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梅

近年来，浙江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有特色的地区正在迅速崛起，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在它高速发展的现象背后，民众的文化心理动因值得我们思想学术界深深地咀嚼探究。

翻开浙江历史，让我们冷静地看看这一地区古往今来，开物成务的历史进程中的页页记录，我们无法不为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这一地区思想文化上闪烁出的光华而感到耀眼。活跃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以“经世致用”为重要理念，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实学思想的探索、实践、传播，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1]，由此结下的丰硕成果，至今深深地影响着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

浙江经济、文化、社会的高速发展，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们检索现有的研究成果，觉得以往的阐述通常更多考虑到地域、交通、政策、物质资源等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对其具有特色的普遍的民众文化心理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鲜有深入的探究。

我们研究社会现象背后的因素时，要力求突破那种想当然的图解式注脚，这是人们在研究中，特别是地方属性较强的学者们比较容易进入的一种思维定势。对此，台湾学者郑吉雄先生对大陆学者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简单地用现有的理论去为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寻找注脚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部分大陆学者久已习惯于在解释或分析一切涉及人类文化、思维、精神、概念层面的问题时，无论该问题是属于文学、历史或哲学的范畴，多先分析其背后的经济与物质条件。^[2]我对这种说法，似觉有些偏颇，但也是深有感悟的，在社会发展现象的背后，需要我们对民众的文化心理因素作深入的哲学、思想探究，以寻找发展的内在规律。

何为浙江民众基本的现代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当今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民众文化心理蕴含着很复杂、很丰富、很生动的内容，受历史、地理、世风、行政区域划分、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民众的文化心理具有相当强的地域性，就像方言的产生和传承一样。

南宋时期，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雨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具有相当强的地域特色，被后人并称为“浙东学派”。他们共同秉承“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3]的治学理念，铸就了“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成为浙江民众现代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基础。

我们认为，继自“浙东学派”开创的“尊德性、立诚信、致良知、崇本务实”^[4]的思想，一代代学人乘烛相传、不断丰富，注重理性思辨，又强调功利性、机巧性与实用性^[5]，义利兼容、工商兼本的思想对浙江民众精神意识的长期浸淫、醉化，发展到现代，成为根植于民众之中的“创新、务实、诚实、敢为天下先”这种积极的文化心理与时代的耦合，在这块土地上催生出丰硕的思想果实，与当今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对浙江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化生的重要时代，是浙江乃至更为广阔的南方地区民众现代文化心理形成的发端时期。它承接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为思想的探索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时代、历史背景。

北宋时期，特别是到行将覆灭的北宋晚期，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在为文化而运转。书生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以花鸟虫鱼、诗书字画、笙歌乐舞的追求为最高乐趣。朝野上下以文、舞为乐事，弥漫着疏空的氛围。以至于在金国大兵的凛冽攻势下，太上皇宋徽宗连同自己的儿子钦宗赵桓（1100—1156）成为完颜皇帝的囚虏，最后遗骨金土依兰，成为一个治国失败的典型。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皇帝，赵佶是误国了，但如果抛却那个时代的功利得失，跳出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符号，是北宋时代现实的典型映照。这个时代为“宋初三先生”（胡瑷、孙复、石介）、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三苏“、“二程"等思想家驰骋无垠思域，大展文化光华提供了无尽的疆土，为南宋时代北方主导文化与南方民间思想碰撞、融合、化生铺垫了丰厚的文化沃土。“北宋末年那一个短时代实在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枢纽。”^[6]

北宋后期，外有辽、金、西夏大兵压境，内有宋江、方腊聚义起兵，深刻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导致北宋王朝的灭亡。在丢掉半壁江山后，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旧臣拥戴下重祭大宋旗帜，于1127年在应天府（即今河南商丘）登基，建立南宋王朝。在金兵不断进攻之下，于次年五月南迁，定都杭州（朝廷选都杭州，时称临安，有“临时安置”之意，以期实现收复中原的梦想），开始了对南方文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152年的南宋风雨之旅。

