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元龙

何谓实学，顾名思义乃是实实在在做学问，做实实在在的学问，并通过身体力行，对社会和学术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之谓也。

“实学”之称，自古有之，最早可溯源至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心学大师陆象山先生在《三陆先生祠堂记》称：“生平学问唯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又云有“孟子之实学”、“唐虞三代之实学”^[1]。此外，东汉王充在其《论衡·非韩篇》曾批评荷子的学生韩非“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宋代理学大师程颐“理直气壮”地宣称：“治经，实学也”^[2]。朱熹则曰：“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3]。另一位被称为“南宋三贤”之一的张拭主张“圣门实学，贵于践履”^[4]……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宋理学，宋明心学，浙东学派，清浙东史学派，晚清“新学”，均自称为躬行“实学”者，而大多数持“实学”论者，则往往把理学和心学作为批判的靶子。

愚意以为，无论“理学”、“心学”以及“实学”诸贤，其基本立场均立足于儒学，所异者仅某些学术观点而已。设若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孔孟之道和儒家学说，那就会黯然失色。儒家学说有许多优秀内涵，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治国图强思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经济观点；“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温故而知新”等教育方针和治学方法；“忠孝仁爰信义和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伦理道德规范……这许多深入人心、传之久远的学说，不仅影响到一代代的炎黄子孙，而且还对亚洲诸国，产生过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继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但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也有消极的一面。如孔老夫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的愚民论，就是封建帝王听得最入耳的。他认为古胜于今，“信而好古”，“夏商周三代”的政教礼制比现在好，特别钦佩周的政治、文化制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6]；孟子也津津乐道“先王仁政”。实际上这些观点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迸步，不符合世界浩浩荡荡前进的潮流。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阻挠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成了中国长期积弱根源之一。所以有人说：“儒家文化可以育出文明之人，可以育出和谐之家，可以育出文明之天下，但不能育出文明强大、威风凛凛的天下……”^[7]

儒家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汉武帝时，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学说最符合巩固封建帝王执政的需要。对于法家，统治者内心也是赞许的，只是口头上不强调而已，于是来一个“王霸杂糅”、"外王内法”。

由于历代封建帝王大力倡导，把孔子捧上了“至圣先师”的无比显赫地位，孟子也被奉为“亚圣”。不过孟子说过一些“民为贵”、"君为轻”等“不中听”的话，以致帝王们几次把他的神位逐出孔庙，朱元璋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欲登仕途，唯一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所有的科场试题，包括所谓“策论”，均以经学为依据。因此，已登仕籍的也好，尚在努力争取的也好，都以阐释和图解儒家学说为毕生之追求。宋代理学肇自周敦熙、邵雍、张载、程颍、程颐（合称“二程”），而由朱熹集大成，故习称“程朱理学”。朱熹将封建伦理发展到了顶峰，把儒家核心理论“三纲五常”、“六纪”（“三纲”为君臣、父子、夫妇；“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见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第一》；“六纪”乃诸父、兄弟、族人、诸骂、师长、朋友，据《白虎通》。）阐释和整合得更为完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都出来了。其实朱夫子也是一个极有学问的人，善于开展平等的学术辩论和争鸣，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江西信州，今上饶），理学大师朱熹与心学大师陆九渊展开了大辩论。一个说“道问学"，“即物穷其理”。一个说"尊德性”，“发明本心”，“心即理也”。朱讥陆为“禅学虚谈”，陆讥朱为“支离空言”，两人都以“实学”自命，斥对方为玄虚，实际上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间的一场较量而已。明州有“四明学派”，代表人物——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均为陆门弟子，他们同门、同乡、同学、同进士出身，学界称为“甬上淳熙四先生”。其中杨简、袁燮、沈焕三位晚年均在宁波月湖或慈湖讲学，培养了不少传人，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宁波成了“心学”的重镇之一。

南宋以来，浙东地区实学学者辈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婺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统称浙东学派。他们强调“经世致用”、“经世济民”、农商并重，追求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重：视经济基础的夯实与发展，所以又被称为“事功学派”。尤其是叶适的主张“黜虚崇实”，以及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的“三实”，切中实学的肯綮^[8]。

