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思潮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学者对社交媒体缩小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话语权差距的失望。随着社交媒体在西方语境下对竞选造势、反恐网络审查等领域的不断介入，以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及帕梅拉·萨缪尔森（Pamela Samuelson）为代表的学者开始质疑社交媒体并不具备扭转民众与统治阶层之间话语不对等地位的能力，相反，鉴于精英阶层掌握更多社会资源，这种不对等将在社交媒体助推下越发加剧，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局面[23]100[24]。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以政府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人才、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另一方面是以企业家、政治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对知名度、关注度等社会影响力的压倒性优势。由于绝大多数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在政府主导或政府企业共同主导下进行，因此执政者对媒体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方向的认知相较普通民众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巨大社会资源的吸引下，政府的人才聚合效应极为明显。当政府同时拥有资金优势、人才优势以及基础设施主导权，其强势地位便从线下延续到了线上，来自政府的网络审查也变得难以阻挡。进入新千年，欧美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形式将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信息审查行为加以固定，网络信息控制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权力，这种潮流在美国2001年“9·11”事件后越发明显。劳伦斯莱斯格指出，以网络反恐等理由为契机，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加强政府对网络信息的控制力度[23]100，斯诺登事件揭发的“棱镜计划”正是美国政府庞大网络审查计划的冰山一角[23]104。另一个典型例子来自新加坡。作为新加坡政府网络监控体系的重点监控对象，任何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违规言论都将成为用户被处罚的证据。在严厉的法律威慑下，社交媒体用户显得更加谨言慎行而非畅所欲言[25]。(www.daowen.com)

尽管社交媒体为平民阶层带来了一定话语权的提升，但相较于拥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阶层，两者之间的话语权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张玮玉对2006与2011年两次新加坡大选进行的研究所示的那样，尽管民众与反对派通过社交媒体逐渐获得了一定发声权利，但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为代表的执政党利用广泛而丰富的社会资源与影响力在社交媒体话语权方面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最终胜选[25]。这表明当线下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社会精英群体将活动范围拓展至线上，不仅优势依然存在，其影响力边界还在社交媒体发散性传播的作用下呈几何倍数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