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的“后真相时代”关注度越来越高，其中多数学者从新媒体新闻价值与媒体职责、社交媒体行为、社交媒体受众角度及传播学相关理论层面对有关“后真相时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结合社会热点事件——“罗尔事件”，有学者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归纳出了“后真相时代”传统新闻价值遭遇的挑战和新闻价值标准出现的新变化，如时新性变为实时性、显要性变为实用性、接近性变为亲近性等，以此评估这些变化会给新闻从业者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并就如何应对这一态势进行了对策上的分析研究[9]。在“媒体职责”的探讨方面，有学者指出新媒体平台职责缺失是“后真相”情况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而新媒体呈现的逐利性、商业化也正导致了情绪煽动类新闻的大量出现，引导社会舆论向极化方向发展[11]。叙述事实模糊不清、标题具有误导性，为争取点击量而发布的文章不仅是对准确性、精确性的忽视，也是对新闻专业价值和事实真相本身的破坏[12]。

同时，社交媒体与互联网的特点也被认为是导致与推动“后真相时代”发展的关键。相关学者表示在美国大选过程中，社交媒体才是后真相时代的主要推手，其颠覆媒体固有价值观的行为大致表现为两点：被商业逻辑主宰，以假新闻与谎言的快速传播获取商业利益，且由于社交网络上的互动处于虚拟公众空间中，信息的传播过程缺乏对社会责任的承担[13]。除此之外，也有观点指出社交媒体创造出的附加维度更易使互联网使用者被网络上的“过滤气泡”包围[14]，最后导致某个观点占据主导，而其他可能涉及核心事实的观点却遭到大众的忽视。(www.daowen.com)

从新媒体受众角度出发，有研究表明在“后真相时代”，由于媒体专业素质与道德素养的缺失，受众则更需要提升信息消费素养和参与素养，从而杜绝逆转新闻的出现[15]。传播方式的变革带来的是对公众主体性的重视，不仅媒体自身对于事件的导向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公众对公众事件的转向也有重要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受者与大众媒体共同引导着舆论的形成，公众自身与“后真相时代”本就相互关联，无法分割，媒体文本从“可读”到“可写”的过程与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可以推动新闻真实走向动态化，公众本身对信息的甄别也变得更加理性和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