关于浙东、浙西的划分：昔时以杭、嘉、湖、严（建德）及苏、常、镇、江阴八府（州）为浙西，以宁、绍、台、温、处（丽水）、金、衢七府为浙东；至清中后期，习称杭、嘉、湖“下三府”为浙西，宁、绍、台、温、金、街、严、处“上八府”为浙东，把苏南几个府、州剔除了。浙西比浙东富庶，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财赋之区"；浙东海岸绵长，岛屿众多，具山海之利，而山地较多，相对贫瘠。然浙东人民索习航海，善于开拓，重儒而不轻商，每遇到科举不遂，即弃儒从商，甚至远赴海外创业，其思想观念与北方、中土、内地迥异。所以海内外著名浙商多出浙东。

再一个历史背景是，浙东航海事业及造船工业向来发达，以宁波为例，从河姆渡出土的实物来看，早在七千年前，已出现原始航海工具。宁波的造船和航海事业，公元前七世纪就有了一定基础。《逸周书》称：“成王时，于越献舟。”“于越”者越国东部也，相当于今之宇波。《慎子·逸文篇》：“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故也。”^[9]据张道渊《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一文^[10]考证：”于越所献之舟，乃是构造较常舟完备伟大之海船也。其船当造于宁波市，或其附近之江岸，盖呈献时便于下水出海也。”又说：“《慎子》所记，为宁波市航海之最古记录，……宁波市实为中国造船与航海之发轲地也。”宋时宁波已成为制造航海巨舶的重要基地。《宋会要辑稿·食货》云，哲宗元祐五年（1090）正月，诏明州、温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从船的载重量来看，宁波造船工艺已臻相当规模和较先进水平。《宋史·神宗纪》记载，元丰间曾在明州建二巨舶，“一日’凌虚致远安济‘，次日‘灵飞顺济'，皆为神舟。”两艘巨舶，停泊在甬江口招宝山旁，今镇海“利涉道头”遗址，即其一。《续资治通鉴》云：“高宗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乙卯，帝次明州，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数以千计船舶部分属征集，大部分是在宁、温建造，其生产能力可见一斑。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源起于唐。当时与我国交往最密切的国家是日本和朝鲜。日本每年派遣唐使，不仅学习中国的政制和文化，还载来和运去大宗货物进行贸易。我国东部沿海的商舶，亦常有“多赍货物”去东瀛经商牟利的。

又据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记述，当时与中国通航的主要为登州、明州两个港口。“由西海岸南下，经古郡山群岛，抵黑山岛，转向西南，直达中国南海岸的明州。”为接待朝鲜使者及商人，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楼异建议在明州设高丽使馆，遗址至今仍保留着（在海曙区镇明路）。宁波与朝鲜友好往来从从未中断过，《宋史》、《明史》历代《宁波府志》、《明州系年录》、郑麟趾《高丽史》，以及《东坡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陈应芳《散止集》等著作中均有述及。

市舶司亦称市舶务，五代时曾更名博易务。宋代的浙江市舶司初建于杭，太宗淳化初年迁明州。宋时杭、明、温、秀四州及江阴均设市舶司，几经裁并，最后只剩明州一处。元时规定凡与高丽、日本通航商舶，概由庆元（元时，宁波称庆元路）出入。唐宋市舶司使初由知州兼领，不久改由通判兼任，明代沿袭此制。

明代为防倭寇侵扰，实行禁海闭关。明太祖下令“不准片板入海“。成祖永乐年间，郑和七次率庞大舰队通西洋，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和非洲部分沿海国家，其目的在于宣扬国威，并不把经贸通商放在重要地位。嘉靖二年之后，因浙东发生“争贡之变”，闭关封海更严，市舶司的功能日见衰退。清初改称市舶司为“巡视海道署”。

清初开放海禁，成立海关。李小萍《百年海关的见证》一文称：“海关，历史上称为市舶司，北宋初首先在广州设置，后在明州、杭州、泉州、山东设立，其职贡是检查出入海港的船只，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中国海关正式成立。“又云：“浙海关是清初四海关之一，成立于康熙二十四年，地点在宁波。”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1861年起，海关管理权和收税权均落入洋人手中，帝国主义者在江北岸外滩自行成立海关，甬人称之为“新关”或“洋关”，凡征收国际贸易之税及国内大宗货物出口税，统归“洋关”办理。

