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常识是具体生产实践活动中大众自发形成的伦理—政治认识。它既是理解与共识之间客观存在的中介，同时也是保卫已有共识硬核的辅助保护带。但由于常识往往未经批判便吸收背景知识，这种自发性反而有可能会阻碍理解到共识的进程。具体而言，当前对于常识的批判趋向于两种进路：①仅从“事实”出发，认为常识的先在性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因此导致了常识的不可改变性，即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已有常识来解读新现象；②仅从“应当”出发，认为常识的自发性往往受困于流动的、不固定的现象世界，因此形成的认识也是片面的、粗浅的，这种非理性认识应当被先进的认识理论所替代。而在《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中，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就已经对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和布哈林所代表的上述两种有关常识的错误认知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批判常识并不是直接忽视或鄙视常识的自发性。同样，相比起以往“一切的唯物主义”，如果要真正促进共识形成，不能只是默认和接受常识的不可改变，抑或直接对常识进行替换，“相反，人们对它进行教化、引导，并消除不良的外来影响；旨在通过具有历史效果的手段使它向现代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看齐”[6]160。可以看出，共识的形成过程应当是这样一个过程，即通过分析常识得以形成的“土壤”，找到影响常识“生长”的关键要素，通过改变社会生产条件，从而扬弃常识。正如葛兰西所言，“现代理论和群众的‘自发’感情之间存在量的程度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他们肯定可以相互‘转换’，可以从一者转化为另一者”[6]161。

那么决定常识能否向共识转换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呢？回到最初医生劝诫吸烟者的例子中：医院里的医生通过各种方式对吸烟者进行“临床劝告”，虽然吸烟者认同医生的专业权威，理解了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却未必能在戒烟上与医生达成共识，而不戒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日常社交中的需要。实际上，我们从要素视角考察可以发现，在空间（医院）、权威（医生）、活动（临床劝告）及身份（医生—病人的角色认同）这四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伦理—政治商谈中主体间理解得以实现。但理解无法更进一步，是由于存在“烟具有社交功能”的常识，即烟似乎充当了日常生活中建构或维系人际交往的某种象征物，换句话说，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交往的常识性符号——虽然这依然是将“物对人的统治关系”当作生活世界的本来状况，进而以此为背景知识和经验对象自发建构常识，并最终导致“抽烟”作为一种利己的策略性考量持续阻碍了主体间理解向“戒烟”的共识继续转换。但也由此可知，符号正是这个影响常识向共识转换的关键要素。在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看来，“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正是这种特性把人类知识的力量及其界限同时表现了出来”[7]。同理，如果想要形成共识，也必须要运用符号的力量重塑常识，从而摆脱常识的局限性（例如，试图证明烟不再具有社交功能，维系交往关系不需要借助烟，抽烟会让人反感）。(www.daowen.com)

那么什么样的符号真正能够重塑常识呢？广义上来说，符号意指各种话语、仪式以及对可视化的图、音、影像、建筑等各种概念实体的形象化感知，是共同体内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记号。“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是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做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8]”但卡西尔也对符号进行了细分：历史形成的人类文化符号构成了客观世界；神话符号（形象）构成神话、宗教世界，以后衍生为艺术世界；日常语言符号（文字）构成常识的世界；科学的符号（概念）构成客观的世界，即科学的世界。[9]由此可知，如果想要重塑常识必须着重把握日常语言符号。换句话说，在常识世界中凝聚共识的过程也就是借助日常语言符号扬弃常识自发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