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这一概念的提出算起[1]，社交媒体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十余年时间，然而正是这短短的十余年，社交媒体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将它的影响力辐射到公众生活的各个角落。随着社交媒体在欧美国家的率先发展，西方学术界针对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有趣的是，在如何评价社交媒体的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上，广大西方学者毫不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纷纷给出了极为乐观正面的评价与期待。在媒体领域，以格特·拉文克（Geert Lovink）为代表的研究者将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发展视为媒体领域的民主化革命，断言受众从此将迎来以自我为主导的视听变革，彻底改变媒体发展格局[2]；在社会文化领域，以拉里萨·焦尔斯（Larissa Hjorth）、山姆·海顿（Sam Hinton）为代表的学者将社交媒体看作民众获得多元信息的最佳手段，他们相信社交媒体将重塑社会话语体系与信息分配模式，令广大民众拥有更加多元、开放、透明的信息渠道[3]116；在政治领域，以约翰·吉尔摩（John Gilmore）、南希·拜姆（Nancy Baym）及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为代表的学者将社交媒体视为达成民众和政府直接沟通的桥梁、促进公民社会参与的有力保证、完善民众监督机制的强大武器，并最终维护其民主政治制度[4-5]。由此可见，一种针对社交媒体社会影响的积极评价思潮业已形成，且这种思潮涵盖媒体、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成为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对社交媒体评价的主流思潮。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开始发生改变。随着各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及现实案例的不断反馈，越来越多西方研究者面对社交媒体的态度也由最初的积极肯定转向质疑反思，且这种态度的转变广泛而迅猛，最终形成与之前思潮截然相反的负面评价思潮。与积极评价思潮出现时一样，负面评价思潮同样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的不同领域。一方面，以卡莉娜·特蕾西（Karina Tracey）、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及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开始质疑社交媒体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社交媒体既无增进用户间信任、造就强大网络舆论的能力，也无打破信息壁垒、丰富受众信息多样化的能力[68]；另一方面，以马克·安德列维奇（Mark Andrejevic）、帕米拉·萨缪尔森（Pamela Samuelson）及詹姆斯·库伦（James Curran）为代表的学者则更激烈地指出，社交媒体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民主、捍卫言论自由、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相反，它将成为统治阶层用来控制民众的工具[9-11]。由此可知，一种针对社交媒体社会影响的负面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开始显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