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军

300年前诞生于浙江宁波的清代著名思想家全祖望，以其短暂的一生（50岁）为源远流长、血脉相连的“浙学”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增添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全祖望的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实学特征，在明清实学群星璀璨的昌盛时代，他以“史以纪实”、“民族气节”为主要内容的实学思想，汇入“专言功利”的“浙学”精神，为那个时代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对近现代浙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祖望的实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他生活的地域和时代具有浓厚的实学精神传统。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这种思潮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共生演化而成了。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形成东南区域重要的学术文化传统。

东南区域文化由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形成了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等特征。吴越之地数千年来无战火，所以中原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从生态平衡角度，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也是“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思想。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早在南宋时，叶适就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宋、元、明、清四代王朝转换，但东南六路经济一直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得以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1]两浙是宋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一直居全国前列。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2]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3]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4]《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渐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5]浙东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6]；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7]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9]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土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10]。

这样，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土人心态、文化特征。有人认为南方土人聪慧、精细；北方土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受、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悚慨、俊肃等等。我们可以从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许多方面，找到南北文化的相对差异。自从宋代以来，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土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浙学”的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言功利”^[11]。“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1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浙东学术源于朱熹、陆九渊，其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

全祖望生活在这样一个学术求真、事业求功的文化时代，他的实学思想既有时代的共同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就是“史以纪实”的史学观和“民族气节”的政治观，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共同性就是“专言功利”的“浙学”精神，标举了他对后世的影响。

全祖望“史以纪实”的史学观集中体现了他的实学精神。他以其忠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反对明清官方阉割历史事实、歪曲历史真相的做法，为恢复和保持历史本来面目做了不懈努力和大量工作，实现史学经世的实学思想。全祖望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13]如果人们离开历史之事实，孤立研究经术，那就是迂腐的知识分子，既不能达到理解经书的目的，又不能实现用经书的思想精神来治世的愿望。所以一定要读史，从历史的真实中找到古人治国的真正经验。但是历史并不是都是正确的，许多历史书都把历史歪曲了，因此他说：“顾百年以来，文献以忌讳脱落，即其后人，亦不甚了了。“^[14]又在《鳍埼亭集外编》卷25,《雪交亭集序》中说：“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征文征献，将于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不能自己也！”他对明末清初忠烈之士的事迹被人冷落而感到十分遗憾，使后人无法了解忠烈们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从而丧失了现实斗争的勇气，最终沦为顺民和奴才，于是他猛烈批评了官方撰写史籍失实的情况。因为他认为早在《明太祖实录》中“已为杨士奇英改失实。至纂修书传会选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让帝难者，尽削去之，则文籍之不足凭如此。冯涿州再相，奋笔改《喜朝实录》，而刘若愚《酌中志》或去其墨头，爰立《伎俩》一卷为之讳，则篇第之不如凭如此”。^[15]所以他说：“史以纪实，非其实者是非史也。”^[16]