从上不难看出，为什么“实学”在浙东的发展有比较适宜的发展土壤，恐不能离开经济这个因索和当时的历史背景。

明代中叶，阳明“心学”趋盛，学者多以“陆王"并称。王守仁（1472—1529），号“阳明先生”，创“阳明心学”。他门徒众多，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尤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更受重视。阳明反对朱熹“理本论“，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理”，“心明便是天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最后归结为以“致良知”为核心的理论。他同时主张“知行合一”、“知行并进”来反对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阳明确有主观唯心史观的一面，但他的“知行合一”之说，及他一生躬行践履，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和团结安定的事（如平定宸濠反叛），这些都是符合实学宗旨的。

明中后期又产生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实学家李贽（1527 — 1602）。他持独立主张，认为《六经》等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批判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虚假说教，认为“人伦物理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又认为“土农工商”的地位是平等的，商贾“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亦何鄙之有？”他最厌恶的是那些“口言善而身行恶”的假道学、伪君子。他的《焚书》中收有一篇《答耿司寇》，节录如下：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以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等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现，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便说生意，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怠。

李卓吾被人目为狂人奇土和“异端”，而他本人亦坦然以“异端”自承。他这种特立独行，当然难容于世，不久便遭耿定向辈诬陷，蒙冤入狱自刎身亡。实际上他是因说真话、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以身殉道的，是一个坚持实学的坚韧斗士。

明清鼎革之际，史称“天崩地解”的非常时期。在此特殊年代里，实学之土又异军突起，卓有影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塨、李颙等大家，接着在实学上作出贡献的还有全祖望、章学诚等杰出学者。

这里先从梨洲先生黄宗羲说起。谢山先生全祖望，下章有专题论述。

黄宗羲（1610—1695）宇太冲，号梨洲、南雷，浙江余姚人。他是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索长子。十九岁时，进京与杀父仇人阉党余孽当庭对质，当场锥刺漏网党羽许显纯，痛殴崔应元，又追杀凶手牢卒叶咨、颜文仲，吓得另一个余孽阮大钺不敢露面。崇祯六年（1633年），联合顾杲等作《南都防乱公揭》，被公认为大快人心之事。

回乡后更加勤读，去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读书、抄书。其弟宗炎、宗会在他熏陶下，也成了文武全才，有“东浙三黄”之称。清兵南下，在四明山组织民间武装“世忠营”抗清，成为浙东抗清劲旅之一。

1668年，应邀来“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他又征得范钦曾孙同意，破例登上天一阁，编著《天一阁书目》，并撰写了一篇传诵人口的《天一阁藏书记》。

康熙多次征他出仕，允许他来去自由，他仍无意出山。康熙为此叹息、“得才之难”。

梨洲博学多才，经史之外，还擅长天文、历算。代表作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全书），开我国学术思想史之先河。《明夷待访录》一书，卷帙不繁，创论独新，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鲜明政治观点，他虽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君主制度，但这已超越了一般的“民本”思想，成为我国民主思想启蒙之作。又坚持“工商皆本”，并指出历朝赋税制度存在着“积累难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和“田土无等第之害”，此“三害”使农商之民“苦暴税久矣”。当今学者从中得出所谓“黄宗羲定律”。其他自订的有《南雷文案》、《吾悔集》；经后人整理的有《南雷文定》五集共二十六卷。历算和地理方面著作有《大统历推法》、《勾股图说》、《今水经》各一卷，《四明山志》九卷。辑录《明文案》二百十七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仅有稿本，极珍贵。

梨洲毕生实学、实事、实行，为国家民族危亡而不计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武装抗清，后因目睹国家统一和汉.满融合已成定局，观点逐渐有所转变。如动员门生万斯同以不受衔、不受俸条件参修《明史》，认为与其被其他府才佞人滥竽充数，不如由信得过的人参加为好。他勉励李野说：“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

黄宗羲为浙东史学派创始人；万斯同承前启后，继承师业；全祖望则集其大成。此后，继之者有章学诚、邵晋涵、徐时栋、董沛、王梓材等诸贤，他们都是秉承“实学实行”、“经世致用”、“经世济民”优良传统，使浙东实学得以薪传不绝。

鸦片战争前后，一批有识之士，痛感内忧外患，国事日感，认为应“睁开眼暗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需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遂有“新学”出现。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往后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变法。他们思想很复杂很矛盾，如康、梁，既要变法图强，又反对“打倒孔家店”，—边创办《强学报》、《时务报》，编辑《西政丛书》，一边又想保存清室。尤其是康有为，在1917年还曾参与张勋的复辟活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至于李鸿章，虽提倡洋务，企图寻找一条现代化工业道路，然其软弱和丧权辱国行径，是很难逃脱历史谴责的。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领导下，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公然提出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不仅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也为实学的发展展现了光明前景。然而“五四”以后，推进“实学”的道路仍然十分曲折艰难。因为，实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坚信真理，讲真话，随时准备为坚持真理而献身，同时又重品格、重科学、重探索、重实践与事功，与时俱进，所以做一个真正的实学家并不容易。

