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积极评价思潮的第三个原因是西方学者对于社交媒体隐蔽性的充分信任。以拉里萨·焦尔斯（Larissa Hjorth）、山姆·海顿（Sam Hint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作为Web 2.0技术背景下的新媒介，社交媒体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了Web 1.0时代的网络隐蔽性。这种特性不仅涵盖用户身份隐蔽还涉及信息源隐蔽。基于这种双重隐蔽，无论政府主导的国家审查（state-censorship）还是网络公司主导的自主审查（self-censorship），社交媒体的隐蔽性都将干扰审查从而有利于保护用户的权利，敏感信息的来源也变得更加难于追踪。当足够多用户有意愿加入在线讨论时，社交媒体便成为一个观点集散与交换的场所（agora）[18]，一个被禁信息依旧存在并传播的平台[19]，一个存在于线上空间、拥有多种表现形式、易于催生批判性舆论的如西方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的公共领域[20]。

由于社交媒体形成的公共领域形式多样，无论日常话题还是突发事件都能找到相应的讨论空间，且在社交媒体隐蔽性的帮助下，一些敏感或批判性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如病毒感染般扩散开来，最终形成清晰而强大的舆论倾向。当舆论以对政府不满的形式出现时，这种批判性的线上表达极易传递至线上空间，并最终导致示威游行等群体性事件，韩国“反美国疯牛病贸易进口事件”与“阿拉伯之春”便是个中代表[21][3]56。这种强大影响力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增强了学者对“社交媒体隐蔽性能充分保护用户安全并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论断的信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