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思潮的第三个成因是政府对社交媒体的肤浅应用所造成的民众不信任感加剧。在过往评价中，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一度被认为是增进双方合作互信的有力保障，将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现阶段肤浅的社交媒体政府应用将不仅无法增进双方互信，还会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为民间与政府合作设置了障碍。

十余年间，尽管西方各国政府及行政机关纷纷以社交媒体为平台进行线上活动，然而实践证明，民众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政府言行极不信任，且这种不信任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对此，以西班牙学者恩里克·邦森（Enrique Bonsón）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一方面是民众将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由线下转移至线上，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往往肤浅而僵硬，这种糟糕的社交媒体使用使得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和信任进一步降低。尽管社交媒体为政府与民众间的直接沟通搭建了渠道，但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往往只限于发布官方信息，而对来自民众的咨询提问鲜有回应或仅仅是空洞无力的官方说辞，几乎没有有效的交流与沟通[26]。正如安德烈埃·卡瓦诺（Andrea L.Kavanaugh）等学者分析的那样，这种糟糕的表现使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形象显得官僚、迟缓、倨傲、毫无生气，这不仅导致了民众对官方信息的质疑，更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动摇[27]。这种不信任情绪在学者马克·巴尔达萨雷（Mark Baldassare）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超过54%的美国加州选民不信任政府的网络言论并认为政府事实上并不在意民众的意见，而这种对政府态度的不信任在全美范围的调查中更是高达60%[28]。由此可知，现阶段政府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能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由互信提高所产生的积极民众参与更是空谈。(www.daowen.com)

笔者认为，造成政府社交媒体表现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对基于“交互分享”为核心理念的Web 2.0媒介认识不足，依旧将社交媒体当作单方面传递信息的传统媒体进行使用[27]。二是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政府尚未完成从“管理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在此影响下，政府尚不能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三是面对传播迅捷的线上空间及更加多样的传播渠道，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自信有所下降。当任何不当言论都有可能受到网友批判且负面信息难以根除时，政府往往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控制自己的言行，其结果是除官方信息的发布外，政府绝大多数时间采取鸵鸟战术，对来自民众的声音保持缄默[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