直至解放，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实学”的发展才走上康庄大道。1992年中国实学研究会的成立，把"实学”确立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全祖望是清代的一位21要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献学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学家。可是在一般著述讲实学时，很少提到他。为此，我想尽绵薄之力、用微弱之声做一些“呐喊”工作，使这位大学者能被更多人所理解和接受。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小字补，号谢山、双韭山人、鲒埼亭长、孤山社小泉翁，人称谢山先生。在他匆促的一生里，以多病之躯，处坎坷之境，在史学、文学、实学等领域里，为后人留下了数百万字光辉夺目的不朽学术著作，实在令人钦佩！若无超越常人的坚强意志和毅力，要达到这个境界是不可想象的。

他四岁入塾，八岁能粗解经义及《通鉴》、《通考》等史籍，髻年中秀才。他极富民族气节，见学宫乡贤祠供奉着谢太仆（谢三宾，带头献城降清官员）和张提督（名杰，明末降将，因镇压抗清武装“有功”，任浙江提督，张苍水就是被他逮捕的〉神位，怒不可遏捣碎投于泮池。痛斥说：“怎能容此等败类玷污神圣学宫！”

康熙五十九年（1721），赴省城考举人，初试落榜。后因父母年老多病，不肯避离，中间脱了几科，未去应试。

雍正二年（1724），二十岁，与同城张姓女子结婚。婚后又去杭州访问，结交了厉鹗、杭世骏、赵谷林兄弟等友人，共同切磋琢磨，学问更有进步。

复过三年，翰林院编修万经向宁波知府孙韶推荐，可否以荐举方式让祖望从另一途径登上仕籍，但他本人坚决不要。雍正七年（1729），被选为优贡。

雍正十年（1732），二十八岁，与他结䄜八年的妻子，因难产不幸去世，勉强保全下来的女儿不久亦夭折。因他正在顺天（北京）应乡试，怕影响他情绪，暂时封锁了消息。不久，他果然考中了顺天府举人。

雍正十一年（1733），首次考进土落第。曾担任过浙江乡试主考官的李级很为他抱不平。李绫在京城宣武门宅邸，其西为紫藤轩，借与举子万孺庐居住；又把东边一间借给谢山暂住。三人相聚一起，讲学、考据、赋诗，葱汤麦饭，其乐融融。李缓见祖望青年丧偶，促成他续娶春台大学土之女为妻，并帮他在紫藤轩旁另赁新居。祖望贫困之至，只得把两万卷藏书忍痛抵押给黄监仓，供生活急需。

祖望前半生就是在坎坷境遇中度过的，而考取进士后的下半辈子，遭遇亦不顺心。直到逝世，靠出卖藏书作丧葬费用，才得安葬，遗稿刻印也遇到种种波折。

清初百年左右，经历着一个痛苦漫长的由动乱到稳定，并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的不寻常过程。祖望是一个身历其境的历史见证人。

明清朝代更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一次异族入侵、国家覆亡的悲剧，人们多以“天崩地解”或“天崩地拆”来形容当时惊恐和惨痛的心情。至于满族入关后经过痛苦磨合，逐渐形成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大清帝国，那是另一回事了。

清政权建立过程中，残酷镇压汉族军民抵抗，就江南而言，如扬州十日、江阴破城、嘉定三屠，等等，都是家破、人亡、城毁，杀戮惨重；浙东海滨地区，又实行清海移民政策，强迫沿海人民背乡离井内迁。在文化上同样实施高压，一系列文字狱的出现，如庄廷辘《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庭嗣试卷案，徐骏诗句诽谤案，以及乾隆查禁违碍之书等等……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亦应看到，清王朝在克服种种危机过程中，平定内部动乱和抵御外敌人侵，复苏经济，尊重汉制和华夏文化，恢复开科取士，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满汉间歧见，基本上实现了各民族大团结大一统，这一切都对促进社会稳定有利。康雍乾三代，是充满矛盾和不断克服矛盾、痛苦磨合的百年历程，是从“天崩地解”艰难地过渡到“康乾盛世”的百年。谢山著作中，亦可反映出其发展轨迹。

