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转型，各类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凸显出来，执法者与被执法者所体现的政策法规与利益调整、官民矛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执法者需要“铁面无私”维持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而被执法者或有权力和利益诉求，或受传统观念习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张力。比如，在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中，英国《泰晤士报》曾这样解释道，“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中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中”[14]。对于城管而言，管理和维护城市正常社会秩序，保证市容整洁和道路有序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必须要履行，而对于小商贩等被管理对象而言，为了维持生计，但又无法承担高额的店铺出租费，他们不得不选择沿街叫卖。因此，双方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在更多情况下，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映射出政府公权力与民众私权利之间的交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行政权力的效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愈演愈烈。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暴力执法和抗法事件作为负面社会新闻，对受众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美国新闻学者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认为，“媒体处理负面事件的方式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新闻价值观。自新闻诞生后，媒体就热衷于负面或非常态的信息报道”。[15]在网络媒体商业化运作模式的引导下，媒体基于受众的注意力偏好，对负面新闻呈现出选择性偏好，并迎合受众对弱者的同理心（毕竟在强势的权力执法者面前，绝大多数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和注意力焦点，甚至会出现掩盖或隐瞒被执法对象的抗法暴力执法和抗法行为真相，进行所谓的“想象性推测”和“选择性忽略”。比如，在前几年“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事件出现时，网络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夏俊峰家境贫寒、艰难生存而忽视其杀人事实，将其塑造为一个不堪忍受暴力执法的受害者，舆论普遍倒向夏俊峰一方，而对于两位牺牲的城管则选择性忽略。(www.daowen.com)

在愈演愈烈的官民矛盾冲突和网络舆论发酵与共振态势下，在一些网络公知、大V的操作下，执法者的形象被“标签化”处理，民众不再关注执法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面，而放大少数暴力执法事件的负面影响，抽离群体与个体差异，呈现出执法者“污名化”的舆论现象。事实上，在国家强调文明执法的今天，在不少暴力执法和抗法事件中，部分暴力执法事件是执法者在遭遇被执法对象的辱骂之后的被迫还击，他们一方面要屈从于法律法规的执法强制性，另一方面要完成上级的绩效指标考核。同时要面对被执法对象的暴力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是执法对象的受害者，更是网络舆论暴力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