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绚丽闪耀的舞台灯光与震耳欲聋的音乐渲染之下，我进入了一种眩晕的状态——这个景象和英国迷你剧《黑镜》中的那个华丽、精彩而虚幻的选秀舞台如出一辙，所有人都不知疲倦地鼓掌喝彩、放声大笑……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四夜晚、某综艺娱乐节目的录制现场。从以往经验看，这场录制将在明天凌晨一点左右结束，这时，艺人和观众们可以回家大睡，而我，却要通宵剪辑。为了在周五下午完成这期节目制作，博得当晚在电视机前葛优瘫的你哈哈一笑，我需要连续工作30个小时。当然，这只是上海C电视节目制作公司W导演团队实习生在3个月的实习期中，每周都要进行一次的例行工作^[4]。（田野笔记，2015年8月）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其中的权力支配逻辑全然不同于《动物庄园》（Animal Farm：A Fair Story）的隐喻和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宣称的专制式思想控制，恰恰相反，这种支配是舒适的，人们成为娱乐的附庸，他们沉沦于声色犬马，然后，警醒的人民蜕化成为被动的受众，文化生活成了周而复始的娱乐。在波兹曼为大众文化担忧之前，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已经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惊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文化霸权——一种对观念的支配力。他指出，所谓意识形态既非冰冷的乌托邦，也不是学来的理论化，而是具体幻想的创建[1]。随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对意识形态及其运作逻辑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意识形态是个表象体系，它是一种被感知、被接受或被忍受的文化客体，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之中，获得他们同世界的“体验”关系，取得被称作“意识”这种特殊的无意识[2]。意识形态之所以化支配于无形，恰恰因为它所表征的是生活经验本身，成为葛兰西所述的“常识”[1]——即懂得科学也不会改变筷子插入水中会变弯、太阳看起来是围绕着地球转的景象[3]39。况且，对于芸芸众生，生活经验和常识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当意识形态根植于使之出现的行为时，它便能更好地表达和指导该行为——正如阿尔都塞引用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话：“跪下，活动双唇来祈祷，你就会相信。”[4]这是一种悲观的辩证论，意识形态似乎与生活经验本身一样颠扑不破、互相强化，使现有体制更为牢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体现的恰是这种意识形态实践，正如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re Adorno）的反思与批判，当西方资本主义步入新时代时，标准化的日常生活借由文化工业被批量性地生产出来，大众在消费着、体验着、愉悦着的同时，获得了虚假的幸福，并消解了思想的能力与反抗的意愿[5]。

“娱乐至死”的第一个隐喻没有超越马克思对经济生产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认为，人们虽在生产领域受苦受难、为奴为仆，却在生活领域娱乐享受、为主为神，并以生活之精彩化解劳动之疾苦。无论是从阿尔都塞到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还是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持续而犀利的批判。其中，“文化批判-传播理论”与“劳动批判-劳动过程理论”两种研究路径尤其令人瞩目：前者以阿道尔德、波兹曼等人为代表，关注文化、传播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并对文化工业、艺术审美、娱乐消费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ay）一脉的劳动过程理论则坚持生产中心性，以实证研究分析劳动中的同意制造。他认为，意识形态已经与经济基础交融在一起，在劳动之中消解了劳动者反抗的可能性。文化支配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还产生于劳动生产时。它根植于劳动者的深层渴望和主体性中，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影响下，成为更加难以察觉，却极具支配力的利维坦——“工厂政体”[6]。在其后的研究中，学者以游戏机制[3]39[7]、工作场所文化[8]或性别操演[9]等详细地分析了劳动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他们发现，组织制度、政治规范、社会身份等构成了支配力的源泉，当劳动者以为命运在自己手中，在各色管理机制作用下努力劳动时，却步入了资本的陷阱。如果将早先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区分作为隐喻来对待，那么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恰似他所谓的总体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中的表现，而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浮现出的“娱乐至死”则产生于独特的劳动过程中，颇类似于他所述的特殊意识形态——只不过，此种特殊意识形态并非来源于个体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是来自独特的劳动过程。

2015年6月到2016年2月间，我以项目实习生的身份在位于上海市C节目制作公司W导演团队（以下简称W团队）进行了8个月的田野调查，总共参与了三次项目运作，此后还对8名实习生和正式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发现，综艺娱乐节目产业中的劳动与传统产业相比发生了转变：一方面，除了媒体受众和娱乐产品的消费者，劳动者在制作节目时同样卷入娱乐中，歌唱、表演、大笑、呼号都是常态，综艺娱乐节目的制作是一种以自身的娱乐来娱乐观众的“娱乐性劳动”；另一方面，这项工作没有时间边界、组织边界，作为劳动者的实习生没有工资，也不处于法定劳动关系内。而实习生则置身体劳累于不顾，在美妙的娱乐体验中进行着高强度的无薪劳动，生产着家喻户晓的文化产品。本文拟研究的问题是，劳动者的同意是如何产生的？这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又是怎样的？这与我们以往的认识有何不同？(www.daowen.com)

今天，物质世界不断发生着惊人转变。当劳动超越了组织、劳动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10]，当工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已然发生时[11]，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去重新审视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一方面，要回到它的核心议题，给予劳动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以持续的凝视；另一方面，要基于物质实践的变迁来推进理论本身。只有这样，经典理论才能在变动的时代中继续迸发活力。

劳动中的意识形态支配何以进行？在与工业社会学的对话中，布若威开辟了一条分析“同意”生产的“制度—观念”路径。在《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他解释了管理方如何策略性地组织“工业游戏”，使工人产生了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价值观念；此后的研究者则分析了管理方如何利用与种族、性别、公民权等有关的观念体系来推进管理控制[9，12，13，14]。但在C公司W团队这个极端个案中，不难发现，管理者开辟出一条基于“文化—体验”的新路径。其中，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在传统行业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同意的根基不是思想观念而是情感体验。与此相随，“同意”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不再是传统马克思-阿尔都塞式的：支配基于人们对虚假意识——一个用以掩盖剥削真相的观念和概念体系——的接受，而成了拉康-齐泽克式的：支配基于一种真实的幻象——一个直接告知并满足着人们欲望的意识形态化的现实——的生成。正是在C公司W团队的娱乐性劳动中，看到了波兹曼的警示——劳动者在体验着、兴奋着、愉悦着的同时，获得了想要的快乐，但消解了思想的能力与反抗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