全祖望“民族气节”的政治观明显反映了他的实学思想。他的代表作《鱼吉埼亭集》三分之一的篇章写的都是有关抗清人物的碑铭传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访问后嗣、遗址，他询问樵夫、牧童、老妪，他搜求遗书、遗稿，付出了辛勤劳动，力图保存真实史迹。他在14岁的时候，参观乡祠发现陷害和出卖民族爱国将领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张杰的牌位，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全祖望很有气节，对义士、学者十分钦颂。他在《鳍埼亭集》中，为江南一带为抵抗清兵南下而殉难的烈士如史可法、张苍水（煌言）、钱肃乐、王栩、华夏、施邦珍、魏耕、董志宁、朱永祜、夏子龙、周立懋等和清初一些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黄宗额、李顾、黄宗炎、邵以贯、李邺嗣、姜宸英、方苞、李级、傅山、姚际恒、刘献廷等立传，加以表彰，为我国史学宝库增添了不少珍贵的资料。被《胡适书信集》赞成为“绝顶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另一个就是全祖望。朱熹，朱夫子，人人知道。全祖望这人，要不是研究界的人，一般不大知道。他的学问、道德、文章都冠于一时，后世尊称他为谢山先生。梁启超曾说：“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鱼吉埼亭集》为第一部了。”其中最感人的就是那篇有名的《梅花岭记》，记史可法守扬州死难的事，令人大受感动。他专门写明末清初的遗民烈士，真实感人，使人歌泣。《阳曲傅先生事略》记山西傅山的事，写到傅山被抬到北京去见皇上，“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后来赐他“内阁中书”的虚名，要他去午门叩头谢恩：他“望午门，泪涔涔下”，“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他的文章真好。胡适说，“谢山是古文大家，他的文章是不容易仿造的”，读者会相信胡适的评语是非常中肯的。如写忠烈就义的场面"其气浩然长留天地间……无不泪下如雨。”“（顺治八年八月）十四日行刑，群帅愤其积年倔强，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颊，或中胁，公不稍动，如贯直木。洞胸有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从公者二人：一日石心正，扬州人；一日明知，余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则跪向公，并死公旁。大兵见之，有泣下者。”全祖望的这些记述对后世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南明诸贤碑志纪传，“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同情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的暗示的不少。"“^[17]1937年后，有的学者仍利用讲授全祖望的著作，激发人民的民族精神，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这是他的史学经世思想所起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鼓舞作用。

全祖望的“史以纪实”的史学观和“民族气节"的政治观综合起来，就如他在回答月湖文化的“醇者”时说：“湖水之静深，足以洗道心；湖水之澄洁，足以励清节；湖水之霏微，足以悟天机。^[18]这里就以“道心"、“清节"、“天机”来说明。“道心”即道德理念，儒家文化的主要特点就是伦理。“清节"，就是道德理念的实践，突出地体现在民族气节上。“天机”，即时代变化的先机。“悟天机”，可以说是开时代风气之先，与时俱进。这些思想汇入“浙学”的“专言功利”的精神之中，对近现代浙江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代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文化思想受其影响应该说是明显的。蔡元培和鲁迅是处于中西文化两不相立的时代，传统的思想其时已经退去，而西方的文化在中国亦立不起来。如何解决这一文化悬案，全祖望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精神对这两位浙江大文人肯定是产生了很大影响，蔡元培对待世界文化和不同学术观点的民主、开放态度一直影响着北京大学的学风，鲁迅的“拿来主义”充分表明了对待世界文化的客观公允及平等民主的海纳百川的气势和胸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中国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浙江创造了私有民营经济，并在2003年超过广东和江苏，位居中国首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的集体合作制一直在全国独领风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来料加工型经济模式也一度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但是就在江苏人继续遵从中央政策指示发展他们的集体合作经济，广东人不断从国外招商引资发展他们的来料加工型经济的时候，浙江人不唯上、不崇外，尊重现实，脚踏实地从他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求真务实、专言功利的传统中，挖掘出非凡的智悬，创造了私有民营经济模式的浙江奇迹。成百上千万的人都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难道不是从浙江历代思想家中汲取的经验吗？而这些思想家中以全祖望的思想影响最为广泛和明显。

所以，全祖望最有价值的思想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史学观和坚持民族气节的政治观，这两个思想汇合到整个浙江文化传统中后就是追求社会经济功利的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决定了浙江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先进地位和作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导）

[1]卫泾：《后乐集》卷十三《论围田札子》。

[2]《宋史·地理志四》。(www.daowen.com)

[3]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十九《杭州劝学文》。

[4]《慈湖遗书》卷五。

[5]《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

[6]庄绰：《鸡肋编》卷上。

[7]《嘉定赤城志》卷十三。

[8]许景衡：《横塘集》卷十八。

[9]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

[10]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

[11]《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12]《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13]《甬上证人书院记》。

[14]《鲒埼亭集》卷八，《明建宁兵备道检事谨倪公坟版文》。

[15]《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二》。

[16]《鲒埼亭集》卷二十九，《帝在房州史法论》。

[1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8]《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