文化的形成和传承，政治是强大的因素，杭州作为南宋首都对所在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不可低估。南迁使北方的官学、北方的观念、北方的风习，也先后乘着风、乘着雨、乘着御驾来到南方，实现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这一时代成为浙江乃至广大的南方民众现代文化心理的奠基时期，为我国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舞台。

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民众，特别是有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传统的知识分子心灵的艰困时期。宋王朝的南迁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它让一个长袖善舞的泱泱大国在一夜风雨中退居江南一隅。这样的屈辱，极易催生民众强烈的复国情绪和土人深刻地对社会问题的思索。

审视南宋时代的文化思想，人们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民众中表现出来的时代激情、忧国报国的强烈责任感，这一切在“浙东学派”的诸思想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浙东学派”的重要开创人物陈亮（1143—1194）在忧国忧民中为学人的社会责任建言，为“浙东学派”的务实思想、救国思想定下了基调：

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唐、魏、晋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7]

这里，陈亮把1127年金国俘虏宋徽宗、宋钦宗的“靖康之变”视为切肤之痛的君父之仇，对官学色彩浓烈的“今世之儒士——朱熹理学一派的学者“^[8]脱离国情，空谈性命、脱离实际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良知。“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确几时通？”失国后的情绪在他的《水调歌头》同里表现得更为激烈，陈亮一生都在努力实现着北伐的政治抱负和扫净“万里腥膻”的雄心壮志。

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敌，然又无力回天，壮心不死，在他垂垂老年，写下了泣血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以及大量昂扬征战，锋芒直指胡虏的军旅诗篇。

陆游原本是一位很婉约，很柔弱的诗人。他身上体现了长期来南方作为非主流社会臣民的温和性格，展示着江南人那种纤巧、缜密、内省的心绪。这在他青年时与爱人唐婉鸾凤和鸣，却因儿媳不合婆婆的心意而顺从地让老人家活活拆散美满姻缘的性格中得以见证。他在《钗头凤》中描述的爱情故事让后人感受到他逆来顺受的性格和纤巧、敏感的心灵之舟所载的极致凄美和哀怨：

红酥手，黄麻酒，满城衣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如果没有那国难，没有那民众波澜壮阔的抗敌浪潮，他一定会在婉约的路上走下去的，为后人带来绵绵的心灵之音，然而，国难让他奋起，历史让他告别儿女情长的婉约。他毅然从戎杀敌，成为一名硬汉，写下了许多诸如：“提刀独立顾八荒”、“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篇，表现出极其硬朗的诗风，这是当时民众抗敌激情现实和由此改变人生轨迹与性格的典型写照。

赵氏王朝退居江南后，南宋王朝与金国的斗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表现为边境的冲突，有长江作防线的江南相对趋于一个平静期，农业、商业.、文化、思想均得以繁荣。这一切，南宋端明殿学土洪迈（1123— 1202，字景庐）在其《余干县学记》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士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9]这表明，宋代作为一个文化重要的转折时期，对江南文化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催生的作用。这一切在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清代学者全祖望先生（1705—1755，字谢山）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写道：“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10]。

全祖望先生所说的“邹鲁”就是诞生孔子、诞生儒学的地方，是灿烂的古文化思想的摇篮。无论是景庐先生还是谢山先生他们所认为的繁荣都是以文化的繁荣作为标志的。说明宋代作为南方地区文化繁荣的里程碑，为这块土地的文化繁茂洒下了雨露，为学人纵横捭阖的思想交融投下了阳光。

“土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土的政策促使宋代人才辈出，鼓励土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等气节土风。"^[11]思想不能脱离时代的制约，学术也不可能离开现实建起一座空中楼阁。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以报国为己任的“浙东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时代的动力和基础。“浙东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使人们脚踏实地、发奋图强，强烈的爱国情感确立了理论基础和行为模式。吕祖谦、薛季宣、叶适、陈亮和深受心学创始人陆九渊教化的“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一批思想家不断以救世报国的理念进行探索实践活动。这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摒弃空谈，以务实的态度寻找强国之道，其思想，其行为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并为后人所传承。

