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暴力执法事件触发网络民众情绪

当社会事件的某个方面触及社会情绪的“引爆点”，如事件中激烈的矛盾冲突，挑战社会道德伦理秩序，危害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仇官或仇富心理等，这种社会事件容易引起网民的注意力聚焦——巨大关注与热议[21]。网络议题都会形成网络群极化现象，而暴力执法和抗法事件具备聚焦网民注意力的以上种种元素，因此，这种网络议题特别容易触发网络民众情绪，形成网络舆论共振的热点事件。

这种民众情绪的触发不仅体现在执法者的暴力行为本身，还体现在当事单位或主管部门的后续处理结果中。比如，一些暴力执法事件的处理结果中，总会出现涉事执法者是临时工的说辞，这种解释不仅不能让民众信服，反而进一步激发网络民众的抵触情绪；还有的处理结果态度生硬，带着“权力的傲慢和无礼”，道歉不诚恳，或者掩盖部分事实，解释缺乏说服力；这对于执法者而言，会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或被污名化、妖魔化、标签化，等等。

2）意见领袖的助推与网络群体极化

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意见领袖或者社会地位、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其思想、观点往往更有影响力或说服力，针对相同的网络社会事件，网民们被不同的意见领袖所说服、感染，他们的观点、意见在不同的网民群体中会趋于统一，形成不同的舆论圈层。随着事件讨论的逐渐深入，不同群体、圈层的网民们，围绕着其意见领袖的核心观点、情绪，其情感和话语行为变得越发极端和疯狂。当群体意见高度统一时，便容易走向极化，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www.daowen.com)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e Sunstein）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2]在暴力执法和抗法事件中，网民热衷于讨论事件的爆发与传播阶段，舆论往往会一边倒地谴责、谩骂执法者，但随着事件真相的不断发掘（新的爆料），舆论可能会出现反转，反转之后，出现另一种群极化现象。比如，2018年9月初，瑞典警察于寒冷的凌晨，把曾先生年迈且有病的父母抬出酒店，把曾先生三人拉到坟场丢下。这一警察粗暴执法事件，网络舆论先是一边倒地谴责瑞典警察，但当网民看到网络视频和更多的事件真相爆料后，舆论出现反转——从法律角度捍卫瑞典警察执法的合法性，从道义的角度指责其粗暴对待无过错老人（曾先生年迈父母）；更从“高声喧哗”“贪便宜”“穷游”“假摔”“碰瓷”等角度谴责曾先生的非道德行为，网络舆论空间呈现出多重的群极化特征。

3）网民“沉默的螺旋”效应

在网络群体中，当个人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时，他们更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如此，一方的“沉默”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23]在网络舆论空间中，一小部分持反对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孤立，害怕被其他网民批驳，自己的声音会变得“沉默”。在网络暴力执法和抗法事件中，网民价值观和情感往往偏向于弱势的被执法对象，非理性的情绪化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比事实真相更重要，少数较为理性的声音常常被忽略。由于“沉默的螺旋”效应，异质的理性声音受到打压或屏蔽，致使其表达欲望锐减或受到削弱。同时，人们选择性接受事实，更加固化原有的价值观和观点，对立面的意见难以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助长了非理性、情绪化声音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