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辛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是我国学术特别是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对此，学术界殆无疑义。但是，对其内涵的理解，难免见仁见智，导致在实践上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精髓。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及望风趋附的机会主义，借此而风行不息。

究其内涵，实事求是乃经世致用的核心和灵魂；经世致用是实事求是的目的和旨归。实事求是，要以实心求是为前提，实学求是为基础。经世致用，良有多途，或以政治经世，或以经济经世，或以学术经世，因人因时而异；用则无论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皆有其用。

全祖望的一生事业，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的，以学术经世，以无用之用而致大用的典型。

南宋四明学派以心之精神为圣，明清浙东学派也主张“读书明心”。黄宗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1]作为四明后裔、黄氏私淑的全祖望，其治学为人，首求心之所安，以昭昭耿耿之心立身处世。他说：“先儒之语返之我心而不安，当博考之，深思之，力求其是。“^[2]他又认为四明之所以多烈士义民，是因为“其所恃以为人者”，即“昭昭耿耿之心也”^[3]。昭昭耿耿，实心求是，以真诚恻怛之心寻真实无妄之理，以真性情求真学问，这是全祖望的最感人之处。

全祖望是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学者，对其精神风貌最简切传神的概括是：“性伉直，负气忤俗。有节概，其学渊博无涯，于书靡不贯穿。”^[4]鄞志的概括，出自此前的亲人弟子和通人硕土的印象和评价。他的弟子董秉纯的《全谢山年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乾隆）六年戊甲，先生二十四岁……夏患齿痛，张儒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规，笑曰：‘是雌黄人物之报也先生赋诗解嘲。”阮元的《国史儒林传》首称“祖望负气忤俗，有风节，其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穿“，为此后的作传者引用不绝，似可作为对祖望之评。

所谓精神，是知、情、意的总体，也就是荀子所谓的血气、知虑、志意的综合。约略言之，所谓“伉直”，即刚直，属于感情气质；“忤俗”，即超越流俗，属于知虑识见；“风节”或“节概”，指其操守高尚坚贞，属于志向意趋问题。现试循此寻绎如下：

为全氏立传者，一般都不会忘记两个事迹：一是毁弃谢三宾、张杰之牌位；二是面折亲戚师友之过。前者说明他嫉恶如仇，后者说明他胸无城府。谢三宾是几进几出反复叛明降清的高官，乃前明太仆；张杰是死心塌地无情镇压起义的降将，清浙江提督。14岁的少年秀才全祖望初谒学宫，见名宦乡.贤祠有此二人栗主，乃怒而捶地，投诸泮池。其业师董正国师道尊严，董秉纯《全谢山年谱》谓：“次欧先生最持崖岸，弟子无敢辄前者，独先生与争论经史。业师不以为忤，反而欣慰有待日：‘此吾门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见其大成也，奥氏蒋蓼崖为著名学者，曾为人作枪手，他不为尊者讳；挚友杭世骏为粤秀书院山长，却借大吏声势贩卖湖笔，他毅然贻书规诫。虽因刚正直率而见惜于人，生前毁多誉少，而不改分毫。他刚直的性格来自清狂的骨气。在其咏贺知章、虞翻的诗中真情率露无遗：“清狂忆吴语，高尚表青门”^[5]；“肮脏仲翔骨，清狂一世无”^[6]。浙东多刚健动进的狂者，如陈亮的"狂放”，陈傅良的“狂率”，叶适的“阳刚”和“迂阔”，王阳明的“狂者胸次”，黄宗羲的“逞豪南都”，都曾在学术史上与吕祖谦的“平心易气”，刘宗周的“慎独”和“刚介”，交相辉映。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全祖望的“清狂”，乃是这种知其所为和知其所不为的狷介之狂。作为一个“狂者”，他却对“清”字情有独钟：“息机消噩梦，观物寄清吟"^[7]；“先人世德赊，七世清班贵”^[8]；“直节在讲筵，清德垂里社”^[9]；“公喜为诗，下笔清挺”^[10]诸子贫甚，其清操可知也”"^[11]他自命、教子、衡人，特重清心、清德、清操，这与章学诚的崇尚“清真”，可谓异曲同工。刚直清狂的气质，使他的言谈举止莫不感人。

