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美籍英国人、著名哲学家戴维森的《教育史》问世，它标志着教育史学方法论的根本改变，并打开了这一学科的新局面。戴维森具有远见卓识，把教育发展史划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分支，并追索它自始以来的全部过程，而不是把它局限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国家或几个教育家的身上。他把教育看作人类进化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他想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人类最高阶段的进化是指什么？二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进化？三是当进化成为有意识的活动以后，为什么会变为教育这种社会现象？

戴维森不像以往的欧美教育史学家那样坚持教育史的欧洲中心论，忽视东方的中国古代教育和穆斯林教育，而是根据教育史是文明史分支的观点，把整个世界的教育史系统化。他所撰写的《教育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原始教育、古代东方教育、犹太教育和古希腊罗马教育；下册包括穆斯林教育、欧洲中世纪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和近代教育。此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规避了以往教育史的通病——狭隘性，注意到各民族和各时期教育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继戴维森之后，美国又有不少教育史著作出版。其中，著名的是当时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教育史学家保罗·孟禄的《教育史教科书》（1906）。本书虽是大学教材，但历史证明了它不失为一部研究教育史的有价值的参考著作。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阐明了教育史发展与人类文明史其他方面的紧密联系；二是着重论述的不是教育家，而是教育发展的总趋向；三是重视并阐明了教育史上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系。《教育史教科书》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并用专章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这本著作成为20世纪早期内容广博、学术水平极高的权威性著作，并且久用不衰，许多大学和学院（包括旧中国的大学）都曾把它作为主要的专业课本。

192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史教授克伯雷的著作《教育史》出版。此书是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整理的一部教育史著作，它与克伯雷编辑的《教育史读本》互为姊妹篇（后者的中译本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书名为《外国教育史料》）。《教育史读本》收集有西方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教育文献原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历代的教育思想。克伯雷的《教育史》注重对教育制度、教育实践、教育管理等的阐述，很少论及教育家和教育理论。他认为，教育史与文明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应该比较详细地介绍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教育史应阐述各历史阶段，诸如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人类理智发展的巨大进步；教育史应重视社会诸因素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并要说明这种影响是如何促进人类的发展，进而促使现代教育制度的产生和不断完善的。克伯雷重视实际问题和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这使他成为美国学校教育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教育史》也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为许多大学或学院所采用。(www.daowen.com)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教育史学家的这些著作很快传入我国并直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的课堂。此外，在20世纪头20年，我国学者也纷纷撰写、翻译有关西方教育史的著作。1901年，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杂志，介绍日本、欧美各国教育的现状和历史、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学说；1902年，吴汝纶著《东游丛录》，王阑、周流著《泰西学案》；1915年，吴鼎昌翻译《德美教育新潮》；1917年，余寄著《德法英美国民教育比较论》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成体系的教育史著作问世，如姜琦等人合著的《西洋教育史大纲》（上、下）（1921）、杨廉著的《西洋教育史》（1926）、庄泽宣著的《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1928）、姜琦著的《教育史》（1932）、雷通群著的《西洋教育通史》（1934）、蒋径三著的《西洋教育思想史》（1934）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而编写的教育史著作。1916年，俄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撰写的《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是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剖析世界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著作，为苏联教育现实发展需要服务的，得到了列宁的肯定。这本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翻译出版，为广大学习者所重视。1928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教育历史的著作《教育史ABC》，并翻译了一些介绍苏联教育的著作，为我国的教育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