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

“实学"意为“明体达用"，实质上是儒家内圣外王理念在新时期的发展。一般而言，有偏重于内圣型的实学，有偏正于外王型的实学。在宋明的萌芽和发展中，实学主要侧重于内圣方面，但并没有放弃儒家的社会事业。这一点，从朱熹、王守仁、陆九渊等思想家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来，余英时先生所著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明以后，实学的高涨时期主要侧正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但也不乏主张经世必须以本体作为根基的，如清初的孙奇逢、李颙等人。黄宗羲虽然“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1]，而《明儒学案》中对心学一脉有许多精当撷取与点评。下面，我们特就其中提到的“实学”一词，进行意义上的考评。

表层意义上的实学强调一般的道德修养与儒家社会事业的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中，各个思想家的强调重点又有所区别。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2]

胡居仁（1434—1484）从游于吴与弼，为学工夫主“敬”，善从日用中寻理，从履行中求学，他在此处所说的“实学”，就成仪动作、待人接物上的外在修养而言。

“良知有善无恶，则可谓良知；无善无恶，则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恶之端，方是实学。今人于种种妄念，俱认为良知，则不分善恶之言，误之也。”^[3]

浙中王门张元忭（1538—1588）“于本体终有所未明”^[4]，但在实践中渐觉王学有弊，遂指出其流入禅寂，不能入世经世。他认为实学是一种“察其善恶之端”的内在心性认知上的修养。

“人不能舍伦之外别为人，亦不能舍伦之外别为学。日用人伦，循循用力，乃所谓实学，故特称止。学者谁不识有人伦，但觉人伦外，尚复有道，尽伦外尚复有学，即不可谓知止；即一出一入，精神终不归歇，思致终不精详，扰扰茫茫，如何有得止时。三代以下，道术不明，久矣；只节义一途尚在人伦内，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说道德，即未免悠悠空旷；若功利辞章，更梦想不到人伦地位。呜呼，何不于知止求之。”^[5]

作为一名东林学派人物，孙慎行（1564—1635）主张在人伦日用上用力修养德性，便是“实学”；舍却人伦，空说本体德性，未免“悠悠空旷”。

“居处恭之目，何如日非礼勿视也，非礼勿听也，非礼勿言也，非礼勿动也。四者，居处恭之目也。圣贤实学，浅深高下，一以贯之者也。世儒不实用力，以居处恭为粗浅不屑言，以四勿为精深不敢言，求所谓主敬之说，求所谓格致之说，求所谓戒慎之说，惟费口耳，全无实力。”^[6]

霍渭先（1487—1540）的“圣贤实学”，显然指一般修养工夫所得的浅深或高下境界。他批评世儒不从“居处恭”和“四勿”上真实用功体会这种境界，而堕于口耳之争。

“学者真能透悟此性，则横说竖说，只是此理。一切文字语言，俱属描画，不必执泥……性之体，本广大高明；性之用，自精微中麻。若复疑只以透性为宗，恐落空，流于佛老；而以寻枝逐节为实学。以为如此，乃可自别于二氏；不知二氏之异处，到透性后，自能辨之。今未透性，而强以猜想立说，终是隔靴爬痒，有何干涉，反使自己真性不明，到头只做得个讲说道理，过了一生，安得谓之闻道也。”^[7]

“王门七派”中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时槐以“透性"为宗，他批判学人为避佛老，而不向心性深处修养，却向外在寻枝逐节（实际上是仅仅以外在功业为主）当作实学的倾向——说明当时确有很多儒学者是这样看待实学内涵的。

“使在我无功利之心，虽钱古穀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于史诗文之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于史诗文之乎。”^[8]

王守仁很重视心性之本体，而此文则是从一般的道德仁义（无功利之心）出发，认为有此根基，再做任何事，都是“实学”了。因此，这儿讲的“实学”既包含一般修养，也包含了儒家之用。

“由是而读书穷理，以充拓其体，应事接物以发挥诸用，随其材质分量之所，及以进之，亦不患于无其本矣。不知务此，徒以记问缀述为事，虽使圣贤训典充腹盈纸，犹不得谓之善学，而况今人无用之空言邪！呜呼，小子念之，斯古人切己之实学也。”^[9]

张岳批评阳明良知之学使人空守用灵，他主张以读书穷理来提高内在的修养境界，应事接物，发挥才智，做好儒家诸用，才是“实学”。

“今之为政者，其当官未必尽不如古人，要之其清其慎其勤，缘只是做官，曷尝有保赤子之心在此，所以虽极力绷把支持，而卒不免于敝也。诗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只今吾子但有好恶念头，须从父母心中流出，方是实学。”【2】卷三十八湛若水的得意门生——吕怀对其师的“随处体认天理”作了修正，以“变化气质"取而代之。他的重点放在对恶的气质的剥落上，而不是对善的发现上。此处所讲“实学”乃指把个人好恶与民众的好恶联系起来，将个体修养贯彻到为政之中。

“虽妙人无声无臭之微，错综处实曲尽至赜至动之变。可见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后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后知。此经世之实学，而尽性至命之正宗也。”^[10]

为救良知之弊，李材之学以“止修”为宗旨，但反对有所谓本体之“悟”。不过他所讲的修止工夫将天下国家打拼在一起，故“经世之实学”实际上包含了一般修养基础上的外在事业之用。

以上所述浅层意义上的实学，其实就是先秦儒家多关涉到的内圣外王之学的继承。在良好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再去做社会功业，即如孔子的“为政以德”（亦可谓“以德为政”）、孟子的“仁政”等思想就反映了这一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易传》等经典，亦有对内圣外王有深度发挥的地方，宋明以后的儒学（理学、心学）透过佛老工夫和本体之学大大拓展了其意义；作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深度意义上的实学也正是体现了这一创新之处。

