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人人都可以说出自己想法、活出精彩的时代，但大学校长却是个例外。言辞激烈一些、观点奇崛几分，都会引发舆论的“围追堵截”。

最近，媒体又盯上了贵州大学校长郑强。一个月前，他的一段有关空姐的演讲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为什么中国空姐要有研究生专业？不就是推个车倒个水吗？”“为什么在天上倒水的女孩要比地上倒水的长得漂亮？”结果，这番言论被远在四川的一群航空学员举牌抗议，认为哗众取宠，充满了职业歧视，要求他“下课”。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喜欢他那特立独行、敢说敢做的性格。

大学校长不好当。因为在他们前面站着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竺可桢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高校里发生任何一点矛盾与纠葛，人们都会不自觉地回望，从如烟往事里去比对与寻找慰藉。这些先验的存在很难让普罗大众降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期许，校长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屏蔽掉具体的语境和个性色彩，拿到历史的、文化的放大镜下去仔细审视。

说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孩子是孤独的，因为他太直接、太实诚了，不给自己留有余地，通常也会噎得别人难受。在一个崇尚宽柔相济、中庸之道的社会里，其实我们不太习惯甚至会反感那些伶牙俐齿、锋芒毕露、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辩论的大学校长。过了童言无忌的岁月，又没到随心所欲的年纪，如果仍直来直往、不懂转圜，那么离温文尔雅、君子之风就有些远了。

而这恰恰是很多人眼里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像”。是啊，蔡元培“质朴的说理”，从不追求打动人的效果，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即便像罗家伦那样，在言辞婉转、大气磅礴、热情洋溢之余，依然能做到“咄而不夺”、和而不流。虽然也有傅斯年这样著名的“大炮”，但让他不妥协的是学校的权利和师生们的权益，而非其他。(www.daowen.com)

更何况，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行胜于言”，这也是清华大学1920届学生毕业时献给母校的四字箴言。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国人对于高等教育的想象和吁求。他们不希望校园被媒体与社会过度聚焦，不希望有太多夸夸其谈的校长和师生。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国家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他们希望象牙塔里的栋梁之才都能沉下去、闷着头、心无旁骛地做人做事，而不是坐而论道、扯闲篇。

虽被戏称为“寡言君子”，却一点都不妨碍梅贻琦头上的光环。他把自己比作京剧里的皇帝，看似重要，却轻易不开口，主戏都让别人来唱。确实，有时候校长就得经常躲于人后，不必事事都那么高蹈，时时都那么高光。激发教师投身教科研的热情，提升整个团队的精气神，要好过滔滔不绝的演说；把才华横溢的师生一个个推向前台，要好过个人魅力和风骨的一次次展示。

毫无疑问，大学校长绝不是个自由、诗意的符号，没多少标新立异的空间，反而承载太多超越个体、超越常人的东西，有时连一些很私密的言说都会被“上纲上线”。所以，在那些无关宏旨、不涉及学理的探讨上，尽可以委婉、松弛、低调一点，没必要把自己变成一只刺猬。

201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