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曾长期视意识形态为遮蔽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它使人们产生了特定的价值观念，让人类看不到自己同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进而更依附于既存的生存条件[41]。阿尔都塞继承并推进了这种观点，并指出，“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形象，有时是概念”。[2]布若威对美国芝加哥联合企业的研究就沿袭了这种理论脉络，认为“劳动过程被组织成了一场游戏，而这场游戏所定出的目标，构成了散布在工作场所的价值观”，即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观念”[3]228。之后的研究者探讨了诸如“女性更应该提供照料”[42]“人人当老板、个个来管理”[7]等基于性别、行业、社会身份的观念是如何影响劳动者的，使制造同意得以可能。

但是，物质实践本身正在转变。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是否存在统一和系统的“观念”本身就是个问题。W团队实习生观念变动太频繁、人人想法皆不同。茜茜曾公然嘲笑提醒她“当心被骗”的辅导员——这名辅导员曾质疑C公司为何既不签实习协议，也不规定实习时间。当我问及一名实习生有没有觉得被剥削时，她大笑着说：“你不能问我这个工作狂，我喜欢忙碌的状态。我喜欢一直工作，我觉得能在工作中找到人生的意义。”还有一名实习生告诉我：“反正要劳动，为什么不换一个舒服的姿势？”不管你如何大声疾呼这项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超过200%，实习生都表现得毫不在乎。时至今日，研究者用“揭面具、撕面纱这些意在掩藏赤裸裸现实的隐喻”来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将一无所获，因为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再是一个关于内核的秘密[36]39。

当TVB经典台词“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被不断传唱，当上海政通路立起“你一定要快乐”的标识时，研究者必须注意到，资本话语也从郭台铭的“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转变为“你们一定要快乐”。如果我们还紧抱着意识形态就是“观念”的分析范式不放，将丧失对诸多新现象的理解。今天，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再是“内容”上的，而是“形式”本身：它不再是“掩饰事物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幻象（fantasy）”[36]28。当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颠覆性的精神分析思路被引入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时，“幻象”就不可被理解为一个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相反，它就是现实本身——只不过，这个现实是意识形态化的，它可以使人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杂乱无章的内核，并获得自己渴求的某物。这正是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逻辑：电视提供给观众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使其沉浸其中并放弃了理性严肃的观点；这也是C公司的情况：劳动同意不是基于某种思想观念，而是娱乐幻象——一个向人们提供瞬间快感的“现实”[36]28。(www.daowen.com)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体验”的建构置于劳动同意的分析核心：是关系工作、情感工作与情怀工作等文化策略所烹调出的娱乐体验使实习生成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们在“一定要快乐”这个大他者律令下，展开双臂拥抱着令人兴奋的自我剥削。这时的“娱乐”，构成了区别于“游戏”的另一种物质仪式：它通过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幻象”、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使高强度的劳动变得令人愉悦，让劳动者沉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