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一词出现之前，以印刷媒体、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主宰着人类近5个世纪的信息传播。传统媒体具有明显的单方面信息投递的倾向，强调了从传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信息反馈的作用。这样的信息喂食行为促成了受众对媒介的不信任感。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指明大众传播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环境是媒介再结构化后所呈现的环境，与客观环境有所差异，这也警惕着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辩证性思考。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洞穴理论”，通过形象的比喻揭示了统治者与囚徒之间的支配关系。受众与传统媒体犹如洞穴内外的囚徒与统治者，受众失去了发声的自由却渴求知识以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媒体则为受众描绘着自己眼中的“客观”社会，并通过媒介投射社会影像。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单声道的诠释方式进入了瓶颈。1997年，学者约瑟夫·卡佩拉（Joseph Cappella）和凯瑟琳·霍尔·杰米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提出了“媒介犬儒主义”的概念，认为受众对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介的信心正在减少，媒介与受众之间的疏离感已经建立，受众对媒介甚至已经感到愤怒和厌恶。[2]身体缺席的人媒关系失去了设身处地和眼见为实的临场感，受众缺乏能动性的时期在传受双方的信任危机中走到了尽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