忤俗，即违背世俗，超越凡庸；逆时，即逆于时趋，不望风附从。无骨气的媚俗和无原则的趋时，对学术事业的戕害，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不必赘言。因此，全祖望的“负气忤俗”和逆于时趋，显得特别可贵。他的忤俗，首先表现在不附权势、不慕仕宦方面。他14岁成秀才，至23岁时还未应举，并非无人荐举，而是他不愿趋附。据董秉纯的《全谢山年谱》记载：“孙公（宁守孙绍）将荐先生于朝，先生上书力辞，因欲先生自署门生，先生自后遂不复往”。后经督学浙江的王公兰生，再三举荐，始携书两万卷入朝。按照当时新例，贡生可赴吏部待选，但他只投牒太学，心无旁鹫，一心治学。时相张廷玉的儿子与他同学，张因慕其名，屡次致意欲收归门下。他不屑其为人，屡召不赴，其后半生的蹭蹬与此关系不小。他全凭自己的学识声望，中进土，入庶常俯，并被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这是一条人相之路。张廷玉为阻其仕进之路，遂特奏：“凡经保举而已成进土、入词林者，不必再与鸿博之试”。他毫不介意，在翰林院与李绂朝夕论学，与其共读《永乐大典》，日尽20卷。二年散馆考试，张廷玉故意将其黜入下等，归班选知县。他借丁母优之机，故意守丧六年，不赴礼部诠选。其间及以后，达官大吏一再催促并推荐其人朝为官，然他矢志不涉官场，一再自命本志：“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见山清而水寒。一行作更少佳趣，十年读书寻古欢。”^[12]“申辕报罢董生黜，更复谁同汲直群。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将军。”^[13]他把学术当作终身事业，但在学术事业上同样特立卓行，不肯趋附。他在论文治学中，对所谓“时风众势”，避之惟恐不及。他在主讲端溪书院时，惟恐诸生不能脱拔于“时风众势”之中，谆谆告诫日：“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见道之文，有经世之文，降而为词章之文。而词章之中，差等亦复不一，又降而为场屋科举之文，则本不可以文称，特以其依托遗经而推之，而数百年功名之经所自出，愚者遂以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他认为文贵明道，并期于经世，因而对作秀弄姿的词章之文和惟求功名的场屋科举八股，深致不满，但又力纠此风。他曾记其努力的结果：“端溪诸生，此前并未能脱然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予至，稍以经史之学导之，其中亦多有志者，雨聚笠，宵续灯，相约不为世俗之文，而曾未几时，其文果为之一变^[14]他特别钟情于乡贤中超越时风众势而卓立于世者。如甲申殉国十九忠臣之一的陈良谟，绝嗣无后，他主动为之撰写碑铭，深赞其“居官循分尽职，不与时风众势相和，于世间所谓党部、门户、流品，不晓也”^[15]。他在《宁波府儒学进士题名碑》中，感慨“吾乡由南宋以暨于今，抡大魁者不一……彼其生前荣进之阶，几如飘风好鸟之过”，惟独赞赏“不至为时风众势所局”的袁甫，“有会于本心之旨”而不忘“千里生民之业”。当时先后执政的宰相，都是他的同乡，他却“前后无一语阿私者，其于史弥远言其老当还政，于郑清之言其履亩害民，于史寓言其不可为相”。全祖望与他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气节，主要指人的志气和操守。浙学之重气节砥砺和操守躬行，史不绝书。王棻说：“气节之大者，在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间，盖粗之为义利之辨，精之在生死之交……然而其道，唯在守己。^[16]全祖望之倾力表彰明季忠义，已可看出他对气节的衷心推崇。不过，他所处的时代，已与明末清初不同，他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对于气节的考验，主要不在生死之际，而在如何对待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之间。盛世的隐忧，在于不重义利之辨，人怀富贵利达之心，待到气节消尽，则必盛极而衰，这也是古今难逃的一个历史循环。全祖望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自讲学之风盛，学者自负其身心性命之醇，而气节其粗焉者也。夫，善养吾浩然正气“孟子之言也；临大节而不可夺”孔子之言也。此不过怖夫借此以掩其趋利避害之情状，其流弊至于无君无父而不可挽，非细故也。”^[17]”他之所以赞誉赋性刚强、志节崭崭的真儒罗伦，而贬斥号称正学大宗的真德秀，是因为其怀有“富贵利达之心”而“晚节颇有惭德”^[18]。全氏则念念不忘以气节自砺，他对于出处去就的严肃，已见上文，现再就其对于辞受取予的慎重略述一二。据其弟子董秉纯回忆：“先生自辛酉（乾隆六年）以后极贫，饔飨或至不给，冬仲尚衣椅（夹）衣，赖维扬诗社岁上庖廪，然典琴书，数岁齿，日皇皇也。蕺山之俸，颇得中人之产数家，克以避色不赴。"（按：全氏曾应聘蕺山书院，因太守失礼拂袖而归。）诸生欲筹千金，挽留先生。他说：“夫吾之不往，以太守之失礼也，礼岂千金所可货乎”？目睹此情景的董乘纯，“心服先生之言，而终忧先生之贫”，不禁由衷敬佩：”是时选部之撤岁至，友朋之车频催，先生不为贫窭动心久矣，区区千金，腐鼠耳”。（《全谢山年谱》）又全氏主端溪书院时，“自束修外，一介不取，虽弟子以时物相饷，亦峻拒之" ^[19]。除去富贵利达之心，方谈得上真学问。

全祖望的人格精神与他的学术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所谓学术精神，是指人们在觉道效术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感情气质和心理倾向。浙学各派和浙东学者，虽因宗主有别和个性不同而学术风貌各呈异彩，但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倾向，这就是求真务实。一本而万殊，浙东学术的求真务实的基本精神，在全祖望身上特殊的体现是：①真修实梧，虚实相生。真与假对，以假乱真的根子，不外于富贵利达之心，他反对趋时攀缘的附会之风和媚俗阿世的乡愿之态，以真心治真学，真情求真知，但是下的却是文理密察的实学工夫。清儒莫晋说得好：“学贵真修实悟，不外虚实两机，病实者救之以虚，病虚者救之以实。^[20]全氏之学，正是这种求真为先、务实为本的虚实相生之学。②知通统类，源远流长。统是学术的统绪，类是学术的门类。他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源流本末以及经学、理学、史事、文词各个门类，无不通晓。他知通统类，因而渊源深远，其学一得之于累世家学；二得之于黄宗羲、刘宗周；三得之于王应麟、黄震；四得之于朱、吕、陆及永康、永嘉之学，其中特别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灵犀相通；五得之于胡学和洛学；由近及远，最后上溯于孔孟荀之正学。③博学无涯，融洽无滞。他融宋学的义理、汉学的考证、浙学的经济为一体，而以情挚理晰的文章达之于众，其学真可谓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合一之学。④崇尚气节，躬行实践。他论学衡人，首重气节践履，这既是他的学术批评原则，又是他身体力行的准则。全祖望的学术精神，既得浙东学术精神的真愉，又充实了浙东学术精神的内涵。

学求其是，文期明道。”其学渊博无涯，于书靡不贯穿”，这是前人对全祖望的一致评价。所谓渊博无涯，是指其学术规模而言，阮元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所谓靡不贯穿，是指其学术深度而言，如他三笺《困学纪闻》，七注《水经注》，特别是对宋以后的儒学源流及明季的忠义事迹梳理缜密，考证精实，堪称绝学。学问之径，有顿悟渐积两途，洞悉个中三昧的阮元又说：“吾观象山、慈湖诸说，如海山神山，虽极高妙，而顷刻可成；万、全之学，则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夫不可^[21]脚踏实地，实学求是，因而真知新见，迭出不穷。现择其要者，略述其下。

四明之学得以与金华、永康、永嘉之学并称于世，这得归于全祖望的精心梳理和致密考证。他知通统类，文理密察，以南宋为重点，以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先生、同谷三先生及有明三先生为经，以四明之学与胡、洛、陆、吕、朱学的关系为纬，彰显了四明之学的宗旨源流、发展轨迹和精神气质。他以高明之见和沉潜之功，使我们对四明之学知其名义，有所向望。他的梳理成果主要见诸他的有关书院的碑记及《宋元学案》中的《土刘诸儒学案》、《慈湖学案》、《絜斋学案》、《广平定川学案》、《深宁学案》、《东发学案》、《静清学案》、《静明宝峰学案》等，卷帙浩繁，厥功斯伟。现择要略述如下：

首先理清了四明之学的源流统结。南宋的四明之学被称为四明心学，盖出于黄宗羲对明州四先生的评价：“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所谓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杨简）每提‘心之精神为圣’一语，而絜斋（袁燮）之告君亦日：‘古者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22]。但四明之学前有源头，后有流变，四明心学不足以赅之。全祖望则对四明之学的源流衍变作了更为全面详尽的探索。

