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往中小学教科书里增加什么或删减什么，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近日，媒体传言语文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修订教材撤下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文章，遭到网友一片嘘声。事后证实，只是将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

从鲁迅的名篇被拿下，到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进入课本，再到民国课本的走红……这些年来，似乎语文教材的每一次修订，都会引发喧哗与骚动。确实，作为师生们接触时间最长的文本，它是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竭力争夺的“代言人”。更何况，它还与考试、升学等密切挂钩，重要性摆在那儿。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不会把教材当成一本普通的书籍来看待。但实际上，它就只是一本书而已，是人写的、人编的、人审的、人读的、人看的。怎么吐槽都有教育原则的底线，差不到哪里；怎么拔高也有个人趣味的天花板，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讨好所有人。有时候我们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有时候又把“用户体验”看得至高无上，就没想过“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还可以由师生在课堂上进行二次创作。

是啊，这些年来我们太重视、太依赖教材了，习惯于照本宣科地教与学，所以改不得、动不得。有些争议其实就是求稳心理、怕变思维的真实写照。你能想象，一个教师两手空空地走上讲台，一群学生抛开课本在游戏与玩耍中度过40分钟的场景吗？当教科书不再是课堂教学的全部目的，而仅仅是一份阅读材料时，或许它就能卸下那些沉重的想象与期待，个别篇章的进出也不会如此惹人耳目、招致过度的解读。(www.daowen.com)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采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决定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换言之，教师不仅要会“教”书，还要会“编”书。这实际上赋予了教科书使用者更广阔的空间，使其可以灵活地面对与处理课本中出现的地域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

与教材相比，教师才是课堂教学中最大的、最值得探究的变量。有时候，符号建构起来的世界与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和认知水平相差太远，就得靠一个充满热情、才学与智慧的老师去引导和阐释，在死的知识与活的经验中间架起一座桥。所以，他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选择什么方式说，远比那些精挑细选的文章更为重要。更准确地说，他可以用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参与教材的“修订”。

仔细想想，有多少儿时读过的课文到现在还能倒背如流，但那些出口成章、幽默风趣、上课特别潇洒的老师至今仍印象深刻。说白了，他们自己就是一本具有深厚底蕴、时时更新、令人着迷的书。

201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