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义》中，相比起侯亮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严惩腐败的主线剧情，剧中高育良“热情礼貌一问三不知”的官场话术，祁同伟的“出身决定论”以及季昌明汇报事项的“请示顺序”等反而更能引起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为这些情节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观众的实际需要，为现实中面临同样困扰的观众提供了某种思路、解释或答案，并且借助剧情演进，观众只需在屏幕外观看并分析，便可轻松了解这些方法、知识是否有效，是否能融入自己的实践活动之中，并且还免去亲自试验可能会承担的未知后果——这其实就是常识的作用，作为与个体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概念，常识实际上内蕴着伦理之“应当”与政治之“事实”两者之间的张力。正如葛兰西所言，“常识创造未来的民间传说，在既定的时空中，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不变的阶段”[5]326。换句话说，常识往往作为共同体内生活的“原初”共识而出现，它来源于生活世界，又作为一种成员共享的背景知识，指导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

但如同上文所述，常识的先在性决定了常识只能包含有限的观察和有限的反思，这样的常识往往只作为一种“自发”的存在。葛兰西将之称为“是‘非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换句话说，是对各种社会文化环境——普通人的伦理个性就是在其中发展的——不加批判的予以吸收的世界观”[5]419。如网络上有很多文章为祁同伟“平反叫屈”，把他对权力财富的极度渴望当作出身贫寒的“无奈”和“人不为己”的个人正当选择，最后饮弹自尽也成了一种“成王败寇”式的“枭雄”宿命。这种对于现实肤浅的、反智的、阴谋论式的认识正是受未经批判和反思的自发性常识所引导——观众如果不加辨别地吸收《人民的名义》中所呈现的某些官场规则及说话方式，虽然短时间内的确能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共处”，但这些“官场常识”往往建立在缺乏真诚性的不平等交往关系之上，一旦某一方利益受损便会打破共识，重新退回到“我应当如何做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考量，甚至引发利益冲突。而这样的循环往复不仅使主体困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更加重了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感，损害共识形成的基础。(www.daowen.com)

然而为何常识会因其局限性而逐渐倾向于政治考量？从意识和概念上或许无法找到根本原因，而应该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上寻求答案。“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3]58。”尽管常识来自事实性的经验观察与规范性的逻辑反思，很多情况下具备了共识的功能，但由于常识还不能从其得以生长的“土壤”——即社会条件的角度去理解经验对象及感性活动，因此往往导致“含混不清、自相矛盾而多形态化的概念”[5]423。当前看来，这种意识层面的是非对错解释，严重遮蔽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人被“非神圣形象”异化这一根本原因，如果未能发现这一点，反而将“物对人的统治关系”当作生活世界的本来状况，进而以此为背景知识和经验对象建构常识，毫无疑问会导致对物的高度崇拜和依赖形成“理所应当”的认知，从而倾向于进行策略性的政治考量及戏剧性的伦理考量来满足自身对私利的追逐。而这正是当前政治传播中，“我能理解，但未必同意”现象的症结所在：当前社会生产关系中物对人的奴役导致了常识的背景被异化，而未对背景进行反思批判的常识会自发地倾向于将伦理—政治商谈还原为实用商谈，因此造成主体间理解丧失，传播效果偏转，阻碍共识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