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节目录制进入最后六期时，实习生已经连续数月每周工作近60小时，即便将劳动当作娱乐，这也是吃不消的。有人开始整夜失眠、有人大把掉头发，喜人的娱乐正在变成难熬的劳动，很多人进入了情感耗竭状态[38]。在缺乏劳动契约的情况下，工具理性的考量涌上心头，实习生开始犹豫要不要就此退出，不安感逐渐蔓延开来。到了这一阶段，若使实习生继续留下效劳，仅靠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是不够的，W团队还须激发出实习生的牺牲精神和崇高体验。

在管理学研究中，研究者经常倡导通过宣扬企业文化来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39]。几乎每个现代企业都宣称自己有独特的企业文化，并将诸如“奉献”“勤勉”“以人为本”等标语写在公司网站上、挂在墙面上甚至印在文具和纸杯上，用以指导劳动者的行为。但在W团队，激发出实习生牺牲精神的并不是这种规范性手段，而是文化性的情怀工作：管理方将通过演讲、励志故事、抒情文字等戏剧化方式将个人旨趣传递给受众，进而激发出后者特定的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往往浮于表面，但情怀工作则能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极其个人化的方式呼唤并赞颂着企业文化，并达到了直指人心的激励效果。

“为传媒理想而牺牲”是C公司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它发轫于公司的创始期。在初创团队军心不稳时，总经理J先生曾给因长期熬夜、困顿不堪的众人打气道：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C公司人都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生而负有使命，上帝将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冥冥中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制作这样的一档节目。”

这种不可名状的“笃信”瞬间击中了所有人。副总经理D先生眼里泛着泪花一字一句地重复道：

“我们拥有使命，因此我们注定比常人承担更多、牺牲更多。我们C公司人是不一样的。”^[9]

此刻，令人震惊的使命感凌驾于一切理性争辩与阐释逻辑之上，J先生抒情诗般的演讲将众人感动哭了。最终，初创团队在做出了极大的自我牺牲——甲亢、咳血、心脏病——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而在团队层面，讲故事是最常用的情怀工作方法。在其中，企业文化以一种极其个人化的方式宣扬着。W女士是C公司宣传总监L先生的忠实粉丝。在团队首次聚餐中，当十几号人坐在香天下火锅店，喝着啤酒憧憬未来时，W女士给大家讲了L先生的传奇故事：

“L叔叔以前做严肃新闻，他是最早赶到汶川地震现场的记者之一。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火车都停运了，但L叔叔想都没想就搭乘最近的一班大巴去了灾区。还没进入灾区，路就断了，当时没水没电，没人愿意送他，他就自己一步步走进灾区。……你们不要以为做综艺节目是简单的事。公司大佬们都是做新闻出身的，但我们为什么要转型做综艺？难道我们没有新闻理想了吗？不是的！做中国最好的综艺也是理想，能让人在轻松娱乐中做一些高远的事情也很了不起……”（W女士访谈，2015年5月27日）

这则“为传媒理想而牺牲”的故事令年轻人深受鼓舞。那天晚上，佳佳心潮澎湃得像取了真经，她在回家的路上跟我说：

“前辈们原来这么了不起！我以前只觉得娱乐就是逗人笑而已，但是能让人笑出来为什么不能是一项事业？”（实习生佳佳访谈，2016年10月24日）

当实习生做好“牺牲”的准备后，管理方便开始通过抒情诗来进行激励。王尔德“我们都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的箴言在C公司广为传唱。副总裁T先生在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们是煤窑工人，苦得暗无天日。但即便在阴沟里，我们也有权仰望星空。”在最后几周，W女士也时常用这句话来激励精疲力竭的实习生。实习生在私下交谈时也会说：再苦也不能放弃传媒理想。而在牺牲中，劳动中获得了“崇高”体验——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感官快乐，以痛苦与震惊为基础的欢欣之感。这种体验能使人们从苦痛中获得“悖论性愉快”、在阻滞中获得惊人的生命力[36]77。佳佳曾认真地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的眼袋就没有下去过！但主要是看你心里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我觉得我不是和你利益互换的关系，就像……有一次我带的艺人被淘汰，我当时都哭疯了。我了解你付出很多，我也是这样，大家更像是为了共同事业而奋斗的战友。”（实习生佳佳访谈：2016年10月24日）(www.daowen.com)

上述崇高之感因与大家战友般的情谊联系在一起，进而被所有人共享了。一次，经过漫长的剪片，大家抬起头惊觉东方既白时，小杰——一名来自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编导专业的实习生突然问大家：“我们现在算不算在阴沟仰望天空？”大家望向彼此，竟哈哈笑了起来，仿佛经由通宵剪片，自己真成了普罗米修斯。

