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突破苏联教育史模式，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教育界开始系统地研究外国教育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一直未能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承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则搬用苏联的体系。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状况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不断成熟，上述现象不仅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反而起到一种束缚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界普遍认为应当扩展外国教育史的学科范围，更加深刻、全面地阐述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认真研究教育历史的分期等。学者们一致认为，应该摆脱苏联教育史模式的束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使之适应我国社会的新需要。

作为这种探索重要成果的是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和著作的先后问世。20世纪80年代，有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三教授合著的两卷本《外国教育史》，戴本博教授主编的三卷本《外国教育史》，吴式颖教授等合著的《外国教育史简编》等；20世纪90年代，则有马骥雄教授撰著的《外国教育史略》，滕大春教授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等。这些著作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倾向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突破苏联教育史模式，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积极推进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我国学者的风格和思想特色。多种外国教育史著作和教科书并存，既使得学科研究空前活跃与繁荣，又促进了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交流，为教育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打破了一门通史包打天下的单调局面，形成了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人物史、专题史等相互并存的多元化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断代史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有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教授编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滕大春教授主编的《外国近代教育史》，赵祥麟教授和吴式颖教授分别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在国别史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有滕大春教授撰写的《美国教育史》，王桂教授撰写的《日本教育史》，徐辉、郑继伟教授撰写的《英国教育史》；此外，还有滕大春、刘翠荣、诸惠芳教授等分别翻译的《德国教育史》《世界幼儿教育史》《简明英国教育史》等。在人物史研究方面，出版的著作则有赵祥麟、单中惠教授先后主编的四卷本《外国教育家评传》，滕大春教授撰写的《卢梭教育思想述评》，褚洪启教授撰写的《杜威教育思想引论》等。在专题史研究方面，则有张斌贤、褚洪启、单中惠、王天一、方晓东教授分别撰写、主编的三个不同版本的《西方教育思想史》，田本娜、刘新科教授分别主编、撰写的《外国教学思想史》和《西方教学思想史论稿》，杨汉麟教授主编的《外国幼儿教育史》，贺国庆教授撰写的《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达史》，杨孔炽、徐宜安教授撰写的《美国公立中学发展研究》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既丰富了外国教育通史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促进了外国教育通史研究的深化。事实上，这些方面的研究的迅速崛起，也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

第三，克服了史料建设滞后的缺陷，学科史料建设有了重大突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史料建设一直比较落后。1985年以前，除了张焕庭教授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赵祥麟和王承绪教授编译的《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等少数几种外国教育史资料汇编外，系统、全面的史料尚嫌贫乏。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明显改观。从1985年到1989年，先后出版了《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西方思想家论教育》等史料汇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全国教育界的力量，系统翻译了外国教育史上的著名著作38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还翻译、整理了一批有价值的外国教育史著作和教育史料，如任钟印教授主编的《世界教育名著通览》、夏之莲教授主编的《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等，有力地加强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史料建设。(www.daowen.com)

第四，教育史理论研究进一步开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工作者从新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回顾中，探究了本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其理论探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做了深入分析；二是强调了要科学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之中，使教育史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解释教育历史现象、教育历史过程，以及评价教育历史人物。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加强对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的探讨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第五，填补空白，打破禁区，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过去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大都陷于“欧洲中心论”，把重点放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美少数文教兴盛的国家。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通过不断地发掘和调查，认为古代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发展不但早于西方，其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也和西方国家同样丰富。忽视古代东方诸国的教育演变而仅关注西方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不能窥及古代教育的全貌的。滕大春、马骥雄教授等曾对东方诸国的教育史做过深入探讨，对两河流域的亚述和巴比伦的教育、尼罗河流域埃及的教育、印度的教育、希伯来的教育、伊斯兰国家的教育等，都有精湛的论述。

过去，外国教育史由于受当时“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一个教育家的阶级立场、哲学倾向与其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发展的贡献混为一谈，简单地从教育家的阶级地位“推绎”出其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从而予以绝对的否定。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界的前辈学者率先发表文章，对杜威、赫尔巴特等一批曾遭否定的西方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再认识。赵祥麟、陈景磐等明确提出要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他们思想的阶级实质，又要用发展的眼光分析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从而更加客观、辩证地评价杜威、赫尔巴特等人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此后，广泛深入地研究西方教育思想的活动持续不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本门学科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