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常识（common sense）？常识原意是古希腊哲人在雄辩中通过话语艺术所引起的“共同感”，而亚里士多德提出知识形式分为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后，“共同感”被发展为包含一种“对于理论的生活理想的批判”要素[2]。这样一种思辨式的理解，一直延续至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而在休谟“怀疑一切”的批判下，苏格兰常识学派尝试调和两者的冲突：认为经验的感知总伴随着心灵的“指示”从而形成感觉，而这种“不证自明”的信念结构就是常识原理。可以看出，尽管常识学派提出的信念结构未脱离“我思”的认识论理路，但却借助“我思”的先在性，确定了“人类具有先验意识，进而认识世界”这样一种常识的先在性。而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常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他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只是生活实践的派生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72，“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73这并不是否定常识所具有的先在性，只是正确认识到常识的先在性并非源于人们认识世界前所拥有的直觉和本能的信念结构——常识可作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行动指南，是因为人在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的感性实践活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被抛”入社会之中，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先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从而限定了人生的“在世结构”。但这同时也表明，常识受具体生活方式的制约，具有一种“事实”层面的局限性。

巴赫鲁·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曾说过“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常识作为“事实”的局限性显现在其对“应当”逐步的舍弃。由上文可知，共同体内部相对稳定的生产和交往关系才能激发成员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探讨，而对于目的和价值本身的探讨势必会超出实用商谈，上升到在伦理—政治商谈中去寻求主体间的理解。这种理解到共识的实现，实际上要求我们协调好伦理（我们应当如何共存）与政治（我应当过怎样的生活）要素之间的张力：随着伦理之“应当”走向道德层面，理解不断扩大，达到更高的道德共识；随着政治之“事实”考量退回实用层面，仅仅形成实用共识或者回归权力逻辑下的博弈—妥协。而常识由于其在事实性上的局限性，导致其更加倾向于增强政治商谈的考量方式，具体而言，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所能关注的只能是“事实之真”，甚至很可能还只是成功行动的“事实之真”，或“知识之真”“观念之真”，当然更不会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所关注的“价值之善”或是所谓道德“至善”。由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要害只在“真实”而非“真理”，所以，它（们）应该且能做的事情也只是去弄清楚诸如“实际如何”一类的事实问题，而大可不必奢望去考究“应该如何”一类的道德价值问题[4]。这样一来，常识在很大情况下会悬置其价值基础，不去对背景知识进行规范性反思，而直接将其作为经验的对象。(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