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彧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之子，博学通经，为浙东学派创始人，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著述颇丰，仅《四库全书》收其著作，就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此外还有《宋元学案》、《历学假如》、《叙陈言扬句股述》、《历代甲子考》、《孟子师说》、《春秋日食历》等。

《易学象数论》一书，今有乾隆《四库全书》本及光绪十九年广雅书局刊本。广雅书局本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易学象数论提要》，还有刻书门人新安汪瑞龄《序》、黄宗羲《自序》（系自《南雷文案》中辑出）。

象数易学之流派兴起于汉代，焦贑、京房、扬雄、魏伯阳、虞翻等人为代表人物。其主要内容有“卦气”、“纳甲”、“纳音”、“卦变”、“世应”、“飞伏”、“动爻”、“五行“、“九宫”、“互体”、“占星”等。至北宋复歧出“图书”一派，主要内容有“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南宋朱熹著《易学启蒙》，“本图书”篇述《河图》、《洛书》，“原卦画"篇述“伏羲四图"，“考变占”篇列三十二幅《卦变图》，其《周易本义》卷首又列“河洛”、“先天”等九图，之后以至元明，象数易学因朱熹之学立于学官而有新的发展，问或有人提出批评意见，亦不成系统，难以起到清算的作用。至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方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流派进行了一次系统地清算，大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黄氏于是书《自序》中日：“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皆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庵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土，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程传》，亦廓清之一端也。”由此可见黄氏系统清算象数流弊的本意。因而，清四库馆臣评之日：“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洞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能中其要害者比也。”

下面，笔者分六个问题，对《易学象数论》一书作出初步评论。

古人针对评论之法，有“人于其内而出于其外”之说。黄氏评论“易学象数"，就是先“人于其内”而“究心象数”，故能一一洞晓其始末“，然后又“出于其外”而“得其瑕疵”，故其立论平实而允当。例如，其对“三式”中《六壬》的评论，精到从《国语》泠洲鸠之对七律及北宋沈括之说入手，出而论“方伎家多托于上古，无所征信”。所以，其评论有“分而见其精，合而见其大”之妙。考据是评论的前提，不——把象数流派考证清楚，明白其来龙去脉，所谓评论就多是空言而不能中的。这是我们应该从《易学象数论》一书中学习的评论方法。

是书“内篇”三卷。卷一、二针对《易学启蒙》“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四篇内容，而论《河图》、《洛书》、《先天图》、“蓍法"、“卦变"，又旁及于“纳甲”、“纳音”、“卦气”、“互卦”等。卷三则为作者之“原象”论。“外篇”三卷，论扬雄《太玄》、《乾坤凿度》、卫元嵩《元包经传》、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真经》、蔡沈《洪范皇极内篇》、邵雍《皇极经世》、《遁甲》、《太乙》、《六壬》等书。就黄氏对易学象数评论的范围而言，可谓包括殆尽。其主要针对朱熹《易学启蒙》的有关内容进行评论，可谓抓住了象数流弊的要害。虽然今天有“象数义理并重”的研究方法，但是弄明白“易学象数”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摒弃其似是而非的胡乱外延，应该是“象数”研究的首要任务。在这一方面，黄氏是书为后人起到了廓清邪说而明其本源的作用。

黄氏博学多识，治学严谨。对历史上象数流弊的系统清算，大多数言而中的。特别是对众人难下工夫深入研究的象数领域，如邵雍的《皇极经世》、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等，都有一定的精辟论述。诚然，其议论也间有不到位或“朱冠邵戴”的地方。黄氏“通天地人”为一代大儒，对个别象数末技究之不精在所难免，似不可吹毛求疵。

就清代而言，黄氏对历史上象数流弊的清算，起步最早。至于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垛等人皆在其后。其对易学象数的评论直接影响了后人的有关著作。今天来看，对当前的易学研究仍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特别是书中评论易图的内容，对当今的易图书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

黑白点《河图》、《洛书》先见于三卷本题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之卷下，是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分别有“生数”与“成数”两幅图，至李觎合为一幅）。至朱熹、蔡元定著《易学启蒙》谓“刘牧臆见”，遂互换二图名称，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

黄氏"欲明图书之义，亦唯求之经文”，本《周易·系辞》仰观俯察之说而否定“圣人则之”图书画卦之妄说，又引前人之说驳斥了朱熹等人“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卦列圭卜”之说，曰：“以天地之数配八卦者，皆非定名也。”又对先见于《宋文鉴》中的所谓陈接撰《易龙图序》进行了推演，以证其以十数为“图”，曰：朱子“不取此为证者，以其为假书也。”