当然，除了正面讴歌，管理方也会通过召唤“自我牺牲”阐释价值合理性。年轻人总想证明自己，正式员工就利用这点来激将他们。对成就动机强的实习生，这种方法很是受用。当我问小瑾是怎样坚持到最后时，她说：

“我本来不想留在团队了，但老师说，离成功就差一步了。她说，等节目大获全胜，我的名字会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我想，都走到这儿了，功亏一篑就太可惜了。”（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0月8日）

最后，公司年会是一场讴歌情怀的盛大仪式。负责人纷纷上台讲述其团队攻坚克难之壮举，这往往会令实习生认为过去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值得的。年会高潮是L先生对家国情怀的歌颂，其中一段如下：

“我们期望螳臂当车地用音乐讲述回归。……回归到华语音乐或者中华文化最早孕育的地方，虽然这里野草丛生，还并未开满鲜花。……我在这个国家长大，我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人，我从事着最容易被大家看到的事业。所以，当我有机会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诉说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职责？”^[10]

当晚，有三名实习生在情怀的感召下决定要“二进组”继续实习，曾想退出团队的小瑾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晚上，她将L先生的演讲转发到朋友圈，并激动地写道：

“为什么这个节目总给我一种不是娱乐节目的感觉？因为大boss是一个向往诗与远方的人。小年轻总是这样被打鸡血打到爆炸。”（实习生小瑾访谈，2016年10月08日）

在热情与笃信的鼓舞下，小瑾继续在C公司实习了半年。佳佳坚持的时间更久。即便W女士明确告诉她，公司没有进人名额，请她多看看别的职业，但佳佳还是留在C公司实习了一年之久。她在访谈中说：“我觉得除了做编导，我没有其他喜欢做的东西。”

至此，我们发现了情怀工作对于劳动控制的重要性：在没有劳动契约和工资激励的情况下，管理方是通过对传媒理想的讴歌、对自我牺牲的颂扬，而使实习生克服了身心疲惫，迸发了精神力量。“思考不是表演艺术，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35]119，但情怀工作需要的只是表演艺术。经由情怀工作生成的崇高体验满足了受众的情感需要，抑制了他们严肃思考的能力。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娱乐”不再是毫无深意的庸俗趣味，而成了向世间播撒快乐与希望的精神力量。至此，警醒的“娱乐至死”终于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成了“崇高”的娱乐，值得人们为之牺牲。最终，借由对娱乐的反思，娱乐反而大获全胜了。谁说酒神的故事只是个狂欢的故事？它原本就是个承担牺牲、受苦受难的故事[41]。

综上所述，从劳动控制与体验塑造两个方面分析了三种文化策略对制造同意的作用。从劳动控制上：通过关系工作，管理方得以顺利地进行任务分派、纠纷协调等管理控制；通过情感工作，管理方得以使实习生呈现出快乐情绪，化情感整饰于无形；而通过情怀工作，管理方使不受劳动合同约束的实习生变得稳定，使雇用控制得以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支配是意识形态上的，它根植于劳动者的娱乐体验中。体验的塑造方式：首先，关系工作制造出了自上而下取悦的亲密关系，令实习生感到愉悦；接着，情感工作制造出了特定情感氛围，让实习生获得了真实的娱乐体验；最后，情怀工作使实习生在自我牺牲中获得了崇高体验，使庸俗的娱乐升华为崇高的娱乐。结果，在缺乏雇用契约、经济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劳动者依然迸发出了令人惊异的劳动热忱。当然，为期3个月的项目一旦完成，实习生就会被解散，待下一个项目开展之时，W团队会再次招收新鲜血液。^[1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文化策略虽在分析上有别，但在实践中并不可分。没有关系工作，娱乐体验便会丧失“众乐乐”的根基；缺乏情感工作，娱乐氛围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无情怀工作，娱乐本身就会在批评质疑中消逝。从具体实践上看，这三种文化策略一定是相互支撑的：从顺序上看，关系工作最先进行，情感工作随之展开，情怀工作适时融入其中；从主次上看，在项目初期，关系工作最为重要，进入项目中期，情感工作成为核心，到了项目末期，情怀工作会变成支柱；从运用上看，在面对不同问题、不同个体时，三者又会以不同方式灵活糅合。总之，三种文化策略从劳动控制与体验制造两个方向共同发力，使“娱乐”这项物质仪式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