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言语实践活动中，“交往行动模式首先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在这里，发言者和听众，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论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情况规定”[10]。虽然以往伦理—政治商谈中，空间、权威、活动、身份四个要素已经能够确保实现主体间理解，但是考虑到作为前理解的自发性常识可能会受社会实践活动中“物的依赖性”的影响，使得以日常语言符号为媒介的言语实践活动以目的性、戏剧性或者规范性的言语行为呈现出来，从而无法进一步凝聚共识。

因此，如果想要依靠日常语言符号来凝聚共识，那么在交往行为中，“一个句子要想得到表述，必须与各个方面发生联系：①已被假定是事物现存状态的外在现实；②言说者在公开场合作为自己的意向而表达的内在现实；③作为合法的人际关系而获得主体相互之间承认的规范现实。这样，一个句子就被置于四个有效性要求之下，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其中，可领会性受语言学管辖，其他三种有效性则是语用学话语成功的必要条件”[11]。换句话说，一种真正能进入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要能实现，实际上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有效性要求：即言语可理解性、客观真实性、态度真诚性和规范正当性。而只有满足这四个言语有效性要求，才能使日常言语符号从共同体成员共享的生活世界出发，这样一来，在伦理—政治商谈过程中，日常语言符号下的言语实践才能够对以唯心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为背景知识的常识“去蔽”，进而增强伦理—政治商谈中另外四个要素的有效性，在主体间理解的基础上持续进行视域融合，最终克服自发性常识对共识形成的阻碍。但需要注意的是，符号要素对于空间、权威、活动、角色四个要素的促进作用并非一蹴而就的。从主体间理解到共识形成，需要按如下逻辑展开。(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