①北宋：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为四明之学的草味期。当时濂、洛之学方萌芽而未出，五先生之学与胡援相应。胡瑷苏湖教法，设经义、治事两斋讲明正学，五先生亦以讲学授徒为毕生事业。全祖望说：“五先生皆隐约草庐，不求闻达。”杨适“治经不守章句”，"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原”；为人醇厚介特，“毁誉不以动其心”，"非义之馈一介不取”，因而后世莫不师之。杜醇，王安石任鄞县令时，再三礼聘为县学师，后慈溪立学，亦聘其为师，“二邑文风之盛，自先生始”。楼郁，学教县学、郡学三十余年，“学行笃实，信于士友，一时英俊皆在席下“。王致，“乐道安贫"，以致“妻收遗秉，子拾堕樵”，他的道义及高行，化及乡里。王说，王致从子，亦教授乡里三十余年^[23]。他们都曾与王安石相交，王安石执政时，楼郁、王说尚健在，但均“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会”。全祖望认为他们功在培育士子，养成好学风气，使“吾乡遂称邹鲁，丘樊缢褐，化为绅绥“。他们虽无著作流传于世，但陶铸了一个正气凛然的学人名宦群体：“排奸诋奄，谠论廪廪，丰清敏（稷）之劲节也；急流勇退，蕖月苹风，周银青（锷）之孤标也；再世兰芽，咳南弗替，史冀公父子（史简、史诏）之纯孝也；婴儿乐育，以姓为字，陈将乐（摅）、俞顺昌（伟）之深仁也；杀虎之威同于驱鳄，姚夔州（孳）之异政也；于公治狱，民不自冤，袁光禄（毅）之神明也；一编麟经，以绍绝学，汪正奉〈洙）之丰畜也”；“金桔不知萧然诗，王望春（该）之清贫也”^[24]

②南宋：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四明之学的中兴期。全祖望说：“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圣学于句余间，其道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四明后进之士，方得了然于天人性命之旨。”^[25]他的这个论断，对我们全面了解以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心学，至关重要。所谓四明心学，前有所承，承自“庆历五先生”所传的胡瑷的经义、治事之学和童持之、高闶所传的洛学；旁有所依，即会通朱、吕、张之学；学有所归，即归宗于发明本心的陆学。因此，他们与陆氏嫡传的“槐堂诸子”不同，“顾四先生皆源于家学，其积力已非一日，及一见陆子即达其高明广大之境，相与神契而无间”^[26]。他们与陆氏“神契”而非依附，对陆学创发而不株守，是使陆学趋于笃实的功臣而非空疏不学的门徒。杨简，是笃行君子，全祖望认为发明本心，”陆氏但以为人门，而文元遂以为究竟”，他的《己易》和《绝四记》把陆氏心学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行为则“齐明严恪，其生平践履，盖涑水（司马光）、横渠（张载）一辈人，日诚，臼明，日孝悌，日忠信，圣学之全，无以加矣”^[27]。杨简之为陆学功臣，不仅在于发挥陆氏本心之说为“心之精神为圣”，更在于使陆学播于南北和传之久远。全祖望《石坡书院记》说：“慈湖弟子遍于大江……若其昌明师门之绪者，莫如鄞之正献袁公挈斋（甫），侍郎陈公习庵（埙），及慈之宝章桂公石坡（万荣）。”袁甫累官至兵部尚书，陈埙曾为国子司业，使慈湖之学达于朝政国学。桂万荣则创石坡书院世守慈湖家法，”石坡讲学之语，实本师说，日明诚，日孝悌，日颜子四勿，日曾子三省，其言朴质无华，盖以躬行为务”，使慈湖之祀垂六百年不绝。袁燮，曾任国子祭酒，每延见诸生，必告以“反躬切己，忠信笃实为道本”。他既以心为道本，又力主深思竞业，本体工夫并重。全祖望说：“正献有言日：'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日「深思而得之，竞业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使其如正献之教，宁有是平。”^[28]他还曾师从吕祖谦，“接中原文献之正传”；与“明旧章、达世变”的陈傅良“从容考订，细大靡遗”，因而文献功底深厚，治学功夫扎实^[29]。舒璘，虽归宗陆学，但渊源广博，他自序其学日：“南轩开端，象山洗涤，老杨先生（杨简之父杨廷显）琢磨。”^[30]全祖望更详考其学术渊源及造就日：“舒文靖公之学，得于其妇翁童公持之，故杨文靖公（时）高弟也。又受业于张公南轩，因遍求益于晦翁、东莱，而卒业于存翁（陆九渊）。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渊源为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诗说》、《礼说》皆为经学之宗；《广平类稿》则其文也。“^[31]他曾上桃洛学，旁及张、朱、吕学，其成就不仅在于心学，而且涉及经学和文章之学。沈焕，师陆九渊，其父沈铢系程门私淑弟子，他有得于家学，更有得于东莱之学。他曾在明招山中，与吕祖谦“极辨古今，以求周览博考之益，凡世变之推移，治道之体统，圣君贤相之经纶事业，孜孜讲论，日益深广，期以开物成务而后已”；又在月湖，与时任监仓官的吕祖俭交往多年，朝夕讨论^[32]。因此，他为人则“立大本"和“明大义"，资索刚劲，居官守正不阿，“面攻人之过”而“退扬人之善”；治学则“周览博考”和“孜孜讲求”，袁燮认为其如蒙进用，“必能唐朝廷之纲，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为世砥柱”^[33]。由上可见，四先生之学，虽宗陆氏，实林洛学而兼采朱、吕、张及永嘉诸学之长，既能创发陆学宗旨，又能弥补其空疏之失。

在“甬上四先生”之前，洛学亦由高闶、焦瑷等传入四明。高闶，其兄弟五人及童持之、赵庇民等皆在太学从师二程弟子杨时，众人中高闶造诣最深。全祖望说：“吾乡学派导源庆历诸公，至于伊洛世系，则必自宪敏始。而宪敏为司业，其时王氏（安石）之学虽替，然而尚有如陈公辅辈，未能尽绝。宪敏以其师说，日与诸生发明之，其有功于伊洛，尤为不浅。“^[34]焦瑷，程颐门人，山东人，南渡后隐居鄞县大函山讲学，朝臣屡荐不出。他操守谨严，议论过人，高闶曾向他请业，甬上子弟”皆愿附讲席“。沈焕之父沈铢是其高弟，遵焦瑷之教诲人育才。因此，全祖望说：“推轮为大辂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导哉^[35]。

