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教师的角色不仅定位在知识分子上,而且进一步要求教师成为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关心促进个人成就和传统学业成就的增权形式,更要关心教学和增权的结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自我反省的能力以缔造民主社会。作为转化型知识分子的教师应秉承热爱生命、解放儿童、崇尚正义的情怀,站在受压迫者与弱势群体立场,理解他人的苦难,去关照学生的“文化生命”。学生的学习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知识的感觉、思维和记忆,更是通过批判与反省,构建与实践自己的精神生命。即是“把灵魂引导到真理”,“把握真理”,“迫使灵魂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52]。由于有精神,人才能知道自己,才能追问为什么,才能有理性、有反思、有人格。因此,教师的角色除了传播理性知识以外,更要关心正义、善良、自由、平等、民主、友谊、独立、尊严、激情、理想……当学生沐浴在教师人性的光辉里时,我们才能去激励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人性的丰富性,使他们的人性、人情、人格得以全面蕴涵与自主生成,这样教育才能彰显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教育精神。

教师作为转化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在于“解放记忆”(liberating memory)：“教师必须让学生了解人类各种苦难的经历,揭露它的可怕并强调团结与抗击的尊贵,让我们对造成这些苦难的历史更为警觉。解放记忆也关注那些过去以来被‘他者’来对待的人们的生活境遇,我们要掀开并分析那些被压抑的历史与知识,以它作为冲突与奋斗的决裂点。”^[53]解放记忆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为起点,对历史进行批判性的阅读：了解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现在如何诠释过去；了解历史如何以专断和整体化的叙事来呈现真理与正义,如何让某些人的声音隐而不显；对抗现在的真理与正义的模式,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新关系,恢复公众生活话语与差异论述的联结,重新了解和改变现在。解放记忆的策略,使历史变成是对既有问题和领域的重组,在提出新问题的基础上重构现有的知识,建立新的出发点。批判教育学的重要代表吉鲁以“回忆”(remembrance)和“习俗”(custom)两个对照的概念,来阐明对抗记忆的意义。在他看来,回忆成为一种对抗记忆的形式,习俗则是一种记忆丧失的反动和怀旧形式^[54]。习俗具有连续和累积的特性,诉诸规范性的情感和威权,对于“为什么”的问题,总是回答：因为过去一直是这样。处于习俗中的人并不会反省其条件,而是产生固定不变的知觉和相似动作的重复,这种形式往往只是单向地传递和继承知识与价值。回忆是重视特殊事件和斗争的过程,指出构成历史和权力斗争的多数声音,它的焦点不是平常的事物,而是超乎平常的特殊事物,回忆是以一种发明故事的方式,重新开启过去,恢复社群记忆和斗争的叙事,让各种主流和非主流的团体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场和认同,面对不同的未来重建这些故事。解放记忆是希望促进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持续的对话,经过批判性的阅读重写历史,让不同的团体得以将自身安置在历史之中,并同时为制造历史而斗争。例如,教科书中经常呈现的是“男生活泼好动,女生乖巧文静”的性别刻板印象,教师此时可以带领学生作批判性的阅读,检视其观点与事实的差异,让学生对这样的看法各自表述,通过对话、讨论、反省重新书写文本。(www.daowen.com)

解放记忆在于将受压迫者的声音释放出来,让教师能够更了解形成压迫的事实与原因,进而反省自己是否成为“压迫者”的共谋。转化型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个理论术语或历史名词而已,在解放人类苦难记忆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反省自身与社会的各种压迫机制,反省教育的工具理性,积极改变教学方式,与学生批判对话,创造行动方案,即教师角色转型的关键首先源自教师的“自觉”,进而产生“批判”,再转化为“自主”、“自决”的力量,最后形成一股实践的行动。质言之,转化型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强调批判反省的能力和社会行动力。作为转化型知识分子的教师则是运用具有解放性质的教育形式,将学生视为批判的行动者,让他们学会质疑现成的知识和权威,运用批判与肯定的对话为创造理想美好的生活世界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