《周易·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虽然汉代之纬书多言“龙马负图”、“神龟负书”，且言出于黄河与洛水，但是时至北宋黑白点图书出世之前，无人能道其形象，或谓其为“文字”，或谓其为“图录”。黄氏进而究其本，认为“河图”即如后世之图经，“洛书”即如后世之黄册，这种推断也有一定的道理。

笔者曾对北宋有两位刘牧的疑问进行了考辨，于《四库全书》中找到了数条证据。最后的结论是：前太常博士彭城刘牧与寇准、杨亿同朝，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主张“象由数设”，以“太极"、"两仪”、“四象”之黑白点数图说八卦是自“太极”步步生出，并有“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之明说。后电田郎中三衢刘牧（1011 —1064）与王安石同朝，并非《易数钩隐图》作者。前刘牧于真宗景德二年（1004）入官，仁宗天圣四年（1026）赴边关改任武职。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语，并不涉及什么黑白点“河图”与“洛书”。胡瑷《周易口义》解“两仪生四象”则大段引用《易数钩隐图》之说，亦不涉及黑白点“河洛”图书。庆历初（1041），彭城刘牧二传弟子吴秘献《易数钩隐图》于朝。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易图论序》，始见《易数钩隐图》二卷或三卷本中有黑白点“河图”与“洛书”。这些证据足以说明，黑白点“河洛”图书非但来自陈抟，即使是彭城刘牧亦不曾画出。画出这类黑白点“河洛”图书者，似为彭城刘牧的弟子黄黎献，当先见于其所著《续易数钩隐图》一书之中，是黄黎献的弟子吴秘献书之前（此时边关之刘牧似已离世），将《易数钩隐图》与《续易数钩隐图》合为一书。由此看来，今后辨“河洛”图书或叙述“宋代道学”者，当对“刘牧”臆造黑白点“河洛”图书说有所更正。^[1]

朱熹说“先天图康节之前原有”是“伏羲本图”，黄氏则据《说卦》所言八卦方位，辨之日：“康节舍其明明可据者，而于未尝言方位者重出之以为先天，是谓非所据而据焉。"又日：“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节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为此，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人于其中，故日主张太过也。”此辨说甚是。自邵雍说“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之后，朱熹百般“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经文”，的确是“可怪也”。

邵雍所画《先天图》（初名《伏羲八卦图》）是一幅运用卦变方法得来之图。其日“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就是介绍了通过卦变而得“八卦小圆图”与“六十四卦大圆图”的方法。朱熹不明于此，自造黑白块大小二横图，以之“中分拗转”围作大小圆图，并舍弃邵雍“圆者起一而积六”、“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之数，而把“方者起一而积八”的方图八数标于圆图之上，遂有“圆图又只一半逆”的终生疑惑。我们今天辨《先天图》或及于“宋代道学”的论述，则不应再蹈“朱冠邵戴”的覆辙。^[2]

黄氏辨“卦变”有独到见解。列《古卦变图》（本东汉虞翻说）、《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朱子卦变图》、《朱风林卦变图》、《来矣鲜错综图》，而——辩证其得失。日：”卦变之说，由泰、否二卦《彖》辞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而见之。而夫子《彖传》所以发明卦义者于是为多，顾《易》中一大节目也。”可见，其并不反对“卦变”之说，而是辩证“卦变”的方法。他认为正确的卦变方法应当是：“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仗之理，所谓两端之执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时有丰享之过，反有羁旅之凶，是之谓卦变。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朱熹于《卦变图》说“卦变"十九例，皆以卦爻互换，黄氏日”即证之《彖》辞，亦非止十九卦”，清江永于《河洛精蕴》中以“反对”言《彖》辞卦变有二十二例，一本黄宗羲“卦变"定义而推定之。可见黄氏对“卦变”说有正本清源之功。^[3]

《易学象数论》卷三为黄宗羲之“原象”说。日：“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此说是深入研究易学经传之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实有道理。其所斥之“伪象”，有“纳甲”、“动爻”、“卦变”（指卦爻互换言）、“先天”，日：“四者杂而七者晦矣。“此说是黄氏辩证“易学象数”的大纲领。就其所给出六十四卦的“原象”解释来看，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如其释乾卦以天上龙星为解，曰“龙非星，岂朝夕见乎”，释既济、未济两卦以十二律吕相配，并与卦爻辞相扣，亦是本义。