③宋元之交：同谷三先生（陈埙、王应麟、黄震），乃四明之学的综合期。这个时期，陆、吕、朱三学在四明各有传者，综合发展。陈埙，杨简高弟，为学昼夜不怠，于转运司解试及礼部两试，均获第一。居官守正，论政切直，其舅氏史弥远为当时宰相，拟为其谋优职，他坚拒之，结果长期任地方官；任处州教授时，宋理宗求直言，他上封事反对纳贾似道之女为贵妃说：“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君德。”史弥远骇而问之：”吾甥殆好名邪？”陈损答日：“夫求土于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求土于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其子陈蒙及弟子张端义、全谦孙、全鼎孙、全颐孙皆名节昭然：陈蒙因上书言贾似道执政阙失遭贬；张端义屡次上书直言，因徭动朝廷而被安置地方；全氏三兄弟，系祖望先辈，眼看宋室将尽，置义田以赡宗族，以保后人名节。王应麟，淳祐元年进土，宝祐元年中博学鸿词科，其弟王应风亦于开庆元年中是科，兄弟连捷制科，堪称科举佳话。他累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为朝廷重臣，因屡言修撰大计，遭奸相贾似道嫉恨。人元，抗节不仕，专心著述。所著有《深宁集》100卷、《玉海》200卷、《困学纪闻》20卷等，系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四库全书》曾著录其著作14种。关于其学术统绪有三说：一是朱学说，黄百家引清江贝琼言：“自厚斋尚书倡学者以考亭朱子之说，一时从之而变，故今粹然皆出于正，无陆氏偏驳之弊。”^[36]二为吕学说，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说：“王尚书深宁独得吕学之大宗。或日深宁之学得之王氏野、徐氏凤，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德秀），实自唐公元善之门，而又颇疑吕学未免和光同尘之失，则子之推为吕氏世嫡也何欤？日：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况深宁少师迂斋（楼昉），则固明招之传也。”三为综合说，全氏《深宁学案序录》则谓：“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氏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洞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按：全氏的《书院记》在前，而《序录》在后，当以其最后论定为是，即王氏乃兼综朱、吕、陆之学的大儒。）黄震，度宗时为史馆检阅，参与纂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时言当时之大弊，日民穷，日兵弱，日财匮，日士大夫无耻，并乞置给度僧人度牒，度宗怒而批降三级，即出国门，幸谏官论救，出判广德军。在广德时，贾似道之子贾蕃世为郡守，骄纵不法，他一再与之争论，被诬解官。宋亡后，坚守不出，饿死于宝幢。其著作有《东发日抄》100卷。全祖望《东发学案序录》云：“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自轴氏之门（广）。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振之者，北山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黄震之所以能重派朱学，是因其能博学深思。全祖望认为其与一般朱学门徒的墨守家法不同，“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抄》，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其心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37]

入元以后，四明最著名的学者是程端礼、程端学，而程氏兄弟学于史蒙卿。史蒙卿与黄震同是朱学在四明的传人，全祖望说“静清为独善孙，始由巴陵杨氏以溯朱学，当时只轮孤翼，莫之应和。而黄提刑东发出焉，遂稍稍盛。朱学之行于吾乡也，自静清始，其功大矣”^[38]。程端礼，人元后，历任建平、建德、铅山、台州等县学或州学教授，稼轩、江东书院山长。他的主要贡献是根据朱子的六条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著实用力、居敬持志），编制了《读书分年日程》。这个日程，规定了不同年龄段的学者的学习内容、步骤、方法，全面周到，详密无遗，实际上起到了朱学的教育大纲和教学计划的作用，为历代的书院遵循不替。

④明代：黄润玉、杨守陈、张邦奇，为四明之学的变易期。全祖望说：“吾乡之学，朱陆二派并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彦良），乌高士春风（本良），向献县遵博（朴），皆出宝峰赵氏（偕），宗主慈湖先生，始为朱学。”^[39]赵偕，慈溪人，宋宗室之后，学者称宝峰先生。尝习举业，后因其“是富贵之梯，非身心之益”，弃而不习，遂与同邑时观、王约共读慈湖遗书，认为“道在是矣，何他求为”。他虽隐居山林，但仍伏世事，县令陈文昭执经请业，作《治县权宜》授之。桂彦良，慈溪人，元乡贡进士，先后任包山书院山长、平江路学教授，后罢归。明洪武年间，应征入朝，授太子正字，后迁晋王府右傅。常以二帝三王之业、孔孟之道格君王之心，并上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朱元璋称“江南儒者，惟卿一人”。乌本良，宝峰弟子，穷经博史，精诗词书法，为一邑之望。向朴，宝峰弟子向寿之子，入明任献县令，有惠政于民，^[40]。祖望认为他们宗主慈湖而始为朱学。实际上，真正继袁甫、黄震而后系”吾乡朱学大宗”的是黄润玉。全祖望说：“吾乡朱学三家，宋则果斋、东发，明则先生，宗朱而不尽合于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陈腐者观之，殆将以为信道之不笃也。"^[41]四明之学，为什么要由陆变朱？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一以朱学为主，同时也因为任何学派传久必有变化。黄宗羲说：“学问之道，盖难言哉。无师授者，则有歧途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所以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42]入明，则黄润玉等以朱子救陆学之弊，但又不株守朱子，于其“经传补注多有不合，至于《大学》古本以及格物之义，则实开新建（王阳明）之先”^[43]。杨守陈，则“兼收朱、张、吕、陆之长，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深思所造，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在锢人神思的科举时风中，他的惟求“心之所安”的创见，常使人怪异。然而，时风众势，掩盖不了他的声望：“公之雄文满馆阁，直节在讲筵，清德垂里社，子弟禀承家学，俱为名臣。^[44]张邦奇，弘治中期举进土高弟，改庶吉土，授翰林检讨，后提学湖广、四川、福建，召还后先后任国子祭酒、翰林院学院学土，升礼部尚书。全祖望称其在阳明学与甘泉之学之间“岸然不阿”，特别是在姚江学派声势极盛时，“苦口折难，而卒不肯少变其主张”。在他的影响下，除黄宗明、万表外，鄞人著录于姚江者很少。他不满于阳明的，主要是顿悟和行先于知两说。他说：“今之为异论者，直欲糟粕六经，屏程、朱诸子之说，置之不用，犹欲其通而窒之窍也”；“学必先知而后行，圣行愈熟，则知愈精，原未尝相离，而特不可谓行先于知”。对于他们的分歧，全祖望认为“是阳明之救弊，即其门人所以启弊者也”，阳明才高而言有所偏，邦奇“其说最平”^[45]。黄宗羲则认为“因阳明于一先生之言，便谓其糟粕六经，不亦冤乎？此先生为时论所陷也”^[46]。明代中叶以后，则四明之学趋向衰息：“隆（庆）、万（历）诸公，大半为乡衮所锢，党论所排，富贵之溺人如此”^[47]。