清代前期的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儒家学说影响，“以汉为主”和“华夷之辨”观念根深蒂固。但后来又不得不认同现状，在各族大团结、大一统前提下，各安其位，各尽所能，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和力量。鼎革之际，张苍水是坚决抗清的，直至身殉；黄宗羲则有一定程度的转变；至祖里，他既要肯定和表彰民族忠义气节之士，又要为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文化发展尽一己之力。他对汉满界限基本上已经抚平弥合了。如他原配夫人去世，续娶春台大学士之女（汉姓曹）为继室。春台学士，满姓索佳士，名锡祺。他与曹氏感情甚笃，患难与共，是真正的汉满联姻。

浙东人文渊源与全氏家风铸就了谢山的耿直性格。俗话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谢山在学术上之所以有如此辉煌成就，品格又是那么清高倔强，除了他本身勤奋励志之外，有两方面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关于浙东文化传统，可归纳为六句话：“爱国爱乡、深明大义的民族气节；勤劳刻苦、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屈不挠、抗强御侮的优秀品格；开拓创新、不畏艰险的进取观念；经世务实、善于思考、吸收借鉴的实学传统；认定目标、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的坚毅意志。”

二是家族对他的影响。沈善洪先生在为《续甬上耆旧诗》标点本一书（2004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作序时指出：“他的祖辈参加过顺治二年和三年的画江之役，事败后继续奔波于山海之间，与海上的张名振、张煌言部暗通消息。其曾祖全大和、全大程兄弟因顺治五年翻城之役，几罹于难。祖父全吾麒亦参加定海（镇海）柴楼山武装抗清。族祖全美闲于康熙元年被逮至杭州暴卒。此外，甬上的两位著名的民族英雄张苍水和钱肃乐与全家皆有亲戚关系。抗清失败，全氏族中各分支多有家破人亡者。祖望自幼即闻父祖辈向他缕述甬上抗清事迹，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附带再提到一点，江浙藏书家丰厚的藏书资源，亦给他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一位杰出学者的出现，往往有其“望族世家”的底蕴，与时代影响及地域文化、家族群体相互关联的背景。

谢山先生英年早逝（谢世时仅虚岁五十），而其生活之清苦，治学之艰辛，留给后人著作之丰硕和质量之上乘，令人肃然起敬！

谢山中试后，经李级推荐为翰林院庶吉土。他利用这个机会，阅读《永乐大典》，日必尽二十卷。后因得罪权贵，被“考绩”为“最下等“，次年即贬为候补知县。辞官归里后既贫且病，甚至三餐不继，但他更励志好学，谢绝别人馈赠。(www.daowen.com)

他曾先后主讲绍兴蕺山书院和广东端溪书院。聘他去蕺山任山长（院长）的是友人绍兴太守杜甲（字补堂）。有一次，杜太守对他偶有失礼，即愤而辞职。刚长蕺山时，绍兴土子并不服气，但不久就被他的真才实学折服了，要求人学的生员越来越多，没想到先生一下子甩手不干，学生们失望之至。他们公推蔡绍基等为代表来雨恳请先生回绍。蔡生说：“现书院已发展到五百多学生，每人奉束修二两，千金可以立致。“祖望谢绝道：“我是因太守失礼而辞职的，难道师道尊严是千金可买到的吗？”祖望心高气傲，连最亲近的学生都说他“负气忤俗”，但学生们更钦佩先生的学识博大精深，称“其学渊博无涯淡，于书靡不贯穿。”

晚年因病从广东肇庆端溪书院辞职归来，仍尽力于著述，后去扬州就医和养病，勉力修改《水经注》和续补《宋元学案》。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自觉沉疴难起，扶病回家。可是祸不单行，次年（1755），独子德昭不幸病逝，年仅十三。爱子遽然天折，先生心如刀剜，他再也经不起这次残酷打击，勉成《哭子诗》十首，《瘗子铭》一首，成了他的绝笔。不久，即溘然与世长辞。

