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义禄

黄宗羲与全祖望，留下了大量表彰明清之际遗民的传状文字。颂扬遗民气节的这一主题，对浙东学派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非同寻常。学术界于此已有多种说法。本文对二人的“遗民”观谈些看法，并兼及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的视野作些分析。

（一）

黄宗羲本人就是遗民，他对遗民做了个界说：

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苗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土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土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1]

与王夫之、顾炎武坚决不与清廷打交道的态度相比，黄宗羲显得略为灵活一点。对博学鸿词科，顾炎武以七十老翁正欠一死的激烈态度相拒，黄宗羲不如亭林那么坚决，而以侍奉老母为由婉谢。虽说无人向清廷推荐过王夫之，但船山早已抱着与清廷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之所以有如此差别，是黄宗羲认为，只要自己不到清廷做官，就无愧于遗民之称了，就是保持了气节。黄宗羲主张，遗民是天地之间元气的象征，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就他晚年而言，既要保持气节，又不时与清廷官员周旋，黄宗羲晚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学者生涯不致受到干扰。这是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是对明亡事实确认的回应。他不再在故国与新朝之间作抉择，而是在朝廷与民间中作选择。“宗羲虽杜门匿影，而与海上通消息，屡遭名捕，幸不死。其后海氛渐灭，无复有望，乃奉母返里门，自是始毕力著述。”^[2]基于这一信念，他不像船山那样东躲西藏，也不必似亭林那样秘密串连，他堂而皇之地在宁波讲学，重开证人书院。此并非苟且偷生之想，实出于自己的学术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传给后世的打算。

遗民这一文化现象，虽可追溯到周初的伯齐、叔夷，但从历史情况来看，它比较集中于宋末元初与明末清初。对伯齐、叔夷，历来议论颇多，大体上是作为忠贞节义的典型而加以颂扬的。只是自宋以后，汉民族与异民族的冲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那就是汉民族第一次面临着处于被统治的状况。因而在宋亡以后，以及明朝、清朝以后，作为民族矛盾与社会文化心理激烈冲突的产物出现了和以往不同的被称之为“遗民”的人物。程克勤的《宋遗民录》、孙静庵的《明遗民录》，便是记载这些人物事迹的专著。还有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李长科《广宋遗民录》、朱明德《广宋遗民录》等有目而无书。记载遗民事迹的绝不止这些专著，还大量的散见于明末以后文集之中。就规模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明清之际遗民是大大超过了宋元之际的。有些是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傅山、李二曲等；有些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史学方面的张岱、查继佐、屈大均；有些是抗清义士但也有诗文留传于世的，如瞿式相、张煌言、吴钟峦、钱肃乐等；而数量众多的则为士大夫，如黄宗羲的好友汪魏美。梨洲是有意识地、大量地收集明遗民的材料，以表彰他们不仕清廷的气节。汪魏美有“高士之名”，“当事亦甚重之”，但他不愿在清廷为官。“不入城市，不设伴侣”，“气象萧洒，尘事了不关怀，然夜观乾象，昼习壬遁，知其耿耿者犹未下也。”汪魏美这种自我闭锢、不与他人交往的行为，为明末遗民通常采取的、保持节操的办法。尽管与世人不相交往，但其内心于故朝仍眷恋之。王夫之把此种行为方式称为“自畛“，认为是遗民做人的先决条件。^[3]黄宗羲赞许汪魏美的气节后，发了一通议论：

尝思宋之遗民，谢翱、吴思齐、方夙、龚开、郑思肖为最著。方、吴皆有家室，翱亦晚要刘氏，开至贫画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厨。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与思肖相类，遗民之中，又为其所甚难者。^[4]谢翱，字皋羽，与友人登桐庐严子陵钓台之西台，设祭痛悼文天祥，作《西台恸哭记》以记此事。稍前几年，谢翱作《冬青树引》诗一首，记作者与友人潜葬被人盗掘宋陵高、孝二宗骸骨之事。梨洲读后，作《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树引刺》一卷。郑思肖，《宋史》无传，明末苏州承天寺古井中，发现一铁函中所藏的《心史》，标明郑思肖所撰，轰动一时。^[5]他兼长诗画，画兰不画土根，说是国土已被元人占领，无土可依。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率多借重宋遗民的事迹来抒发自己的胸怀。