⑤清初：则为四明之学的转进期，以黄宗羲在雨上证人书院的讲学为转折关键。全祖望满怀激情地回忆：”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他钦敬地认定：“吾乡自隆、万之后，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乡后辈，其知从事于有本之学，盖自先生导之。”^[48]咱黄宗羲之后，四明之学与绍兴之学合为一体，成为明清浙东学术的中坚。

其次，彰显了四明学术的特色风貌。从全祖望梳理的四明学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四明学术的鲜明特色：一是开放性。这里山环水绕、面向大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刚健质朴、自由放任的人文特色，适宜于发展思想比较解放的学说，故四明心学生焉。然而，它又胸怀宽大，兼容并纳，因而洛学、胡学以及朱、吕、陆、张的学说，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明学者无论研治何学，都坚持以“心之粕神为圣”，充分发扬“心之精神”和力求“心之所安”。二是创造性。四明心学宗陆而不空疏，博学深思而为陆学功臣；四明朱学三贤史蒙卿、黄震、黄润玉宗朱而不墨守，使朱学重新焕发精神；吕氏的中原文献之学则在此根蔓枝茂，成为各学的底蕴，而各学都为吕学不断增添亮色。三是致用性。四明之学或使缊褐化成绅缨，造就了大量名宦贤吏，致用于廷议国政；或使经师变为人师，如高闲为南宋制定的经义、子史论、时务策的科考课目，致用于科举考试，为学者成长和学术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或通过精研治体本末，致用于实际事功；或通过书院义塾，致用于化民成俗。四是家族性。全祖望不止一次地指出，四明的史、丰、袁、杨等家族，既是簪缨世族，更是文化世族，他们的屡世积学对四明学术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全祖望另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是修补《宋元学案》。黄宗羲“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门户”，但未成而卒，仅成十七卷。虽经其子黄百家修补，但离预期目标仍很遥远。工部尚书汤公斌日：“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49]全祖望为实现黄宗羲的遗愿，以十年之功，补足百卷，以成全帙。王梓材说：“梨洲原本无多，其经谢山续补者十居六七。”^[50]全氏晚年，贫难自存，不得不奔走衣食，他是在青灯黄卷和舟车劳顿中，完成对宋元几百年学术的导山分脉的。我们今天抚卷如见指向北斗，且能按图索骥，不能不感念前贤的丰功伟绩。

根据王梓材的《校刊宋元学案条例》，全祖望的补修，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为各学案写了序录，这是全书的大纲凡例。“是书创自梨洲黄氏，标举数例，未尽发凡。至谢山全氏修补之，乃有百卷《序录》之作。今欲校理是书，舍《序录》无以得其宗主”。二是全书现有学案八十六个、党案两个、学略三个，宋元的各个学派和学术要案，可以说搜罗无遗，此乃谢山续补之功。三是各个学案所采的语录、文集，虽有的为梨洲原本所有，但大量为谢山所采择。各学派的学者小传，有梨洲有传，而谢山修之加详者。有梨洲无传，而谢山特补之者。四是精心撰写按语。宋元儒诸派传授，纷然错杂，各为学案，不得细为标目，并标其门人、私淑与再传、二传、三传。“初观是书，似有门户之见。细阅梨洲、主一（黄百家）以及谢山诸案语，往往和会诸家，总归圣道之一”。五是此书的修补，谢山兼为重修宋史而作。故有的别传为《宋史》所略而他特加精详，且采择经济事功，以全孔门四科之意。

清儒李慈铭评书论人，尺度甚严，而对谢山的《鲒埼亭集》及其续补的《宋元学案》则赞赏备至。他对《宋元学案》的佳评甚多，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综核微密，多足补《宋史》所未逮。二是态度公正，”虽意非左袒朱学，而于象山非亦谓其自信过高，每多语病”；“又于甬上一隅，如袁韶及史氏兄弟皆列入，而仍以韶为史氏私人。即于慈湖之学，亦不回护，虽列赵与筹于弟子，而讥其聚敛，亦不失是非之心”。三是功力深沉，“其节录诸家语录、文集，皆能择其精要。所附录者，剪裁尤具苦心，或参互以见其人，或节取以有其概，本末咸赅，真奇书也”。四是发人神智，“谢山所撰《序录》八十九首，犀分烛照，要言不烦，宋儒升降源流，大略皆具，学者尤不可不读”^[51]。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研究方法和著作体裁，也都效法西方，章节体遂成思想史类著作的主要形式。但是仍有人青睐“学案体”，如曾执教京师大学的唐晏撰《西汉、三国学案》，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主持编纂《清儒学案》，杨向奎作《清儒学案新编》。钱穆先生的著作，其早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采取章节形式，但内容编排深得学案体神韵，晚年则倾心编撰《朱子新学案》。杨向奎先生认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上绍庄、荀”，起到了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52]，其实，还可加上一重作用，即学术批评的作用。黄、全的《宋元学案》一身三任，其特色是否可用荀子的“知通统类"、“文理密察”赅之。从学术分类言，它如黄宗毅所谓“分源别派，宗旨历然“；从学术统绪言，正如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学识而言，其具有学术批评性质的《序录》和《按语》，真如李慈铭所谓“犀分烛照，发人神智”；从取材而言，对各派学者的生平行状和语录文集，综核严密，选择精要，真足当荀子的“文理密察”之称。一句话，与一般学术思想史之作的“授人以鱼”，即贡献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不同，《宋元学案》既“供之以鱼”，又“授人以渔”，兼具学术思想史、史料选编、学术批评的三重作用，足能“发人神智”。

明清之交，四明乃节义之区、忠义之邦，除钱肃乐、张煌言等抗清领袖外，还涌现了“六狂生"、“五君子”、“三义土”等大量烈士义民，他们或洒血战场，或毁家纾难，或坚守山寨，或从军海上，其忠义气概和民族气节，理应彪炳史册。为此，黄宗羲有《南雷文定》之作，刻意表彰残明碧血；殉难的文人学者，也大都撰有诗文，留下了珍贵史料。但是，由于文字狱等霜摧雪剥，这类著作或已消磨于鼠牙鱼腹，或仍埋之而不敢出，致使烈土义民的事迹隐没不彰，明李起义的历史真相传闻失实。有鉴于此，全祖望决心续承《南雷》遗旨，以竟宗羲未成之业。他广泛搜集先民遗作，深入调查先烈事迹，纪实存真，写成信史。《鳍埼亭集》中有碑铭95篇、状略9篇、传14篇，大都为表彰忠义而作，他所编的《续甬上耆旧诗》中，也收有大量殉难烈士和隐居遗民的诗作。此外，他还为不少相关文集精心撰写序跋。

