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关系工作与愉悦体验:智能传播中的机遇与挑战

关系工作与愉悦体验:智能传播中的机遇与挑战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类似,W团队的关系工作也被用于管理控制中。此外,“关系”还被用以解决工作矛盾。但关系工作与意识形态支配的关系更值得关注。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关系工作构成了“娱乐至死”的基座与前奏:一方面,正是被取悦的愉悦体验使实习生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后续的劳动中;另一方面,亲密的关系使肆无忌惮的玩乐和表演成为可能,快乐体验也更为热烈和直接。最后,关系工作使特定人类活动的性质悄然地发生着转变。

关系工作与愉悦体验:智能传播中的机遇与挑战

人们与同事在一起工作、与工友在一起劳动、与朋友在一起娱乐。形塑合适的关系是正确劳动的前提与必要条件。W团队的正式员工深谙人们只有在舒适的“关系”中才能尽情投入娱乐、自然流露快乐,基于此,打造亲密关系是他们引导实习生走向“娱乐至死”的第一步。而实习生初入团队时期的期待、热忱与困惑状态会使“关系”的打造事半功倍。

维恩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认为,单靠网络结构和制度规定不足以形成“关系”,“关系”是“做”出来的,她将人们打造和维持特定“关系”的行为称为“关系工作”。人们在频繁的互动中,通过打造“关系包”——即标识出关系、赋予关系以独特称谓和意涵、划定关系的边界、选择合适的交换媒介,塑造出各种有利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27]。W团队的正式员工没有读过泽利泽,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关系工作”,他们通过赞美取悦、关心帮助、礼物馈赠与实习生建立亲密关系。

实习生进入团队后,就被指派给不同的正式员工进行管理,并尊称他们为“老师”。这时,“关系工作”就开始了。来自武汉大学新闻系的茜茜在进入团队的第一天就被W女士感动了。她说:

“我是一个人去的上海。刚来团队的时候大家都相互认识了,我却连老师的名字都叫不上来,那时候就很孤独无助。W老师那几天就一直问我租到房子没有,生活用品都有没有。当我问她附近有没有超市时,她竟然就开车载我去了,还说要是没有被子什么的,就从家里给我带过来。我当时觉得可暖心了!”(实习生茜茜访谈,2016年10月24日)

确实,“老师”们虽是实习生的招募管理者,其收入取决于项目的盈利程度,从其工作属性上看,与建筑业包工头、旧社会纱厂的拿摩温并无二致,但W女士的所作所为既不同于动辄就欺压打骂纱厂女工的拿摩温[28]、对建筑工人颐指气使的包工头[29]或魏昂德(Andrew Walder)笔下的班组干部[30]。上述研究中的讨好是自下而上的:女工给拿摩温送礼、积极分子向领导敬献忠诚、建筑工同意工资拖欠。而在W团队,取悦是自上而下的:“老师”们做实习生的知心朋友与人生导师,关心他们是否习惯上海、是不是与男朋友吵架了,还送给他们各色文娱活动的门票。

“看!这是我在草莓音乐节上的照片!”从草莓音乐节回来的佳佳喋喋不休地对我说GALA乐队现场比CD好听多了、林宥嘉比照片帅多少倍、陈绮贞本人有多甜美……大家不耐烦地附和着。在过去几天,所有实习生的朋友圈都被她刷屏了!在此前一段时间,这位来自南昌大学的实习生在工作期间唉声叹气、心神不宁,嘴里一直嘟囔“好想去看草莓音乐节”。谁料曾经做过娱乐记者的W女士竟然送给她几张媒体票,并准许她休几天假放松一下。在音乐节的那几天,佳佳不断地在朋友圈中致敬W女士。这种狂喜在接下来的几周被带到了工作中,佳佳在头脑风暴中表现非常活跃,做游戏时也很投入。(www.daowen.com)

来自宁波大学的小瑾对小清新并不感冒,她说自己的梦中情人是休·杰克曼。在某一个沉闷的午后,小瑾和H女士一起剪片时,忍不住发了句牢骚:“我不想剪片了,我想回家看《金刚狼》!”H女士立刻说:“你别剪了,我带你去。”小瑾睁大眼睛问:“什么?”H女士说:“今晚《彼特·潘》上海见面会,休·杰克曼来的,我有采访任务,和我一起去吗?”小瑾连连点头。当天晚上,她就跟做梦似的坐在电影见面会的前排,流着口水盯着她的男神看了一整晚。她后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当时差点哭出来!”

惊喜、新鲜感与志愿者热忱的叠加让实习生对“老师”的好感度陡然提升。在私下聊天时,小瑾说:“这里的老师和我之前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不一样。他们不是那种有工作就叫你,没工作的时候和你什么事都没有的那种关系。这里的老师更像一种伙伴。”与学校老师与电视台领导相比,W团队的“老师”不仅为人慷慨、风趣、善解人意,而且给实习生带来了幻彩缤纷、活力四射的生活。他们就像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友善喜悦、载歌载舞且充满魅力,吸引那些来自底比斯城的信徒们与其一同进入了狂欢。谁还需要彭修斯的律令呢?

取悦实习生只是手段,让其高高兴兴地劳动才是目的。阿什利·梅尔斯(Ashley Mears)在对夜店暖场“女孩”无薪劳动的研究中指出,掮客通过赠送礼物、提供津贴吃住、开展恋情等关系工作,将他们同“女孩”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亲密关系,进而使其甘愿奉上无偿劳动[10]。与此类似,W团队的关系工作也被用于管理控制中。例如,随着关系的推进,H女士开始差遣小瑾承担额外的任务。有一次,两人一起去澳门做节目,回来后H女士将剪辑工作全交给了小瑾,并说要给她补贴。小瑾接下了工作却拒绝了报酬,她说:“我就是帮朋友个忙,哪有帮朋友忙还拿钱的?”而在W女士的帮助下置办过生活用品的茜茜,经常在周日帮忙做剪辑。她说:“从朋友的角度看,她有困难,我又有时间,就没有推辞的道理。”此外,“关系”还被用以解决工作矛盾。当佳佳因没有做成跟拍导演而心有不满时,W女士就像撒娇般地问她:“佳佳你怎么啦?是不是有心事?”当佳佳提出换岗要求时,W女士便向她诉说自己的难处。佳佳后来说:“有人关心我,我心情就好多了。W老师叫我佳佳时,我觉得特别亲近。她对我说了难处,我就想别为难人家了,老师们也不容易。”小情绪便就此作罢。朋友义气甚至使个别实习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小萍说自己之所以在2016年春节期间留在公司加班就是因为:“为情所困,将心比心。现在到了我们帮她们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撂下一堆事就走了呀!不仗义,也不地道。”综上,亲密关系以人际关系替代正式制度、以社会交换替代市场交换[31],方便了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G.Edwards)笔下管理控制的达成[32]

但关系工作与意识形态支配的关系更值得关注。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关系工作构成了“娱乐至死”的基座与前奏:一方面,正是被取悦的愉悦体验使实习生毫无顾忌地投入到后续的劳动中;另一方面,亲密的关系使肆无忌惮的玩乐和表演成为可能,快乐体验也更为热烈和直接。最后,关系工作使特定人类活动的性质悄然地发生着转变。理论上,运用劳动力生产某物的人类活动是“劳动”[33],但在实践中,当“老师”带着实习生今天见明星、明天看演出,并不断强调“我们是在一起开心”时,劳动与娱乐之间界限逐渐模糊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关系工作构成了劳动娱乐化的第一步,为娱乐性劳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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