思想是不能被钳制的，中国历史上有过钳制思想、钳制文字的记录。在这条历史长河里，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晋代嵇康的文字惨案，以及宋以后明代东林党惨案和清代雍正制造的吕留良文字狱，而宋代宽松的思想环境为各种思潮激荡提供了空间。

在宋代的思想文化温床里，发源于北宋的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朱熹（1130—1200）那里得以集大成而成为系统的理学，备受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官学，为统治者提供了统一思想的有力武器。而陆九渊（1139—1193）创立的心学哲学思想一如健康的野花在江南的沃土里尽情地绽放。

陆九渊站在极高的思想位置上，“躬行践履”，叩问灵魂，以“发明本心”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着心灵的探索实践，创立了他的传世心学。“吾平生学问，唯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12]揭示了他心学思想中的实学成分。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五月，陆九渊来到浙江，与当时已在两浙路临安府富阳县主簿任职的后来被誉为“雨上四先生”之首的杨简（1141 —1225）结识，给杨简以悉心指导^[13]。在观察杨简对一桩“讼扇案”的审理过程中，陆九渊对“发明本心”学说作了精到的理论阐释：

（杨简）问：“如何是本心？”

先生日：“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

对日：“筒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

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敏仲亦未省。^[14]

杨筒又是如何悟到“本心”的？《宋元学案·慈湖学案》里作了这样的记载：

先生问：“何谓本心？”

象山日：“君今日所听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

先生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邪？”

象山厉声答目：“更何有也？”

先生退，拱坐达旦，质明纳拜，遂称弟子。^[15]

这个著名的“讼扇案”的阐发悟道是陆九渊传道心学的一个经典的故事。这里承载了哲人的许多信息。首先说明陆九渊的哲学观念对杨简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杨简是在陆九渊的点拨下通过自己的切身实践于反思中大彻大悟，从而真正走上了他的治学之道，自此盗意纵横、一任思想在这块土地上对真知追索和传播；同时传达出作为教育家的陆九渊先生出神入化、善于从实践提取真知的教育方式也让后世得益。

汇朱忠、陆九渊思想，在交流、碰撞中而自成一体的"浙东学派”最重要的创立者吕祖谦（1137—1181）先生”以典章制度的考订、经典义理的发微、历史事实的辩证、人物活动的品评为学术的基本表现形式，同时又关注道德性命之理在哲学上的追寻，重视并强调对道本身运动的历史过程的深入研究”^[16]。吕祖谦以“明理躬行”著称，十分强调哲学、思想研究中的“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等习学理念。为随后在东南地区广为传播、在社会发展历程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实学思想的萌芽培育，为民众务实精神的滋养提供了基础。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对吕祖谦作出以下评述：“宋乾淳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这里全祖望和其前辈黄宗羲的《宋元学案》第一次独具慧眼提出了南宋主要学派的结构状况。将对民众心理有着最直接影响、最可操作实践的，对当今东南地区，特别是浙江地区普遍的“务实，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形成有直接影响的吕祖谦的学术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此前，学术界更注重朱子学说和陆子学说，而对务实、致用的吕子学说则鲜有足够的评价。

吕祖谦因其独特的对历史的研究、对哲学思想的探索方法而自成一家，创建了很有个性的研究方法，借历史研究之翅，展哲学思维之翼，开辟了“浙东学派”的哲学思维和治学取向的整体风貌，表现出“历史哲学”卓异的一面。吕祖谦的学说和与其有着良好个人关系的朱熹、陆九渊所创之学形成鼎立的学派。(www.daowen.com)

吕祖谦的思想表现出了极端的生动性与亲和性。他强调的实践思想一如鲜活的禾苗一般可种下去，可开花，可结果。吕祖谦说：

人之一心，方寸间其编简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间，皆能留藏，则知”天在山中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观此，则“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于古圣贤之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后德可畜也。^[17]