谢山治学涉猎颇广，经、史、文、哲、地理、天文、文献、校勘、民俗等，都有深入研究；但成就最卓越的当是史学。他坚持“实学”考据精神，对典籍记载详加考证，尽可能取得第一手资料，从不人云亦云。如十八岁那年，堂伯母（张煌言之女）自黄岩回甬，他抓住这个难得机会亲往采访苍水史事，对证黄宗羲《张苍水墓志》、杨遴《张苍水记》、莫农祥《张苍水传》，补订了许多遗事，写就极为详尽的《张尚书神道第二碑》，被后人目为研究张苍水的最详尽、最可信的史料。

浙东学者往往得益于故家藏书。严可均《全绍衣传》有“弱冠时登范氏天一阁”之语；同时，全祖望又去同邑谢家巷“天赐园"藏书楼、带河巷陈氏“云在楼"、月湖陆氏“南轩"借读和抄录平时难得一见之藏书，并多次赴杭访赵氏“小山堂”、扬州马氏"丛书楼"借读，由是学问大进。

谢山先生著作有三十多种、四百余卷。主要作品收于《鲒埼亭集》，还有《续甬上耆旧诗》一百二十卷。此外，补辑《宋元学案》，笺注《困学纪闻》、《水经注》（称《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鱼吉埼亭集》共有正文三十八卷，外编五十卷，《经史问答》十卷。包括辞、铭、论、记、序、柬帖、杂著、题跋等，内容以史事为主，兼及掌故。如《湖语》，录有民谣、民风、民俗，反映甬上特色。《经史答问》乃是就经史答诸弟子问的记录。

先生病重之际，亲督门人将他认为不宜传世的作品，一律删毁，以免“贻误后学”。由于病情急转直下，足足有一竹箧稿件来不及处理，门人只能“泣拜而受”，以后收为《外编》五十卷。如《庆历五先生书院记》、《雨上证人书院记》、《胡梅磵藏书窖记》、《天一阁藏书记》、《二老阁藏书记》、《天一阁碑目记》、《小江湖强堪记》、《跋宁波简要志》、《它山水利备要跋》等，均为它处所未见，赖此得传。清学者阮元曾说过：“经学、史才、诗词，有一种专长，就足以传诸后世了，而鄞县谢山先生得而兼之，是很了不起的。”又说：“像陆象山九渊、杨慈湖简的学说，虽然听起来玄妙，像海上神山（海市蜃楼），顷刻可成。而万斯同、全祖望的学问，是从实地而起的百尺高楼，没有多年积累的扎实功力，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续甬上誉旧诗》是又一部倾注心力的巨著，它上接杲堂《甬上耆旧诗》，续补明代隆庆、万历以至清初的四明人物，既有传，又选其代表诗作，传有将近七百篇，诗作约一万六千首，诗传合璧，不仅学术价值颇高，而且极受后世学人欢迎。

《困学纪闻三笺》和《七校水经注》，是先生考证力作。《困学纪闻》二十卷是王应麟考证文史的札记，并著录河渠、田制、漕运等规章制度。鉴于后人误读和歧义颇多，谢山三作校注。《水经注》系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著，四十卷，此书记大小水道千余条，述其起源山脉、流域、城邑、关津，兼及历史沿革、人事、文物等。历代注家众多，均不够全面准确。先生费十年心血，校勘七遍，成为历代《水经注》校注中的出类拔萃者。续修《宋元学案》，是学术上又一巨大贡献。

这些沉甸甸的学术著作，呕尽先生毕生心血，至今仍是研究宋明及清前期史事和浙东文献的重要史料；尤其对浙东重要人物，包括节气之士、抗强御侮英雄、著名文学家，以及民间值得歌颂的人和事，均一一如实生动记录。人们往往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某一学者著述之宏富，这对谢山先生已不适用了。先生的作品，不但数量惊人，更重要的是质量上乘，绝大多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关于谢山的治学之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功基扎实，从不浮躁和急功近利，是靠“坐冷板凳”日积月累得来的；二是开乾嘉考据之风。王国维曾说过：“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对全氏来说，前两者兼而有之。在吸收西方新学方面，他亦感兴趣，如关于汤若望日晷之学，是从黄宗羲那里间接得来的。

我重温了谢山先生部分著作，愈读愈敬佩。他的崇高品格，自甘清贫和刻苦好学精神，经世务实的治学态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祖望生平师友，主要的有李统、蒋拭之、万经、厉鹑、马日琯马曰璐兄弟、赵谷林赵意林兄弟、杭世骏等，门人有董秉纯、卢镐、李立槚、范鹏、蒋学镛。