全祖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表彰明季忠义？对其史学价值，讫无异议；对其著述动机，至今仍仁智互见。其实，通过他的著作，不难明其心曲：他虽无“反清复明”的意愿，但有深挚的“故国之思”；他名日倡导“君臣大义”，而意在褒扬“故国大节”即民族气节；他名日存史，实是传心，传此“昭昭耿耿"之心即民族精神；他表彰“忠义”，实欲树立一种尽己尽责的价值观念和合宜合理的行为规范。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兹略举如下：他的《华氏忠烈合状》说：“检讨（指华夏）欲以精卫之力，填淤海波，亦何可得，即令是时所图得遂，浙河如破竹，亦岂足延西峰之祚。乃一掷不中，至再至三，卒以丧元，可谓愚矣……然而欲存君臣之大义于天地之间，则小腆虽顽，终贤于傕筐壶浆之辈。”华夏是首倡城隍庙聚义的“六狂生”之一，又是谋借山寨、海上义军的合力再夺甬城的“五君子”之一，是举即使成功，以宁邑这个弹丸之地，也难敌天下之滔滔，难挽明祚之西落，故全祖望称之为“愚但这个愚，是孔子所称赞的宁武子的“愚不可及"之"愚”^[53]，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柴也愚"之"愚"，即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坚定执著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戆直。他认为论时度势，反清复明不可为，而华氏夫妇为之，谋虽未成，但他们的“凛然大节"，使”故国故家，均为有光”。全祖望出身于入清后一日弃诸生籍二十四人的世家大族，其祖辈曾隐居山岙著书讲学，他在表彰明季忠义时与之心犀相通，不免寄寓其深挚醇厚的家国之思，这原是人之常情。但他标举的是“君臣大义”，且在其他碑状序跋中屡屡言之，这里当然不免有时代的局限，但更多的是应对朝廷禁忌的智慧。他是借“君臣大义”之名，行坚持“故国大节”之实。他说：“近世吾乡后学，茫然于乡梓典型之望，如先生者，不过谓其能书，岂知其诗古文词。纵稍耳食其诗古文词，要不知其经学、史学之深沉博大，至于故国大节，足以丽日星而降霆电者，则几无一人能言之^[54]。李文绩，系全家世交，少以诗古文词著名，且工书画，时称三绝。他首从钱肃乐起兵，继欲从亡海上，后涉“五君子”之难。出狱后，遨游四方，博学经史群籍，沿途吟诗不绝，寄寓故国之思，有《赐隐集》，收诗不少于五六千首。全氏《续甬上耆旧诗》选其诗二百六十八首，且为之立长传，其表章李氏的“故国大节”即民族气节之情，甚为殷切显露。他存史是为了传心：“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磅礴）于太虚，而凄泊于虞渊、咸池之间，虽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恃以为人所见者此耳“^[55]。他又说：“忠义之人，皇天后土，鉴其心曲，所谓‘留吾血三年而化为碧’者，海枯石烂，永不磨灭。^[56]可见，他之所以收集遗文佚事以存史，目的就在于传此“昭昭耿耿之心”，即发扬属于“天地正气”的民族精神。再者，他表彰忠义气节，重点虽在明季，但总的来说，不分时代，不限族类，如他曾为李邺嗣的《西汉节义传》作序，为残元遗民戴良、张宪、丁鹤年作记。原来他所谓的忠义，不仅是局限于一朝一代的愚忠愚义，而是一种尽己尽责的价值原则和合宜合理的行为规范；他所谓的气节，是正确对待出处进退和生死之际的操守准则。这样的忠义气节，具有超越时地局限的永恒久远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我们当今社会亟须的思想资源。

全祖望的著作使后人感奋不已的正是这种充沛洋溢的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正直不枉的人生准则。继先贤，启后昆，全祖望在这方面对后人的教益多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终曰阅《鲒埼亭集》。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墓计不穷。谢山先生尤关心乡邦文献，其文多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平步青则引《听松庐文抄》日：“谢山先生博洽淹通，勤于搜讨，乡邦文献尤所究心。《结埼亭集》中，每遇忠臣义士，名卿硕儒，其行文顿挫激昂，自有不可磨灭、不可遏抑之气。”^[57]梁启超则说：“若问我对古今人文集最爰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纪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理曲折尽情，使读者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不少。^[58]

全祖望中进士后，除在词馆两年外，未任一职，终生讲习、著述。然而，他也办了几件令人惊叹之事，说明他不但是个见识超凡的知者，也是践履笃实的行者，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办事能力。实学求是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全氏的又一特色。

为了彰显四明学统，使四明的历史文化精神延绵不绝，他恢复、倡建、标举了十六个书院。事后，他不无欣慰地说：“呜呼，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予修举诸先师故址，始于大隐（杨适）、石台（杜醇），讫于槎湖（张邦奇），说者以为皋比已冷，带草已枯，虽有好事，徒然而已，岂知诸先师之灌灌也。吾乡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盖十之九，山川之钟秀，随乎儒苑，不可谓函文之中无权也。”^[59]乡居以来，他常饔殖不继，且逆于时风众势，何以能成此事业，至今仍难索解，盖只得归诸诚敬而已。现将其修举各书院的情况略述如下：

①他修建或恢复的书院九所。其中庆历五先生乃卜地新建：“五先生之讲堂皆已不存，即却江（王致）、桃源（王说）二席，亦非旧址。予乃别卜地于湖上而合置之。”^[60]属于洛学的大函焦先生书院，乃购得旧址修治：“吾观大函之墟，其山嶒宏以秀，其水清越以长，固应为高人所托足。自予得先生讲堂，重为修治，而学统攸旧，不得仅以遗世之洞天目之。”^[61]祀高闶的长春书院亦在原址恢复：“宪敏之力肩正学，乃与同学诸公议，仍改为书院，以奉宪敏之祠，而配之以季庄、庶几诸生得为讲业之地。^[62]祀沈焕、沈炳、吕祖俭的三先生书院则建于祖居竹洲：”先宫詹之得竹洲也，拟为端宪（沈焕）筑书院而未成，其后竹洲屡易主，而后归于予，乃遂事焉而记之^[63]城南书院原为袁燮家塾，“雨上四先生”的讲堂之一，已荡然无存，他寻访原址复之：”五百年来，三书院（慈湖书院、广平书院、南山书院）虽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独圮。予既遍举先贤故迹，乃访其地而复之。……书院既成，即使袁氏后人司之。”^[64]他又在西湖碧证建杨文元公（简）书院：“先公欲建书院于鄞，以复当年肆业之盛，且以志文元发祥之地。初拟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顾其地嚣，不如碧沚之清胜，文元暮年所开讲也。”^[65]同谷三先生书院则由全氏山间读书草堂改作：“城东之四十里，有同谷山……予家父子兄弟多读书山中者，先世有草堂三：日瞻云馆，日来鹤庄，日阿育王山房。今惟瞻云馆无恙，先公尝于其中剪纸为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因请改作三先生书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余为学舍。”^[66]首传朱学于四明的史蒙卿无专祀书院，全祖望访得已变为菜园的甬东书院旧址。这个书院原是丞相郑安晚祀其先师楼昉的，及“郑氏之衰，鞠为蔬圃”。全氏“访而复之”，前堂祀史蒙卿，配以程端礼兄弟；后堂兼祀楼昉^[67]。最后建槎湖书院，以祀“岸然不阿”的学者张邦奇。全祖望的尽心竭力，遍建各书院，既为实现先人遗愿，更为全面传承四明学统。

