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昌

黄宗狼（1610—1695），字太冲，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浙东学派著名的史学家、实学家。黄宗羲虽然信奉宋明理学，尤其是推崇阳明心学，但在明清“天崩地解”之际，他却源于理学，而超越理学，目睹时艰，关注现实，以睿智的头脑，犀利的目光，笃实的精神，开创一代新风，他的开创精神受到了全祖望的高度评价与称道：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凤，已为板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钿疾，为之一变。^[1]

全祖望视“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的浮华风气为“自明中叶以后”的“讲堂锢疾”，指出黄宗羲所倡导的“学必源本于经术”的治学原则，才是“不为蹈虚”、“足以应务”的实学之风。并且进一步认为，黄宗羲的治学原则是开创新学风的根本标志。黄宗羲力主的“学必源本于经术”，确实是他实学思想的典型表现，他将这一原则又具体为务于实用、经天纬地之学。他说：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所与也。^[2]黄宗羲认为，作为“经天纬地”的儒者之学，应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学，即“治财赋”“开阃捍边”“读书作文”“留心政事”的实学，而这些实学内容，被“泥腐”的俗儒们目为“聚敛”，“粗材”，“玩物丧志”，“俗吏”，反对“立功建业”，空谈“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造成世风日下，学风大坏。黄宗羲在此段论述中，将实学与浮虚之风严格区分，揭示二者的对立与利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学，反对空谈阔论，表明他“学必源本于经术”的实学之风。

黄宗羲的实学思想，不仅有丰富的具体内容，而且还有深厚的哲理基石，体现了他实学思维的缜密性、严谨性，是“实体达用”、“由用显体”的实学思维的典型表现与展开，这就是他所竭力称道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他作了完整的论述：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茅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心体变动不居，若执成定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时风愈下，兔园林儒，实老生之变相：坊人诡计，借名毋以行书。谁立朝廷之中正，九品参差，大类释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可哀也失。^[3]

黄宗蓑这段论述，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钱穆先生就指出：“此与自来讲心学者，有绝可注意之异点。从来讲心学多讲本体，而此则重工夫，一也；从来言心学者多着意向内而此则变而向夕卜，二也；从来言心学多重其相同，而此则变言万殊，三也。”^[4]

钱穆先生对黄宗羲思想的评判，可谓一矢中的，揭示了黄宗羲的心学思想，是源于王守仁，又超越王守仁，这体现在“重工夫”、言心“向外”、言心“万殊”上。这三点之异，正是黄宗羲对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激扬和变革，体现了他“重工夫”的实学倾向。关于本体和工夫的关系，历来是理学、心学所探讨的焦点。应该说，王守仁在本体和工夫的关系上，是主张二者统一，而不可离析的。他所说的“本体”即是“良知”，“工夫”即是“致良知”。王守仁明确指出：“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5]强调“工夫”必合“本体”，“本体”不离“做得工夫”，二者是即一即二的关系。王守仁的后学在此问题上，分化成本体派与工夫派。虽然他们不反对本体与工夫的统一，但本体派重本体，“良知不学不虑，终日学，只是复它不学之体，终日虑，只是复它不虑之体。无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矣。”^[6]在王畿看来，“良知”本为人所固有，“不学不虑”，所谓“学”、“虑”只是恢复、显现良知这一本体而已，认为“无工夫中真工夫”。实质上，表面上承认“工夫”，暗地里否认“工夫”，认为“无工夫”即是“真工夫”。这种重本体，以“无工夫”为“真工夫”的本体派，成为虚浮学风的哲理基石。工夫派亦主张本体与工夫合一，但十分注重由工夫去领悟本体，他们认为“本体工夫，原非二事。《大学》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体，上‘明'字是工夫，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7]由“明明德”一语，论证“明”为工夫，“明德”为本体，凸现了工夫的重要性，反对离工夫而侈谈本体，“世间哪有现成的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8]工夫派注重由工夫而悟本体，但对本体的重要性有所忽略，是一种偏颇之见。黄宗羲师事刘宗周，他对刘宗周合本体与工夫为一的思想，十分赞同，他指出：

先生宗旨为慎独。始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微，愈平实，本体只是些子，工夫只是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9]

黄宗羲认为，刘宗周所专用的“慎独工夫”去体会“敬诚”本体，是正确处理“工夫”和“本体”的准则，值得推崇。但黄宗羲并不就此止步，而是在概括、总结、综合、评判工夫派和本体派思想的基础上，独具匠心，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证了自己“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理基础。概而言之，黄宗羲在工夫和本体的关系上以及经世术、管理学的层面上，有如下理论贡献：

