萃的弟子为之传播。其二是因为张载“素位隐居”，缺乏富弼、文彦博、司马光那样的“巨公耆儒”作政治上的靠山。^[17]这种内在的不足，乃是美学在张载逝后衰弱的自身原因。而关学在北宋以后衰落的社会原因，全祖望曾多次提出乃是由于“完颜之乱”。他在《吕范诸儒学案序录》中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再传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颜之乱，儒术并为之中绝乎。”^[18]又在《屏山鸣道集说略》中说：“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19]又在《东潜以余修学案，购得直阁游公景叔墓志见示，张公芸叟之文，邵公高錿之书，章公粲之篆，而安民所鸽镌也，题诗于后》中云：“关陕沦亡后，横渠学统湮。”^[20]

完颜，为金朝皇帝姓氏。所谓“完颜之乱”即指北宋末年，金兵人侵，关中地区屡遭战火、沦陷于金的历史悲剧。谢山认为，正是在这一历史劫难中，文人学土，或死或逸或隐，致使美学衰落，学统湮没。这种分析虽只着眼于历史原因，但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张载逝世以后，关学的主要成员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和苏昞、范育皆归依洛学，游师雄、种师道等均投笔从戎。守张载之学者，仅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人，其衰落之况，确属事实。

为了发掘、保存关学的文献资料，谢山大力为关学“补亡”。他在《吕范诸儒学案序录》中说：“《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师雄、种师道，于《胡文定公语录》得潘拯，于《楼宣献公集》得李复，于《童蒙训》得田腴，于《闽书》得邵清，及读《晁景迂集》，又得张舜民，又于《伊洛渊源录注》中得薛昌朝，稍为美学补亡。”^[21]谢山曾在《永乐大典》中发现李复的《濡水集》。“大喜，欲抄之。而予罢官，遂不果”。这些辑佚、补亡的学术成果，都凝结于他续修的《宋元学案》一书中。

谢山论史十分重视人格情操，在他的学术史著作中，这种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他总是把学者的道德品行、人格精神置于学术思想之上予以评论。对于关学学者的人格梢神，谢山曾给予高度赞扬。在《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中说：“夫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齐明严恪，其生平践履，盖涑水、横渠一辈人，日诚，日明，日孝悌，臼忠信，圣学之全，无以加矣。”^[22]这虽然是一篇记述杨简（文元）的文章，但却以张载、司马光为映照，认为杨简的人格乃是“涑水、横梁一辈人”，都具有诚、明、孝悌、忠信的人格境界。这显然是对张载人格的崇高赞誉。在《二曲先生窆石文》中，他赞扬李二曲说：“先生果能自拔于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自经史子集以至二氏之书无不观，然非以资博览，其所自得，不滞于训诂文义，旷然见其会通。”“关学自横渠而后，三原、泾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复盛。”“当是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先生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及。“^[23]“自拔流俗”、“旷然会通"、“守道愈严”、“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这些评价虽说是以李颙为言，但他将这种高尚人格置于“关学六百年之统”的精神薪火中去赞美，就具有学派性和历史性了。

全祖望的关学观并非是对某一学派的孤立地观照和评价，而是他总的学术史观的一个突出体现。全氏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中坚人物，毕生致力于学术事业，特别是执著学术史的编纂与研究。在这一学术生涯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史观。例如，重视考镜源流，辨析师承关系；考察学术特征，评价利弊得失；揭示发展趋向，分析兴衰原因；品评学者人格，重视躬行实践等等。他的关学观就是这种学史术观和学术史方法的典型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道以躬行重，人从述作论"^[24]、“圣学莫重于躬行”^[25]“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独以其言”^[26]的学术、学者的评价准则在其关学观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全祖望的学术史观及其在美学观中的体现，至今仍是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的学术史方法论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认真借鉴。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联主席、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3.《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4.《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www.daowen.com)

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

6.《陕西省志.人物志》（上），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1]《横柒学案序录》，《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2]《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4页。

[3]《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1页。

[4]《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9页。

[5]转引自《张载集》中华书同1978年版，第4页。

[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3页。

[7]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页。

[8]《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9]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页。

[10]《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笫2151页。

[1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12]《明儒学案·师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11页。

[13]《明儒学案》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册，第984—985页。

[14]《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7页。

[15]《周许诸儒学案序录》《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16]《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0页

[17]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页。

[18]《吕范诸懦学案序录》，《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19]《屏山鸣道集说略》，《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1986年版，第18页。

[20]《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7页。

[21]《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笫3—4页。

[22]《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5页。

[23]《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24]《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9页。

[25]《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2页。

[26]《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