②作记标举的书院五所：他撰有《石坡书院记》、《杜州六先生书院记》、《翁洲书院记》、《城北镜州书院记》、《甬上证人书院记》等篇，或述其学术源流，或标其讲学宗旨，或考其兴废始末，或举其深远影响，表彰不遗余力。

③拟复和倡建的书院二所：他拟复的是南山书院：“先生（黄润玉）之后人甚微，书院亦丛废不治，予将为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乡之学者犹知有儒林之典型也。”^[68]他参与倡建的有泽山书院：“元至正中，学者建泽山书院以祀，其行馆十里，不久而毁。黄氏（震）后人礼之复建焉，今废矣。《日抄》堑藏于院中，亦不复存。予谓当复行馆，而以泽山书院名之，以从先生之旧，定海诸公皆以为然，请予记之。”^[69]

明末清初，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事关国计民生的水利、地理，成了学者关注的重点。全祖望也属于开这种风气之先的学者，他的七注《水经注》、六卷《汉书地理志稽疑》，代表了在这方面的成就。谢国桢先生说：“全氏研治《水经注》，是为了疏通沟渠，发展江浙水利事业”^[70]，诚是所言。在他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曾连续写了五篇《水经渐江篇跋》，对浙水的源流走向，考证极为精详。他尤其关切家乡的水利事业，通过实地踏勘和考证文献，撰写了《东四明地脉记》、《增修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万金湖铭》、《吴丞相水则碑阴》、《广德湖地租考》等十多篇文章，概述四明山脉水势，总结历代水利事业得失，擘画治理和改善方案。他的治水主导思想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兴利除弊，有利民生，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其中特别能发人深省的，是他关于东钱湖与广德湖存废利弊的考证论辩。宁波水利资于三湖：小江湖、广德湖、东钱湖，共中小江湖天作地成，广、钱两湖开自人力。这两湖的存废问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目光短浅的郡守为增收赋税，唯利是图的乡绅为扩展田亩，都主张废湖变田；而关怀民生的贤吏和顾念乡里的良绅，则竭力主张存湖溉田。双方较量之后，东钱湖存而广德湖废，结果利弊立见。逢早，东乡则赖钱湖灌溉；西乡则往往庄稼失收。全祖望认为广德湖虽废，但湖畔的白鹤庙不可废。原来白鹤庙是纪念历代有功于广德湖的郡守官员的专祠。他说：“湖虽不可复，而庙必不可绝。……故议重新其庙，增定而列祀之。”于是，他通过细致考证，分辨是非，主张将自唐至宋于兴湖卫湖有功的郡守官员列入祀典，而将楼异等废湖之辈逐出专祀。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一是"将使今人为民牧者，瞿然知遗爰之所在，虽其陈迹，而尚有思而报之者，则彼欲废东钱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二是“将使今之为民牧者，瞿然知遗爰之所在，或不至坐视小江湖之废而莫之救，将广德湖尚可波及焉”^[71]。他的意思甚明，这就是警示地方官员，要以爱民为本，确保东钱湖，挽救小江湖，以济原广德湖灌溉之田。可惜，这样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接受，违反自然、废湖为田的“政绩工程”，一再重现。有鉴于此，全氏的警世之语，似应长远铭记。

此外，他还遍历宁波的碶闸堰坝，提倡一种因时制宜的碶闸精神。他说：“吾乡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则山水为患，潮汐则海水为患，故必资收闸之属以司启闭。……牧守之贤者，大率以治碶闸为先务。”但是，由于各地高低不平，碶闸启闭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宋宝祐年间，吴潜以丞相判府，出知宁波。他积劳三年，遍度城外水势，亥4篙记之，归而在城内四明桥勒石为准，上面大书“平”字，水过平字则启碶门，不过平字则闭闸，此石称之为水则。他则朝夕过往验视，调度准确及时，并立碑以告来者。全祖望根据自己体会，极其赞赏这种因地制宜的利民举措：“吾读丞相碑记，以为碶闸者，四明水利之命脉，而时其启闭时，四明碶闸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脉，即斯民之命脉，而碶闸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今牧守之精神，其与斯民之命脉漠不相关，无惑于碶闸日荒，而水利日减。^[72]

他在探索四明的人文历史和考察自然山水状态之后，顺理成章地想到了两者的结合。他极其珍惜四明的自然和人文融和一体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他的《湖语》、《剡源九曲辞》、《桓溪旧宅碑文》、《紫清观莲花塘记》及《重修三江亭记》、《重修众乐亭记》、《重：修十洲阁记》等文章，反映了他对自然与人文和谐境界的追慕和对恢复历史文化生态的努力。

他在探究四明心魂和甬城精神过程中，发现了自然山水和历史人文的密切联系。他的《湖语》是综罗文献、深入体察的博厚深沉之作。此文在历述了两湖（西湖、南湖）之胜景、宅第、物产、水利、人物之后，突出了自然佳胜对人文情怀的陶冶熏染之功：“湖水之静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洁，足以励清节；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机。是故湖上理学之传，文章之聚，官箴乡行，交修并举。“全氏此语，殆非虚言，他举证甚多，令人信服。如“庆历五先生”之嫡系楼氏及其高弟丰氏，均世居于此，学者辈出。宗师伊洛的高氏五兄弟，亦居此湖，特别是高阀在湖上首传正学，其后影响遑及南宋一代：“用上四先生"之讲堂俱在湖上其中沈焕更是湖上“三老"之一：“同谷三先生"中的王应麟宋亡后“幅巾潜踪"，在此“六经百氏，旁推交通"，与其弟应风，同为湖上“名德之盛"。此外，如史氏袁氏，名宦砌儒，连绵不绝；更有“天台三老"（胡三省、舒阀风、刘正仲），宋元之交，避地湖上，胡三省之重注《资治通鉴》，即在此地。他的《桓溪旧宅碑文》则从男一角度说明山川之美必赖人文发扬。他先写桓溪山水之秀："溪上之水，发源四明山中，及放乎兰浦而下，它泉泪治，您江环其背，春深而绿葫夹岸，秋老而锋叶满扯";再写人物之盛，白唐宋以来，贺知章、丰稷、楼郁、王应麟等皆曾先后卜居于此。然后点出，“四明灵淑之所荟萃"的“山川之秀"，必赖“人物以发之，不然则亦寂家拂抑而不白得“。自然和人文的和谐，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境界。

