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颖与小曾的退出在W团队没有掀起丝毫波澜，其他实习生并未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征兆”的本身属性上看，它往往是反常的和易于掩饰与阐释的，只有在娱乐化机制出现失误这种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它才有机会浮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缺乏公开的严肃性沟通的情况下，实习生倾向于对他人的不幸遭遇进行个体化归因。

W团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对他人离职原因不予追问和公开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当事的实习生不愿意讲，另一方面是其他人无法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从第一个方面看，小瑾曾告诉我：

“我们从不刻意问别人为什么离开。就算你问，别人也会说是学校有事或爸妈要骂。人家不愿意讲出来（真正原因），谁都知道如果想继续实习，学校和爸妈都不是问题。”（笑）（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1月7日）

毕竟，社会征兆总是栖身于个体的伤疤之中，它“像人身上的寄生虫，正在‘破坏游戏的进行’，但是如果我们消灭了它，情形会变得更糟：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些已经受到威胁，但还没有被征兆所消灭的”[36]109。因为涉及内心的隐秘看法，大家明显抗拒讲述自己的离职过程。结果，没人愿意被别人揭短，也没人不知好歹地去揭短。(www.daowen.com)

虽然缺乏公开讨论，但流言蜚语总是存在的。当我们旁敲侧击地了解他人为何离开时，其他人就会依据八卦信息进行个体化归因。例如，有人认为，小颖之所以走是因为W女士和J女士不喜欢她；有人说，莹莹离开团队是因为她太懒了，有好几次，她一下班就走了，还有一次通宵剪片后，她没等W女士审片就先回家睡觉了；还有人认为小曾之所以会觉得被利用，是因为她本来就是“老油条”。不管是谁走了，留下的实习生都会将问题个体化与特殊化，并坚信此类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结果是，那些注意到“征兆”的实习生就像手指上的倒刺，与团队氛围格格不入，他们的离开反而为团队主动排除了隐患，使其他成员更加和谐。

可以说，意识形态支配的稳定性不仅建立在对完美社会存在的建构上，还建立在挑战符号秩序的困难上。符号秩序的罅隙虽然能以“征兆”——口误、失误、偶发事件等反常形式被个别实习生识别，但是公开讨论的缺乏以及个体化归因会将实习生面对的共同问题肢解成每个人面对的特殊问题。当心有不甘的实习生离开时，他们也作为不稳定因素被清除出了团队，符号秩序并没有受到威胁，意识形态幻象反倒更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