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是承接了黄宗羲的。他肯定了《宋史》中的“忠义传序”中的见解，但对《宋史》列传十卷“仍只及死馁仗节者，未尝载谢糊、郑思肖只字”，提出了异议。^[6]黄宗羲并不局限于对宋遗民的赞许，而对当代人物中持节操自守的汪魏美的“行事”，认为与历来为人们传颂的郑思肖相类，是遗民中的佼佼者。在黄宗羲看来，遗民的这种民族情结，绝非对一姓之忠贞所能包容，更多的是对自身汉族文化的依恋。扬州十日，嘉定的屠城，颁剃发令，宣称留头不留发，这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上，引起了极大的刺激。明遗民不事二朝的真诚执著，往往以一种灼人的力量，激励着人们。梨洲推许他人，实为申明己志。正是抱着这样的立身志趣，黄宗芸以诗文表扬忠烈气节，于失义变节者，皆在口诛笔伐之列。

作为浙东学派中以史学见长的全祖望，面对如此数量众多且类型不同的遗民，他的表彰是以弘扬浩然正气为宗旨的。

（二）

全祖望同黄宗羲一样，以为遗民是天地间元气的象征。这体现在他对嵇康的评议中：

断代为史以来，无以因国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晋书》之嵇康始。深宁以为中散义不仕晋，甘以身殉，今使《晋书》有其传，是中散之耻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元气。^[7]

嵇康娶了曹操的外孙女，后官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不满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旗号，以维护礼法之名，欲取曹魏而代之。故其著作中常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之类的话。这些先王与圣贤，是司马氏集团谋篡活动时必不可少的历史依据。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的嵇康，后为司马昭所杀。魏晋南北朝期间，易朝之变动实在太频繁了。魏晋二百年间，即从公元220年到420年，称帝者凡90人，平均两年多出一新皇帝。在如此历史背景下，编写《晋书》的房玄龄等人，自然不可能有遗民的概念，把嵇康写入《晋书》当属于正常之事。但自宋、元、明以后，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以及易朝之际的激烈的抵抗斗争，遗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楷模。王应麟、全祖望生活的年代中，遗民是大义凛然的英雄这一观念已为大多数士大夫所接受。全祖望以嵇康与司马氏集团的对抗之举，为伸张“天地问元气”的表征。全祖望以明清易代之际背景视嵇康为遗民，这一见解虽说从王应麟那里来的，这样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实已带上了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烙印。

不同于黄宗羲的是，全祖望以为这种“元气”就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所在，是“人道”存在的先决条件：

天地间之正气，一日或息，则人道，亦几乎绝，故虽荆棒萧文弥望之中，而必有一二芳草生乎其间，以搘拄之，然其得传与否，则又必视其人之天幸如何。^[8]

黄宗羲只说“元气”，而全祖望提升为“正气”，突出了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如同满眼望去皆为荆棘、榛莽、野篙的荒野中，必定有一、二株芳草杂在其中一样。“人道”也是如此，必有―、二位正，（凛然的伟人作为忠烈的象征在支撑着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在全祖望看来，“正气”是理直气壮、一往无前的，能够冲破一切障碍以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历史渊源看，对“正气”作明确的论述并身体力行的是文天祥。据作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正气歌序》，他被囚禁在阴暗而潮湿的土室里达两年之久。臭腐湿蒸，污恶之气，积萃其间。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交叉相叠，“当之者鲜不为厉”，文天祥均与众不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幸而无恙。”不同的原因在于他“善养浩然之气”：

是殆有养致然。然尔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作正气歌一首。^[9]

文天祥以为，英雄崛起于国破家亡之际，缺乏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是不可能的。“英雄扼腕怒须赤，贯日血忠死穷北。首阳风流落南国，正气未亡人未息。”^[10]文天祥就是自觉地养浩然正气的英雄。在国家倾覆的危急关头，由平日、战时积累起来的浩然正气，鼓舞着文天祥不屈不挠地顽强地进行外交与军事的斗争。在兵败五坡岭被俘以后，他继续以历代忠节之士的事迹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爰国情操。他以往所蓄积的浩然正气，汇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时得以集中地释放了出来。从景炎三年（1278年）被俘起到至元十九年（1283年）就义止，“正气扫地山河羞，身为大臣义当死。“^[11]从身陷囹圄到以死殉国长达五年的岁月中，是浩然正气支撑着他，使他先后拒绝了张弘范、留梦炎、赵显、博罗直到元世祖等南宋的降帝降相与元帝元相的一系列劝降活动。当忠君与爱国发生冲突时，文天祥以社稷为重不持愚忠观念。这从他同元相博罗的对话中可知：“社稷为重，君为轻。”^[12]天地之正气“使文天祥视死如归，无所畏惧，养成一种在艰难环境中保持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勇气和信念，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吴钟峦所说：“宋亡而《零丁》、《正气》诸篇什不亡，则宋亦不亡。”^[13]黄宗羲与全祖望，对明末抗清斗争中的佼佼者张煌言的表彰，正是基于发扬浩然正气的角度。

