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爆出的高校招生丑闻，也许一时间我们还无法看清楚它有什么副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会增加高考改革的成本，挤压教育新政的空间。

事实上，旨在为优秀学生提供免试入读重点大学机会的保送生制度，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就频频爆出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案例。

此时，一些心急的人也许已经义愤填膺，喊出了“让保送生制度见鬼去吧”。但回溯这一招生模式的起源，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为了缓解高考“一考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弊端，试图以免试推荐的方式来把那些一贯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且有较强创造能力的学生或“偏才”“怪才”选拔出来，从而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标，同时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无论从出发点，还是实际效果来说，保送生制度都有其存在的价值。

但高考绝不仅仅是一种终结性教育评价方式，它还凝结着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当它可以左右那些优质而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分配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渗透的问题。所以，无论高考怎么改，前提都应该是建立一个刚性的制度壁垒，打破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链，让权力无所遁形。否则，一旦保送条件过于弹性、权力失去监督，就会滋生“推劣不推优”、拉关系、走后门等招生腐败。

这是高考改革乃至教育改革无法承受之重，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任何改革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事关切身利益的高考改革更是如此。无论它的顶层设计有多完美，推进的决心有多大，都无法穿越充满疑虑甚至抵触的社会情绪迷雾。(www.daowen.com)

更何况，我们正在进行的很多高考改革，依赖于一个高度诚信的社会环境。以综合素质评价为例，把纸笔测试很难反映的情感、态度、动作技能、心理素质、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引入高考招生，怎样操作并保证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客观公正，人们本身已经存疑。此时，如果再爆出徇私舞弊现象，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引发汹汹的民意，给这些试图挣脱传统高考“枷锁”的创新之举以致命的打击。

对比1984年刚推出的保送生政策，30多年后的今天虽不能说面目全非，至少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已经相去甚远。在接踵的弄虚作假事件被曝光后，教育部就开始对这一高考改革“新政”进行重大调整，如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取消指标分配、变数量控制为质量控制等。2006年起，又增加了对保送生实行文化测试和相关考查的制度。而这样的结果，又引来如潮的批评与诘难，因为“它实质上已经蜕变为‘小高考’”。

改革是登高山、涉险滩，权力有没有装进笼子里，制度的篱笆扎得够不够严实，关乎我们能否大刀阔斧地推进高考招生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也决定了这样的创新能走多远。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