李级（1673—1750）是他的恩师，又是患难与共的挚友。级字巨来，学者称穆堂先生，临川人。他历仕三朝，享盛名四十余年，由于过于耿直，几起几落，很不得志。谢山称他是个“真铁汉”。李级自己也讲：“我生平不附权贵，孤立无党。”然而他对谢山最为倾心。蒋拭之系谢山舅父，字季眉，号蓼厓，鄞县人。他教祖望诗文，本人却屡考不第，直至乾隆元年（1736），方与祖望同科考中进士，而次年很快又被降职。有人认为，当权者不悦谢山，连累到拭之。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万斯大之子，斯同之侄，受教于黄宗羲、阎百诗等。他比祖望年长四十六岁，属忘年之交。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原籍慈溪，后居钱塘。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乾隆元年（1736）被举为博学鸿词。他是谢山初至杭州时结交的好友，与杭世骏亦友善。谢山又通过樊榭认识了扬州藏书家马氏兄弟。马日琯（1688—1755）字秋玉，号嶰谷；日璐（1701 — 1760）字佩兮，号半槎。“丛书楼”藏书极富，被誉为“东南第一”。祖望在马家阅书抄书甚多，几年必去一次，并为他兄弟俩作《丛书楼记》，文中说，他每次南来北往经过扬州，总要去马家，住在那里，向马氏兄弟借难得见到之书，“穷年兀兀，不以为疲”。马氏兄弟也老是托他抄录天一阁所藏的罕见古籍。当谢山病重之际，马氏兄弟还特地邀他去扬州养府，并在医疗上和经济上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杭世骏（1695—1773），字大宗，又字堇浦（堇甫），浙江杭州人。雍正三年（1725）举人；乾隆元年（1736）举为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他是谢山视为“最知心”的友人之一。然而两人交往中出现过不少曲折，更有堇浦剽窃谢山著作之说。

谢山与革浦两人性格都“狂放”、高傲，不肯合群。但黄油比较重财，两人同在广东任书院山长时（谢山主端溪，革浦掌粤秀），谢山清廉自守，堇浦则买了大批湖笔徽墨馈赠当道官吏，甚至赚了一笔钱。谢山曾当面规劝，后又无意中与马氏兄弟谈及，从此堇浦心存芥蒂，两人的关系渐趋微妙，为对方文集作序时，均暗含讥诮之意。据徐时栋《烟屿楼集》卷十六《纪事·记杭堇浦》所记，谢山曾将遗集托杭世验保存，以便日后为他刻印。想不到杭竟据为己有而不肯归还，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追回大部分，有的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此事谢山弟子记述甚详。

赵谷林，名昱，字功千，后改字谷林；弟意林，字辰垣，均为杭州藏书家。藏书楼名“小山堂池馆”。谢山作《小山堂藏书记》说，赵氏兄弟对藏书，鉴别很精细，谷林长子诚夫亦爰书如命。他们探知他处有珍版善本，总想千方百计搞到手。先生常去赵家，赵氏兄弟也为先生研究和著书提供过不少帮助。

谢山先生的学友、诗友、文友、书友甚多，除以上提及的以外，尚有古文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望溪），钱塘郑江（筠谷，何义门弟子），常熟陶正靖（晚闻），吴江沈彤（冠三，画家沈璟后人，何义门高弟），归安姚薏田（世钰），“苕中（湖州）二沈”——沈震炳（寅驭）、沈绎旃（寅驭之堂弟），鄞县钱中盛（芍庭），绍兴太守杜甲（补堂），以及曾任浙江巡抚的纳兰常安等。

先生弟子中，董秉纯是最主要的。秉纯字抑儒，一字小钝，祖望称他是一个有用之才。曾任边疆那地州判、秦安知县，有政声。《全祖望年谱》就是他编撰的。

卢镐，字配京，号月船。早年从史荣（经史学家、诗人）习经史，后投祖望门下。人极聪明，看书一目五行。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选任平阳教谕。后积极参与纂修《宁波府志》，病终时，仍念念不忘。好友蒋学镛去探望他，他已气息奄奄，还拿着稿本与蒋商酌，次日即逝。

李立槚，字又泉，号雪坪。读书过目成诵，曾借祖望《读史通表》，不到二十天即归还。询及书中内容，以及与诸史及万斯同《历代史表》异同，——回答，无一遗漏，老师大为叹赏。后竟以勤苦太过得病，久治不愈，卒年三十五岁。