为了恢复人与自然融和的历史生态，他首先重修了三江亭。他说：“开乡之水凡三条：其白测中而下者，奉化江之源也：共白杖锡诸峰而下者，鄰江之源也：其自獨冈而下者，慈溪江之源也：骨会于城东以人海，故日‘三江之口'。旧有亭焉，宋建炎之兵火，无复存者。”南宋绍兴中期，集英股学士潘良贵因反对秦桧议和，出守宁波，集众帅相助，重建此亭，“此岂捷夸游观之乐，盖亦稍为灰烬之余，略振其气"。惜潘良贵在宁只有一年，返朝也只有八十余日而不用，其亭亦风华消歌。企祖望认为“以城东之胜，重之以大贤之所营，可以听其风流之欺绝耶？是以重修而记之^[73]。接着，他又重修了西湖的众乐亭，这是因为“吾乡糊上故迹得见于诸宿老集中者，盖白是亭始”。此亭原是宋嘉柏年间的宁守伐公辅所建，小马光、王安石等都曾题诗于亭。钱公辅累胡瑷弟子，学有本原，其建亭本在宣明收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忧民之忧才能乐其乐之意，后世之收守多数不过自求共乐，故北亭鞠为茂草。明万历中，金氏先祖曾复之，后又倾毁。全祖望白京师归来后，重修此亭，并将消蚀过半的诗文，另外磨石勒刻，“以存先人意"。他还有重修西湖十洲阁之举，欲复湖上之盛，惟《正修十洲阁记》有目无文，不知其详。他的《惻源九曲静》，则在描绘了沏白奉化六切帕称的剡源九曲风景后，拟制了一个配以人文内酒的修建计划。其拟增置的襇宇有四：一日小万竹山居，把佐钱肃乐起兵的罗梦章（蜀人），配以有保卫东钱湖之功的鄞令袁州佐；二日榧树湾草瓢，祀在此逃禅的前明遗臣周齐曾、王玉书、周元初；三日莲峰茅庵，祀在此募兵的“六狂生”之一的陆宇鼎及其同志舒璘后人舒坤翁；四日高岙听瀑草堂，祀逃禅的儒土张廷宾和邵得鲁。他欲使九曲刻源的秀丽风光与烈土遗民的忠义气节相互辉映。

全祖望对四明山水风貌的生动描绘，对四明人文精神的传神勾勒，使我们透过三百年的历史风尘，如睹其状，如见其人。他的关于自然和人文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深邃思想，对于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有何启益，诚宜三思。

全祖望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术经世的典型。社会批评和学术批评，一般来说有四个标准：治乱（政治标准），是非（真理标准），曲直（道德标准），天人（审美标准或终极标准）。政治家一般以治乱论是非、曲直；学术界一般以是非、曲直论治乱，两者各有其长，不能偏废。全祖望作为学者，主要以学术经世，他明辨源流本末以求真，表彰忠义气节以求善，珍护自然文化生态以求美。对于实际事功来说，看似无用，实有大用，它与有用之用，互相滋益，方能共臻其治。这是更高层次的实事求是，具有更深意义的经世致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全祖望的学术精神及其实践，是一份不能忽视的思想文化遗产。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题郝仲舆读经解字》。

[3]《杲堂诗文续抄序》。

[4]《光绪邮县志·人物传》。

[5]《贺秘书钓台》。

[6]《都尉讲舍》。

[7]《寄怀穆堂阁学》。

[8]《昭儿周晬，戏示荆妇》。

[9]《城北镜川书院》。

[10]《陈光禄传》。

[11]《董永昌传》。

[12]《鹿田太守问于不出之意何其决也，笑而答之》。

[13]《临川先生病中犹商古人出处之义，漫呈绝句五首，兼束胡抚军复斋》。

[14]《帖经小课题词》。

[15]《明四川道御史陈公神道碑》。

[16]《台学统·气节之学序》。(www.daowen.com)

[17]《罗文毅公画像记》。

[18]《题真西山集》。

[19]徐时栋《烟屿楼文集》。

[20]《明儒学案序》。

[21]《经史问答序》。

[22]《宋元学案·广平定川学案·按语》。

[23]《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

[24]《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25]《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26]《四先生祠堂阴文》。

[27]《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

[28]《城南书院记》。

[29]《宋元学案·絜斋学案》。

[30]《四先生祠堂碑阴文》。

[31]《广平先生类稿序》。

[32]《竹洲三先生书院记》。

[33]《宋元学案·广平定川学案》。

[34]《长春书院记》。

[35]《大函焦先生书院记》。

[36]《宋元学案·东发学案》。

[37]《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38]《甬东静清书院记》。

[39]《横溪南山书院记》。

[40]《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

[41]《横溪南山书院记》。

[42]《宋元学案·东发学案》。

[43]《横溪南山书院记》。

[44]《城北镜川书院记》。

[45]《槎湖书院记》。

[46]《明儒学案·诸儒学案本传》。

[47]《槎湖书院记》。

[48]《再上证人书院记》。

[49]《梨洲先生神道碑》。

[50]《校刊宋元学案条例》。

[51]《越缦堂日记》。

[52]《清儒学案新编缘起》。

[53]《论语·公冶长》。

[54]《碧樵先生集序》。

[55]《呆堂诗文抄序》。

[56]《王评小家状》。

[57]《樵隐昔呓·鲒埼亭集跋尾》。

[58]《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59]《槎湖书院记》。

[60]《庆历五先生书院记》。

[61]《大函焦先生书院记》。

[62]《长春书院记》。

[63]《竹洲三先生书院记》。

[64]《城南书院记》。

[65]《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

[66]《同谷三先生书院记》。

[67]《甬东静清书院记》。

[68]《横溪南山书院记》。

[69]《泽山书院记》。

[70]《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序》。

[71]《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

[72]《吴丞相水则碑阴》。

[73]《垂修三江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