（三）

黄宗羲以为，张煌言斗争时间之长与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文天祥：

唯两公之心，匪方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征北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展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投.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经营者，不过闵、广一隅；公提孤军，虚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处为益难矣。^[14]

文天祥与张煌言有着许多相似处。一是意志坚强，不为困境而转变自己的主张。二是均有气贯长虹的文章，长留于人世间。不过就抗争涉及的地域与时间而言，张煌言远远超过了文天祥。也就是说，张煌言的处境比文天祥更为恶劣。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是明末抗清志士中的佼佼者。清廷多次招降，均遭严词拒绝。康熙三年（1664年），被叛徒出卖就义于杭州。他留下的几百篇诗歌，大多数是抒发浩气长存的。1901年，章太炎初次刻印张煌言的诗文，对清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鼓励人们土气的作用。

全祖望以为，张煌言所以成为天地间的“伟人”，是因为其有着勇往直前、理直气壮的“正气”在支撑着：

天地间伟人，当不容以常例论耶？当是时，以蛎滩鳌背为金汤，以鲛人暨户为丁口，风帆浪楫，穷饿零丁，而司隶威仪，一线未绝，遗臣故吏，相与唱和与其间，其遇虽穷，其气自壮，斯其所以为时在之所不能囿耶？^[15]

以大海为抵御的长城，以水上居民作为依靠的对象。风浪的击打，令鲁王小朝廷的君臣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只要复明的希望尚存一丝的可能，境遇虽然穷困，浩然正气依然是那样的理直气壮。这段记述是南明政权抗清实录的概括。试看身历其境的黄宗羲的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二年耳。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16]船就是朝廷的宫殿，已没有一块陆地可以据守。稍大一点是鲁王住的船，顶层就是大臣们议事的朝房。小一点的船，是黄宗羲等大臣们往的。船舱只有周身那么大，上上下下只能像穿洞穴时那样弯着身子。睡觉时须两人侧着身子才行，与躺在棺材里没有差别了。西坠的太阳，呼啸的狂浪，荒无人烟的小岛，不时露头的礁石，就是“衣冠聚谈”的君臣们所面临的景象。船只散布在海面上，如同随风飘零的败絮。即使在失败以后，张煌言“其气自壮”的信念跃然纸上：“文山不柴市，故里一黄冠；此意谁非屈？何人肯自宽？”（《洒血》）“于之浩气兮，化为风霆兮；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兮。夫何分孰为国祚兮，熟为家声？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筵子之贞，若以拟乎正气兮，或无愧于先生。”（《放歌》）^[17]前一首是说，如果文天祥不选择抗元斗争之路，终于在柴市就义，而是出家当道士，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像文天祥这样的英杰，怎肯用逃避现实的想法作自我安慰呢？后一首是写于杭州狱中墙上的诗，表示自己和文天祥的浩然正气相比，也不感到惭愧。自己为国献身的浩然正气，将化为日月风雷，为后人留下节义的榜样。全祖望以为，张煌言的浩然正气，绝对不会因为失败而泯灭。“志土之精魂，终古不朽。”^[18]“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19]”身死心不死”不能从纯哲学意义上去理解，这里涉及到人们对生死的理解。就遗民而言，大多有这么一个信念，那就是有形的土地可以为异族所占领，但无形的人心是不对异族屈服的。一如吴钟峦所言：”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复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终非其有也。”^[20]能够长存于天气间的正气，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全祖望为众多的南明抗清人物写下的传状，是为了让浩然正气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保持下来。

（四）

一个民族的正气，是促进一个民族繁衍昌盛的精神力量。就与个人生死而言，浩然正气往往体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在正常情况下，它表现为对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斗争，如东汉土人与明东林党人那样；在非常时期即抗击外来侵略或民族危难之际，它表现为毁家纾睢、抗击敌人的坚贞气节，如吞雪饮毡的苏武、气贯长虹的文天祥、“粉身碎骨全不怕”的于谦、“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回荡在人们心坎里的，是一种为国御侮、抗争不屈、泣鬼神、惊天地的浩然正气。岁月悠悠，历史无情，不知荡涤了多少东西，而浩然正气千古如斯地长留在人间，成为伸张正义的象征与爰国主义的结晶。