以图象解六十四卦卦爻辞之义者，南宋有郑东卿之《周易疑难图解》，明代有刘定之之《易经图释》，至清初黄宗羲之《原象》则集成前人之说而成其精辟之象解，此当为今人欲明六十四卦原象者所必读之书。笔者于2000年出版了《周易图象集解》一书，于卷一“易经六十四卦象解”中集成郑东卿、刘定之、黄宗羲三人之解。比较来说，以黄氏之解为优。

就黄氏兄弟对象数易学的评论来看，黄宗羲的评论要比黄宗炎高明许多。黄宗羲是“人于其内而出于其外”，其评论之言本”中和之道”而不“辞气太伤”，多以理服人。而黄宗炎则多卖弄词藻，不注重考究，且多意气用事。二人实不可同日而语。(www.daowen.com)

黄宗炎著有《图学辨惑》，有“河图洛书辨”、“先天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方圆横图辨”、“太极图说辨”等内容。四库馆臣于是书提要中说：“其说《易》，力辟陈抟之学，故其解释爻象，一以义理为主，未免伤于好奇。又于《易》之字义，多引篆文以释之，亦不免王氏新义务用字说之弊，当分别观之可也。”

黄宗炎之《图学辨惑》与其兄辨之不同者，一以“河洛”、“先天”、“太极”三大易图“原出道教”为论辨纲领，甚至不惜附会编造。如其“太极图说辨”，谓此图本源于“无极图”，出于“河上公”，由陈抟刻于华山石壁，周子“得图于方士，得偈于释，心证于老”，曰“卒之因假即真，奉螟蛉为高僧，甘自屈其祖祢”。而黄宗羲于《易学象数论》中却无一字论及周敦颐《太极图易说》。相反，其论《太极图》渊源时则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日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晦各之途而反复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静妙于动，动即是静。无动无静，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载不传之秘，固在是矣。而后世之异论者，谓《太极图》传自陈抟，其图刻于华山石壁，列玄牝等名，是周学出于老氏矣。又谓周子与胡文恭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此皆不食其威而说味者也。使其学而果是乎，则陈抟、寿涯亦周子之老聃、苌弘也；使其学而果非乎，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辨之，则范缜《神灭》、傅弈之《昌言》，无与乎圣学之晦也。顾泾阳日周元公不辟佛，高忠宪答日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辟佛可也。岂不信哉！”^[4]黄宗羲此论极其中肯，足见其对周敦颐之学有过深入研究，得知其本源与深刻含义，从而对黄宗炎那样胡乱比附的行为有所批评。

周敦颐《太极图》，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其图与周子《太极图易说》已不能吻合，这就说明图式已于传承过程中有所演变。好在我们从其二层图式下方子位所标“动阳”二字，能发现其图之原委。既然原图在子位标以“动阳”，本汉儒“阳生于子而阴生于午”之说，则知在午位标以“静阴”应是原图本义。于二层图式上下标注“静阴”与“动阳”之字，正是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说的缩略。其图本四层图式，皆为“太极”概念内涵的不同表达形式。上一层图式表达“自无极而为太极”的含义；二层图式表达“是生两仪”，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的含义；三层图式表达“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含义，四层图式表达“化生万物”的含义。其图模式合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也就是邵雍所谓“老子，知易之体者也”^[5]的义蕴表达。北宋五子，都不讳言《老子》及“无极”概念，也无人以“无极”概念本出老庄而攻击其说。至南宋儒道门户之争激烈，方有朱、陆“鹅湖之辩"，以“无极”为论辩口实。黄宗炎所辨《太极图》是经过朱熹改造之图，谓其原本出于释道二家，实属臆见。黄宗羲对周子易学思想及其《太极图》的论述，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其言所指，黄宗炎当在其列，皆是不吃大块肉而在那里议论滋味的人。^[6]

《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为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纂辑，全祖望次定。此案述说邵雍之学，可谓详尽，大部分有关内容都录入其中，对一般了解邵雍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然而，黄百家把其父《易学象数论》里本南宋张行成《易通变》中《卦一图》演变的新图，当作邵雍原图而辑入，又把《易通变》中的《气候图》，本黄宗炎之说而变化作圆图辑入，当作邵雍“卦气图”，又把朱熹自作之黑臼块大小二横图辑入，当作邵雍本图，此皆为不明邵雍之学者之作为。黄百家此举，致使《宋元学案·百源学案》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对后来研究邵雍者几不可用。今日依据《宋元学案·百源学案》而论述《宋明理学》者，当对此有所注意，如果不明邵雍学之本原，切忌笼统引用！