范鹏，字冲一。年十五中秀才。受业于祖望。也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年青学子。里中书不够，就请老师向扬州马氏兄弟、杭州赵氏兄弟传抄借阅。惜早天。

蒋学镛（生卒年待查），字声始，号樗庵。蒋拭之次子，祖望中表兄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人。为谢山入室弟子和主要传人之一。学镛在做学问上，遇有不同观点，即使是老师，亦敢当面辩论，坚持真理，敢讲实话。因性情寡合，县令郭文志推荐他为孝廉方正，辞不就；巡抚阮元两次莅甬，欲约他一见，亦未果。纂修乾隆《鄞县志》，因与领衔官员观点不协，毅然辞去史馆职，自撰《鄞县志稿》。现这部有特色的《鄞县志稿》，已成为《鄞县志》中较优秀的一部。

祖望弟子中尚有张炳、金藻、范冲等，不——论及。

后人对全祖望的评价，似乎愈往后评价愈高。他的同时代人中，李级对他慧眼独具，誉之为“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后一人”。

另有一位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莼客）称赞他说：“谢山最精通的是史学，尤其对南宋、南明史事更为详熟，并能融会贯通。”

然而，当时的多数学者，对谢山学术成就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一来由于其时风气，首重经学，其次才是史学，至于历算、地理、民间掌故、风俗人情则又在其次。二来由于谢山心高气傲，不交权贵，不媚时俗，得罪了不少人。

直到近现代，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垣、钱穆、谢国桢等大师，都对他有很高评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若问我对古今人文集最喜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谢山先生性情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

王国维亦曾指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道咸维新之学，祖望是赶不上了，但他像黄宗羲一样，对西欧新学，是感兴趣的；至于国初盛行的阳明理学、浙东史学，以及乾嘉考据之学，他不仅有深入研究，且多有创新。全氏处于由“国初之学”向“乾嘉之学”的转变时期，他受梨洲影响很大，但又有新的超越。他反对门户之见，指出“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要实践，不在说词”。他鞭挞门户陋习说：“陋儒门户妄相功，言朱言陆总朦胧。”

胡适则日：“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朱熹，朱夫子，人人知道；全祖望这人，要不是研究界的，一般不大知道。全祖望，字谢山，浙江人，学问、道德、文章都冠于一时，后世尊称他为谢山先生。”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全祖望学说的学者更多了，数以百计，新的观点及探讨争鸣的文章亦为数不少，不仅国内有，在国外和境外也发表过不少有关他的学术论文，但肯定他在“实学”研究上出色成就，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尚为数不多。

以下就谢山先生的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谈谈我的一些肤浅体会：

——谢山先生学识渊博，功底扎实，这是他勤学、苦研、善思的结果。他既有自己的独立创见，又能广纳他人之长，从不浮躁，实事求是，长期积累，底蕴深厚，这一切，都是符合从事“实学”研究要求的。他是一个天才加勤奋的人物。

——他不仅善于发现资料，更善于钻研思考，探证源流，加以鉴别和运用，开创乾嘉考据之风，但又不满足于单纯考据，而能经世务实，学以致用。

——继承和发扬了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人品与学问一致，清廉自守，不媚权贵，富民族气节，作品极有地方特色，这是他获得后人好评的主要原因。

——重视书籍这个文化载体的作用。一生孜孜不倦借书、读书、藏书，又以旁人无法企及的精力和毅力从事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浙东学术和祖国优秀文化中的一项光彩夺目的遗产。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出了一批能继承他的遗志的学生和有用的人才。

虽然谢山先生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负气、好强、任性，不谙世事，在为人作记传时亦有个别疏误之处，但这些都是白壁微瑕，无损于先生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格的。一个人——不管你是伟人还是“圣人”，若无任何缺点，那倒是令人奇怪了。

综观谢山先生的一生，他实实在在地做学问，做实实在在的学同，并取得公认的实实在在成就，作为清代的一位有重要贡献的实学家，应该是当之无愧和实至名归的。

（作者单位：民革宁波市委）

[1]《陆九渊集》卷二十六。

[2]《程氏遗书》卷一。

[3]《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4]《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

[5]《论语·子罕篇第五》。

[6]《大学》第七章。

[7]《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9日。

[8]参见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9]《诸子集成》第五册。

[10]载1933年《国风》杂志第3卷第9期。

[11]转引自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载《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