吕祖谦的思想锋芒直指圣贤，强调在实践中去体悟真理，这是对真理的属性最为准确的把握。他勇于置疑，不迷信，不神化，把圣贤的一言一行都列入了考证的对象，这种带着批判观点看待世俗偶像的意识，是站在很高的位置上来认识事物的。按照以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子日”的传统、社会普遍所持的观念，圣贤之说不允许凡人有半点怀疑亵渎。他的观念对民众的思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因而，对破除迷信，建立勇于在实践中求真，不断探索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规律，用自己的思想去敲开智慧的大门，培养浙江人的创新意识是大有裨益的。

“浙东学派”另一位思想家叶适（1150—1223），对“存天理，灭人欲”高不可攀的朱子衙门官学提出了挑战：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相去几何！^[18]

中国人是最要面子的，如果把他们的脸、他们的真实心意不加遮盖地展示出来，他们会露怯的。他们需要面纱，这面纱就是传统“正人君子”的道德标准，人们都会在桌面上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应景官场，适应社会。在这样的传统下，几千年来，人们的欲望遮遮掩掩，一直如过街老鼠，成为大力喊打的对象。朱熹更是凭着他的才华智慧和对理学的坚定信念，爰憎分明，把“天理人欲”高度精练、提升为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存天理，灭人欲”口号，对“人欲”予以讨伐灭绝。自此“天理人欲”严格地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制约着中国人的行为。

在这样一种浓浓的氛围中，“水心先生”叶适拨开了压城黑云，将“人欲”请上椅子，把人道请上椅子，给予人的存在和对美好生活的正当需求以正视。这种民主思想为当今社会人们为满足正当的“人欲”，激发开发科技，开发市场的潜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宽衣解带提供自由的思想空间。“春江水暖鸭先知”，人们沐浴着这种思想的甘寐，这也使有了浙江人一有春风便舞动，一舞便是一番天的必然结果。

个性耿直，豪气满天的陈亮表现出了为国尽忠的激情，他的人才观一直受人称道：

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资世？天下雄伟英豪之士，未尝不延颈待用，而每视人主之心为如何……臣愿陛下虚怀易虑，开心见诚，疑则勿用，用则勿疑。与其位，勿夺其职；任其事，勿问其言。大臣必使之当大责，迩臣必使之与需议。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于此，不以其久次而姑且。言必责其实，实必要其成。^[19]

作为一介书生的陈亮，国土沦丧激励着他急切报国的决心。在当时的背景下，他认为“社会的最大任务就是恢复中原，一切学术思想，一切方针政策都应该服务这一根本目的”^[20]。陈亮是功利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事功理念具有深刻的“大公”的报国内涵。陈亮周密体微的人才观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同样，与陈亮同时代并与之有着密切交往的“永嘉学派”的创立者薛季宣（1137-1173）的用人观更是包容和惊世骇俗：

强国以人，作人以气，士气振而众材用。君子乐将其道，小人乐得其利；雄杰狙诈，皆得而用，则其国家扉不振。^[21]

薛季宣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用人标准，又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用人办法，可谓精到之至。他对人才的开发利用可以说到了极点，不但正人君子，连狡猾诡诈之人都可作为开发对象，加以积极利用，真正做到人尽其用。这种挑战传统，对传统观念进行颠覆的做法，给人们带来了长久的思索，这种胸怀宽广的用人观念响雷般惊示着人们，对当今社会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我们不禁发问：我们做得到吗？

在中国，历来有“农本商末”的思想，把经商行为边缘化，至今在不少地区、不少人的潜意识里这样的观念依旧挥之不去。浙江人口多，资源少，传统单一的农耕经济无法满足浙江人的生存需求，易货通商，既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也是社会的呼唤。重商行为是浙江民众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内到处都弥漫着浓厚的经商意识。特别是温州更是把经商行为发展到极致，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创出了“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22]。为什么？就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鸣锣开道，为满足正当的“人欲”不懈奋斗。这种文化的形成与“浙东学派”孜孜不倦地奋斗传承密切相关。

