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诞生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内容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实现了无国界传播。互联网TCP/IP协议的开发者之一温顿·瑟夫(Vinton Cerf)认为:“互联网成了人类发明的最强大扩音器,它给人微言轻、无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以向全球发言的话筒。它用以鼓励和推动多种观点和对话的方法是传统的单向大众媒体所无法做到的。”[3]60高速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社交媒体的流行,用户生产内容与信息交互加速了双向传播的发展。《经济学人》(The Econemist)前编辑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当今的网络社交媒体只是延续之前的双向交流的社会化信息传播传统,而以广播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反而是暂时的插曲、非正常现象,媒体正回归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3]60。互联网所体现的信息互动特征成为传播回归实践取向的萌芽。
双向互动使传播实现了交流的回归,但互联网传播所具有的匿名性依然为信息传播带来信任隐患,基于全球化背景的自证预言症状也在性别歧视、种族排斥、国家偏见等问题中得到了放大,身体缺场支配着认知的在场实践,意识在传播中受到异化。这也促使着信息受众对具身性回归的主体期望的不断增强,促使网络用户在互动便捷与信任隐患的夹缝中探寻着自认为安全的信息避风港,持续着寻找特定信息组织的互联网结社行为。如咪蒙、罗辑思维、黎贝卡的异想世界等热门微信公众号便通过原创文章引起特定群体的共鸣,并在粉丝经济的加持下扩大自己在多个领域的影响力,其负责人通常具有实名认证或初始社会影响力;于受众而言,微信公众号及其幕后推手在认知中经历了内容—信任—意见领袖或相反的演变过程,信任产生于受众对内容的共鸣或对推手的信赖之中。除了微信公众号,贴吧、微博、QQ群都是受众寻求信息安全的虚拟场所,无形中开辟了互联网时代信任关系的新模式。(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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