追根寻源，浩然正气是与孔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殉道观相连的。^[21]孟子自己说他有两个特长，一是“知言"，一是“善养浩然之气"。“知言"暂不论及。“善养浩然之气”的“气”，不是古代哲学家所指物质性的气，而为一种精神状态，类似通常说理直气壮的勇气。要持续不断地以直道、正义来培养“浩然之气”，不能中止，也不可助长，得靠内心的自觉。日积月累，自然地会由内向外，使自己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行，臻于“至大至刚”状态中。^[22]在道德理想与个体生存发生剧烈冲突时，就能毫不犹豫地以身殉道。孟子以鱼与熊掌都为“我“喜欢，而在无法兼得时，就“舍鱼而取熊掌”。此即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www.daowen.com)

后世不同的社会势力，对之是有各殊理解的。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常常会以临危一死报君恩的方式，来昭示自身的忠诚与气节。与这种愚忠式的报效并存的是，更多的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把“成仁“、“取义”看作是为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而舍弃生命的正义行为。这就从单纯地为道德理想献身，发展成为正义事业、民族利益而捐躯。这样的价值转换，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是，当外族入侵之际，民族矛盾成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时。孟子只说“浩然之气”，当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一千古绝唱广为传诵后，“浩然正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称，并为后世人们所接受。这充塞于苍其间的“浩然正气”，是正直的、刚强的、足以战胜任何邪气的。在屡遭外敌凌辱的过程中，浩然正气起着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由此放眼明末清初的历史烟云，浩然正气为以张煌言为代表的抗清志士所继承。黄宗羲、全祖望以“宇宙元气”、“天地正气：'来表彰明末清初的遗民，不单是局囿于传统的忠义，而是从民族粘神着眼的。毛泽东得知史学家何干之在专心于民族史的研究后，写信给他说：“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是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23]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将传统的浩然正气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刘少奇指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并对“大丈夫”的浩然正气赋予了“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的崭新含义。两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看法，为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僵固不变的，也不全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包袱。黑格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高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24]浩然正气的历久不衰，并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萌发出许多新意蕴来，证实了这句名言的真理性。浩然正气始终是与中华民族共生死、同存亡的。任何一种正义的、符合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事业，都需要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浩然正气表现为对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充满了爱，有这样精神的志士，气节是高尚的，人格是伟大的。讲究民族气节，强调个体要有为理想而勇于捐妪的浩然正气，对正在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黄宗羲与全祖望，对明末清初的浩然正气的伸张，也是有着这样意义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1]《黄宗羲全集》第十册《谢时符先生墓志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小腆纪传》卷五十三。

[3]《黄书·原极》：“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北京：中华书局，1982。

[4]《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汪魏美先生墓志铭》。

[5]顾炎武作《井中心史歌》诗，诗前有小序，讲及此事。参见《顾亭林诗文集》第409—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

[6]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五》，黄云眉《鲒埼亭文集选注》第36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

[7]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六》，《鲒埼亭文集选注》第369页。

[8]转引自陈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传》，《论浙东学派》第4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9]《文天祥全集》卷十四《正气歌》。北京：中国书店，1985。

[10]《文天祥全集》卷十四《指南后录·发吉州》。

[11]《文天祥全集》卷十四《二月六日海上大战》。

[12]《文天祥全集》卷十七《纪年录》。

[13]《明礼部尚书仍兼通政使武进吴公事状》，《鲒埼亭文集选注》第209页。

[14]《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15]《〈张尚书集〉序》，《鲒埼亭文集选注》第392页

[16]《黄宗羲全集》第二册《行朝录·鲁王监国》。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7]转引自黎洪、施培毅、朱玉衡：《华及正气筒》第293—29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18]《董高土晓山〈墨阳集〉序》，《鲒埼亭文集选注》第414页。

[19]《〈杲堂诗文续抄〉序》，《鲒埼亭文集选注》第400页。

[20]《明礼部尚书仍兼通政使武进吴公事状》，《鲒吉埼亭文集选注》第209页。

[21]详见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第388—392页。辽宁教育出版杜，1991。

[22]《孟子·公孙丑》。

[23]《毛泽东书信集》，第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