所谓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并非如同朱熹所谓爻画“一分为二”的加倍叠累而成卦。朱熹当时在《答袁枢》信中已经承认黑白块大小二横图是“以己意为之”，稍对邵雍《观物外篇》有所研究者，即明邵雍有“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之说。卦画原本符号本不可“一分为二"，如何能“加一倍”而叠加成圭卜？邵雍主“八卦相错”而成六十四卦说，根本不以二爻之组合为“四象”。此当为今日阐述“宋明理学”者留心之处。^[7]

《易图明辨》为清康熙间人胡渭所撰，考其撰述体例，一出于《易学象数论》。其辨说亦是从评论朱熹《易学启蒙》入手，多辨“河图”、“洛书"、“先天"、"太极”、"卦变”、“九宫”等图。其书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述“象数流弊”。胡渭所辨内容细而不大，不如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涉及面广。

胡氏所辨易图，只承认六十四卦图象为“易经”本图，谓“其余皆无所用图”，此说较之黄宗羲之辨，实为过激，大有一扫所有易图之势。特别其辨周子《太极图》，取黄宗炎、毛奇龄之说，而谓其源于道教，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浅见。我们既然考得周子《太极图》的原貌，则凡见于《正统道藏》之所有类似之图，大多是本朱熹改造之图而衍出，即便是《太极先天之图》亦不例外。实际情况是道士们演变了周子的《太极图》，从而画出了“无极图”、“丹道顺逆图”等多图，绝对不是周子剽窃了道士们的丹图。^[8]此一点，胡渭以所谓“三五至精”、“水火匡廓”二图以辨周子《太极图》出于道教，比之黄宗羲的议论，微而不足道。胡氏《易图明辨》一书，似乎只有“河洛”图书辨之为明，而其余皆不可谓之“明辨”。清四库馆臣赞誉此书日：“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抉所自来。渭此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此评失之偏颇，黄宗羲《易学象数论》不当在其列。观胡氏此书，以今日对易图书学研究成果衡量之，胡氏难以当此盛誉。值得一提的是，胡氏对周子《太极图》之辨尚存有疑问，日：“（朱）震在经筵所进周子《太极图》，正同今《性理大全》所载者。以三轮之左为阳动，右为阴静，而虚其上下之二。以为太极，乃后人所改，非其旧也。此不在《本义》九图之列，或日陈抟抟穆修，穆修传周子，或日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窃之以入《藏》，疑不能明，存而弗论云。”这一点较之黄宗炎为高，而较之黄宗羲则又不可同日而语。既然有“周子所自作而道家窃之以入《藏》”之疑问，为何不能“穷溯本末，抉所自来”？看来，其“明辨”功夫尚不到家。今日研究象数易学而及易图学者，且不可过视《易图明辨》为不刊之书而不加辨别一味采用其说。愚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要高出《易图明辨》许多，凡研究象数易学者，皆当从《易学象数论》入手，以明其所当选择与摒弃之内容。

黄宗羲为明末大儒，其爰国精神自有其历史评价。惜乎生活在朝代更迭之际，即便胸怀大志，也不免身受时代的羁绊。其以老疾而辞修《明史》的事迹，则见其“仁人志士"身不事“二主”的君子之风。其“经世致用”之胸怀自是远大，囿于时势亦只能“穷则独善其身”致力于实学研究而已。倘若不是身处这等逆境，其“经世致用”的胸怀必有实践之大功效。

黄宗羲穷经而探索其本义，以一部《易学象数论》拨乱反正而正本清源，其目的也正是着眼于“致用”，由此亦可见其以不同途经展现其远大抱负的经世胸怀。

笔者参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承担了《易学象数论》一书的点校任务，把1999年曾为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点校此书计算在内，已经前后两次把弄此书。点校中，见黄氏特别精通“三式”而顿生仰慕之情。黄氏身为大儒，为着易学象数的正本清源而不惜花工夫于术数末技之上，深入研究，精辟论述，堪称后来学者之楷模。

（作者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

[1]详细论述请见笔者《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发表于《周易研究》（刘大钧主绢）。孔子2000网上载有笔者《北宋两刘牧再考》一文。

[2]详细论述请见笔者《先天图由来考》一文，发表于《恒道》（鞠曦主编），孔子2000网上载此文。

[3]详细论述请见笔者《俞琰卦变说辨析》一文，发表于《象数易学研究》（刘大钧主编），孔子2000网上载此文。

[4]见《宋元学案·渡溪学案》

[5]见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6]详细论述请见笔者《周氏太极图原图考》，发表于《国际易学研究》（朱伯崑主编），孔子2000网上载此文。

[7]详细论述请见笔者《邵雍易数加一倍法刍议》，孔子2000网上载此文。

[8]详细论述请见笔者《读濂溪太极图渊源考札记》，孔子2000网上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