出生在温州、一生都贯彻着清楚而强烈经世思想的叶适^[23]这样写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人，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又。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24]

自南宋开始温州就已经成为了全国七大贸易口岸之一。然而，作为“末流”的商业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商正名，为商呼喊，为下层人民提供坚强的道义支撑和心灵慰藉，历练了浙江人闯天下的勇气和胆魄。因而在改革开放开始，松绑了的浙江人，在不少内地的人们连出门都感到恐惧的状态下，一如出笼的小鸟飞出浙江，在大江南北穿街过巷，极大地丰富活跃了市场经济，赚得了第一桶金；同时，漂洋过海，在五大洲开辟出了浙江人的市场，拓宽了中国人的商业空间。

思想是自由的，是个性化的，是个体心理运动的产物，但文化是不断积累的，综合性的。文化的产生、衍化、传播受着政治、权力、时代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依赖强大的政权实力传播的儒学，在“百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在被西汉统治者选为治国之器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声政令下，脱颖而出，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一统天下的经世哲学，渗入国人“膏肓”，这是一典型例子；在南宋时代小“百家争鸣”气候下，程朱理学因为“存天理，灭人欲”而深得统治者颔首青睐，得以广泛传播，几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南宋时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给南方实学思想带来强势的繁衍传播机会，对浙江民众现代文化心理的形成起着奠基作用。

有形的文化以文字、实物形式给我们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民众的文化心理则以它“形而上”的方式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如一只无形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操控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积极的文化心理是一种生产力，而消极的文化心理是一种反生产力。

浙江的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对它的成败得失人们作了足够的关注和评价。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里需要我们作更多的思想文化梳理，这是我们哲学界的责任。

我们不得不指出，浙江民众在充分得益于古人灿烂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也明显感到继承着从传统中积淀的文化心理的保守成分。比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人们用人上所秉持的以亲疏为尺度的潜意识，官场中任人唯亲的文化心理，使人们过多地对家族、亲缘、地域产生依赖，阻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浙江有一家全国百强民营企业，其创始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人格也很高尚。在企业的急剧扩张中，他深刻意识到需要有现代意识、需要现代的企业制度来支撑自己的事业。企业不断向全国招聘人才，吸引着许多博土、教授、职业经理人的加盟。可在真正使用人才中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潜意识又使他和他的团队回到对亲缘、地域的依赖。外来加盟的人才，他们的向心力想让自己走近他们的太阳，可集团里亲缘关系的离心力在排斥着他们，他们只能像卫星一样在圈外运动。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时时不被信任，要开展工作总有许多无形的手在调控，有无形的眼睛在监视，影响着他们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些人一开始满腔热血，当磨尽了最初的锋芒，最后不是卷起铺盖告别理想就是在消极中挨着时光。

这些现象在浙江不是个别的，值得我们对文化心理的进一步探索，为时代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专业2003级博士生、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1]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陈祖武主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3]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徐季子：《由“心学”向“实学”转化的浙东文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陈祖武主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5]田方萌编：《浙江人凭什么》，台海出版社，第19页。

[6]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7]陈亮《陈亮集》第9页。

[8]董平选注、祁茗田评析：《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128页。

[9]（《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

[10]（《鳍埼亭集·外篇》卷十六《槎湖书院记》。

[11]叶坦：《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陆九渊集》卷六。

[13]祁润兴著：《陆九渊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14]《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第，487-488页。

[15]《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卷七十四，第2466页。

[16]董平选注、祁茗田评析：《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第10页。

[17]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三《易说·大寄》。

[18]叶适《习学记言》，第66页。

[19]陈亮《陈亮集》，第26-27页。

[20]董平：《浙东学派及其精神》，《浙江精神之哲学本源》，第159页。

[21]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十《上宣谕汪中丞书》。

[22]田方萌编：《浙江人凭什么》，台海出版社。

[23]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7页。

[24]叶适《习学记言》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