在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老庄的“道”论，玄学的“贵无”论，还是宋明时期的理本论、心本论，都将作为本体的“道”、“理“、"心”视为“先天地生”，“长于上古不为老”“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超时空的永恒不变之物。而黄宗羲实学虽源出于王守仁之心学，但并未将“心”执为一成不变之物。他所说的“心无本体”，并不否认“心”作为本体存在的地位与价值，而是在承认“盈天地皆心”的前提下，要求学者不可将“心”视为脱离万物的绝对存在，“执定成局”，而应看到作为天地万物本体之心，是“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按照“理一分殊”的思路，掌握“一理”必须经由“万殊”之相，领悟“一心”必须通过“万殊”、“变化不测”之心。所以黄宗羲强调“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既然“一心”由“万殊”之心表现，无脱离“万殊”之心的“一心"，所以，领悟“一心”之本体，必须以“工夫"去穷“万殊”之心，惟有“工夫”实在，方达到对心本体的把握。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运用“一多”关系，阐释抽象之“一心”与“万殊”之心的体用关系，强调以“工夫"去"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在工夫与本体合一，"一心"与“万殊”同在，变与不变非二的前提下，重工夫而不废本体，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工夫与本体的辩证关系。黄宗羲的这一理论贡献，为冯友兰先生所首肯，他在评价黄宗羲这一命题时，说道：

黄宗羲对原来的心学有没有修正呢？有的，而且有着重要的修正，那就是下边所说的两句话：“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原来的心学都认为心有个本体，如陆九渊所说的“本心”，王守仁所说的“良知"，这是永恒不变的。黄宗羲断言说“心无本体”，这是一个根本的修正。^[10]

冯友兰先生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这一命题作为黄宗羲对心学的一个根本的修正”，这是很有见地的结论，同钱穆先生一样，充分肯定了黄宗羲的理论贡献。

针对明代中叶以来，“讲学而不修德”，“时风愈下，兔园称儒”的空谈习气，黄宗羲大力提倡“修德而后可讲学”的主张。黄宗羲所说的“修德”固然包含有传统儒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和践履内容，更重要的是突出知行合一，强调“做事”，反对静坐参悟，他对王守仁“致良知”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阐释，以“行”解“致”。这一新解，突出了黄宗羲重实行，反空谈的实学精神，被梁启超赞为“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11]在注重“修德”实行的同时，黄宗羲对其父黄尊素“经术所以经世”的遗训，不仅倍加推崇，而且奉为其治学、特别是治史的指南，他提出“本之经以穷其原，参之史以兖其竟”^[12]的观点，正确地处理了经、史、文的美系，从而体现了“应务”的实学精神，受到了全祖望的高度评价：“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黄宗羲这种“学必原本于经术”的思想，同明清之际“由空返实”的启蒙学风是一致的。梁启超指出：“学风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14]而黄宗羲则是“书上求实者”，“向著作方面发展”的楷模和一代宗师。

黄宗羲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好逸恶劳，亦犹乎人之情也”^[15]。而古代的圣君，同一般人“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性情相反，大公无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不仅情操高尚，而且有亲身劳作的实学精神，是为百姓做实事、谋福利的公仆。而后世的人君反其道而行之，其结局十分悲惨，不仅祸害天下，自己身死国亡，而且颠倒了天下百姓和君主的关系。黄宗羲旗帜鲜明地反对“君为主，天下为客”，大声疾呼“天下为主，君为客^[16]，这不仅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抨击，而且还体现了他崇实黜虚的功利态度。黄宗羲认为，君与臣，不是主仆关系，而都是“为天下”，“为万民”的行政管理领导者，君臣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天下，解决“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17]的实际问题。解决这一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君臣必须相互配合，成为管理集团的合作者，并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和劳动，而不是一味空谈。黄宗羲将这种务实求治的君臣，形象地比喻为“共曳木之人也“。他说：

夫治天下犹戋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缔，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戋木者以为良，曳木之职荒矣。^[18]

从黄宗羲的这段生动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的理想君臣，应是经世致用，践履躬行的治理天下之人。他将“治天下”喻为“曳大木”，即一种协作式的劳动，反对“手不执绊，足不履地”、“唯娱笑”的空疏之谈，这充分证明，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其实学精神是何等的浓郁与强烈！(www.daowen.com)

概而言之，黄宗羲这三方面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建树，分别从本体论、经世术、管理学的角度，全方位地阐发了他的功利思想与实学精神。他是明清之际浙东功利学派的卓越代表，也是享誉后世的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和实学家。

（作者系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1]全祖望：《雨上证人书院记》。

[2]黄宗羲：《文定后集》卷三《弁王吴君墓志铭》。

[3]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

[4][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5]王守仁：《传习录拾遗》。

[6]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四，《与狮泉刘子问答》。

[7]邹守益：《邹东廓全集》卷六。

[8]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

[9]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50页。

[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

[12]黄宗羲：《南雷文定集》卷一。

[1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文选》（下）。

[15][1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7][1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