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评价思潮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学者对社交媒体限制信息自由流通行为的批判。在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榜且社交媒体格局更为集中的西方，政府对于传播内容的引导相对较弱，其市场占有率的争夺主要集中在以谷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几大网络巨头之间[22]73，这使得网络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变得肆无忌惮。当这种行为几乎不受任何节制时，“逐利”意愿将异化为“唯利”意愿，其将根据是否有利于利润的产生对信息的传播做出“优先”“滞后”或“屏蔽”的有目的性干预，信息自由成为一种隐形欺骗。当西方社交媒体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信息的方式对信息自由加以限制时，民众对信息的选择只能在社交媒体给定的范围内进行，民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不升反降。在无法获得足够时事信息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用户的讨论热情往往无法为继，网络舆论难以形成，民众社会参与更无从谈起，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之前“社交媒体有助于民众社会参与”的论断，成为负面评价思潮形成的第一大原因。

对此，一众西方学者对社交媒体的信息干预行为进行分析与批判。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他的著作《社交媒体：一个批判性简介》（Social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有着详尽的论述。根据他的研究，社交媒体对于信息的推送并非随机而是有意为之，无论频率还是数量，娱乐休闲类信息都占有压倒性优势，而时政类资讯类信息则寥寥无几[22]10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交媒体对用户兴趣偏好的迎合，以极具娱乐性的内容抢占用户使用率并尽可能延长用户使用时长，以此为根据，拥有较高用户黏性的社交媒体将在与广告主未来的商业谈判中获得更多利益。更重要是的，社交媒体对娱乐休闲类内容的推送符合信息幕后商业公司的利益。如电影周边、明星八卦等信息符合文娱公司的宣传策略，休闲类信息则通常对日用品生产商的产品能起到推广作用。当一系列“软广告”以推送信息的方式呈现在用户面前时，高额广告收益已流入社交媒体的账户。(www.daowen.com)

此外，笔者进一步认为，社交媒体之所以对不同信息区别对待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用户的每日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基本恒定且不易改变，该判断为社交媒体区别对待不同信息提供了合理解释。相比娱乐休闲类信息，时政类信息背后往往不存在来自商业公司的支持与推动，但由于广泛涉及用户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且大多具有追踪报道及背景普及的相关信息作为组合，资讯类信息也具有极强用户吸引力。在此背景下，娱乐类与资讯类信息必然对相对恒定的使用时间进行争夺。为防止由于娱乐类信息时间占有率受到压缩而损害经济利益，社交媒体将信息推送重点进行倾斜，从而起到防止其他信息分散用户注意力的作用，保障娱乐休闲类信息对用户使用时间的优势占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