深度意义上的实学强调必须以本体为修养工夫的归宗，并以本体为基石，展开儒家的外王事业。当然，各个思想家在使用这一术语时侧重点也不同。(www.daowen.com)

“先生尝言，圣贤切要工夫，英先于格物。盖吾心本来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为情欲意见所蔽，本体始晦。必扫荡一切，独观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体之物，始得呈露，是为格物。格物则知自致也。龙溪谓古人格物之说，是千圣经纶之实学。良知之感应谓之物，是从良知凝聚出来。格物是致知实下手处，不离伦物感应而证真修，离格物则知无从而致矣。吾儒与二氏亳厘不同，正在于此。其实先生之论格物最为谛当，格之又格，而后本体之物呈露，即白沙之养出端倪也。宋儒所谓未发气象，亦即是此。龙溪之伦物感应，又岂能舍此而别有工夫。茅苐两家之言物不同，龙溪指物为实，先生指物为虚。凡天下之物，摄于本体之初，本体之物又何尝离伦物哉。”^[11]

浙中王门学人万鹿园注重“本体之物”，这不同于另一浙中王门学人王龙溪把格物之“物”仅仅看作是“伦物感应之实事”^[12]。龙溪非常重视对良知本体之义的发挥，而他使用“实学”术语显然只谓指外在的人伦日用上的修为工夫。根据黄宗羲的评析，万氏所说的本体之物摄含了天下之物。

“……良知之学。学者既以此为本，宜必以静与无欲为助，不然恐徒为空言，而终无实学矣。盖非静以体认之，则得之者浅，必不能的见而不惑；非无欲以存养之，则害之者众，必不能固守而不变。”^[13]

薛蕙（1489—1541）主张以、静与无欲”的工夫实学达到对良知本体的认知。

“习染既深，焉能无病，况有病何伤过而能改。虽日有病，皆是本来不染，而工夫亦为精一实学耳。今日论学，只当辨良知本领，果与慎独工夫同与不同，不当论其行事标末，律之古人出处异与不异。使其本领既同，而行事或过，自可速改，而进诚明之域；使其本领已失，而操履无过，虽贤如诸葛：帏范明道，尚惜其不着不察，而有未闻道之叹。^[14]

江右王门学者何廷善以工夫论实学，改过或慎独工夫无非是为了达到“闻道”。

“来谕识得生几自然，火然泉达，安用人为。但鄙意真识生几者，则必兢兢业业。所谓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方为实学。今人亦有自谓能识生几者，往往玩弄光景，以为了悟，则涉于无忌惮矣"^[15]

王时槐认为，识得本体（所谓“真识生几”）后，还要尽力做工夫来呵护本体，方不忌惮而玩弄光景。这种在识得本体后，仍要做兢兢业业的修养工夫，他称之为“实学”。

“博士家终日寻行数墨，灵知蒙闭，没齿无闻，皆沿习格物穷理、先知后行，捕风捉影，空谈无实学者。求真知，须躬行实体行之，而后着习矣，而后察向日用常行处，参证自然契合。”^[16]

“离问学而尊德性，明心见性为浮屠耳；离德性而道问学，寻枝摘叶为技艺耳。除却人伦日用，别无德性。一味致知穷理，不是实学学效也。其要，在笃行、道由也。道问学者，率由之，非记闻之也。^[17]

明末学者郝敬反对单纯书本上的格物穷理等说，主张先躬行得道后，再反复练习，运用于日用常行，变成“由道”的自然而然的行为。他这里所说的“实学”，实际上乃就工夫和本体合在一起互动而言：既有见道前的修养，又有见道后的修养；强调检验问学和德性的效果并不在书本上，而在社会的人伦实践中。

“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18]

陈献章认为，各种外在社会事业如自涵养的大本而来，那才能称得上是“实学”，否则不过是才气过人而已，无足称道其心志。所谓“见理”，亦即他说的“养出个端倪”，也就是本体呈露之性光。在此基础上，以体统摄用，做事业自然成就大。

“善学者，自生身立命之初，逆溯于天地一气之始，穷之至于无可措心处，庶其有梧矣；则信一切皆性，戒慎于一瞬一息，以极于经纶事业，皆尽性之实学也。故全修是性，全性是修，岂有二者并致力之说。所谓修者，非念念而堤防之，事事而安排之之谓也。盖性本寂然，充塞宇宙，浑然至善者也。性之用为神，神动而不知返，于是乎有恶矣。善学者息息归寂，以还我至善之本性，是之谓真修。^[19]

王时槐在此所讲的“实学”显然指“透性”即见悟本体后，做儒家的经纶事业。他把性修合一，将本体与外王打成一片，最后又从外王事业中“息息归寂”，自用归体。

所以，深度意义上的实学显然是以本体为核心，以工夫和适用为两翼来展开儒家学术思想的。^[20]综上所述，根据对《明儒学案》中不同思想家在各个时期“实学”使用内涵上的考察，我们说，实学继承、发展并完善了先秦以及宋明以来的儒家内圣外王理念，明末清初则达其鼎盛时期；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这标志着儒家迈越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作者系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54页

[2][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19]黄宗够.明儒学案[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卷五、十五、十五、五十九、五十三、二十、十、五十二、三十、十五、五十三、十九、二十、五十五、五十五、八、二十。

[12]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M].明万历十五年萧良干刻本。卷六。

[20]参见：朱康有.人道真理的追寻——李二曲心性实学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