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学校空间分配:围墙隔离与封闭原则

学校空间分配:围墙隔离与封闭原则

时间:2023-1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分隔、封闭、静谧是所有学校的共同特征,围墙、铁门将学校与外界隔离开来,学生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上课时间学生不准进出校门,只有放学回家才意味着整体空间的变换,学校成为暂时隔离的“孤岛”。封闭原则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

学校空间分配:围墙隔离与封闭原则

人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与建构,空间“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惯例,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59]。在社会学视阈,空间被诠释为一种实践性权力与规训或一种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分隔与操作、规训与抗拒、冲突与反抗、垄断与监控、斗争与妥协中,空间是各种权力斗争与表达的场域。学校作为人为构造的教育空间,为实现规训的目的,学校一般使用以下几种技术:

第一,纪律的实行首先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

“纪律来自在空间中不同个体的组织化,因此它必须具备一个特定的空间围场。”[60]秩序可以通过空间的一系列分隔、操作而被生产出来。分隔、封闭、静谧是所有学校的共同特征,围墙、铁门将学校与外界隔离开来,学生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上课时间学生不准进出校门,只有放学回家才意味着整体空间的变换,学校成为暂时隔离的“孤岛”。在学校规训的打造中,“学校从来不会遗忘各种建筑物所构成的物理空间在其中的重要作业……只需认真审视一下当下的校园建筑就不难发现,能够超越单一的建筑功能如方正、美观、实用的几乎寥若晨星,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多想象,更多智慧空间的活动的墙壁、移动的画廊、非固定的教室、非功能固定的科学馆(尽管不少学校冠名多功能馆)等,尤其是更多创造功能较少学科功能的建筑空间,对不少学校来说几乎成为一种奢望”[61]。最重要的是,这种空间管理“使管理者可以对个人活动进行直接操纵,从而避免了一些不期而遇的接触所导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62]

宏桥小学空间平面图

从宏桥小学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到,宣传栏与运动操场隔着升旗台“遥遥相望”。几乎在所有的学校,宣传栏与运动操场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它们履行着各自不同的职责与功能,但是它们却构成一道独特的“空间围场”:“方”与“圆”的联袂。宣传栏的“方”与运动操场的“圆”正应了那句“没有规矩,难成方圆”的谚语,这正体现了学校纪律与规训社会的独具匠心,二者呈现出一种空间结构与特殊文本的巧妙结合。一排方形的宣传栏从学校的规章制度到违纪学生的惩处,从名家大家的励志故事到学校学生的先进事迹,从班级卫生的检查到各种各级的获奖与荣誉,可以说宣传栏囊括了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流动事件,规则制造与检查执行在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宣传栏就是一双“监视的眼睛”,注视着它面前来来往往的人群。倘若你与它相互“凝视”,服从教导、道德宣诫就从它默默无语的“眼神”中渗透至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倘若你对它视而不见,它仍以一副“圣贤者的姿态”伫立在那里,警醒着走过它身边的每一个人。宣传栏借助一种空间秩序,把对个体的规训置于一种隐形的等级化之中且不停地运作,像学校结构中的一个自动装置的机器。宣传栏代表着“规训”,而运动操场则象征着“自由”,这也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规训与自由在学校空间中的博弈

学校的空间布局实际就是一种“全景敞视”的建筑。所有教室沿着走廊一字排开,宛如一间间封闭的小囚室,教室安装敞亮的大窗户,这样方便教师随时“观察”班级的纪律状况,出其不意地就会将几个“不守纪律的家伙”提拎到办公室以儆效尤。敞视建筑机制的空间安排,使得学生的所有行为可以被随时监视和一眼辨认。教室就像是一个个精致小舞台,这是一个有剧本、程序、灯光共同规限的监控之所。在里面,每个“演员”的角色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时时被外在的舞台规则、观众喝彩所左右,一不小心“演砸了”就有可能被逐出“场外”。教室中的讲台位置一般高出地面,不仅在实际情景中拉开了学生与教师间的角色距离,更让学生在心理上清楚地意识到讲台上教师所拥有的特别身份,也方便教师通过“目光凝视”监控学生:“站在一个高高的讲台上,眼光同时看着全体学生,谁也不准做别的事,只准用心听,只准看着他。”[63]

教师对学生居高临下的角度非常显著:她就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而且讲台兀立于全体学生的正前方,位置显要;即使走下讲台,她仍然是高于学生的巨大权威,我发现当她在教室中串走时,她走到哪里,哪里的学生就会有轻微的身体动作反应,显示出教师迫近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学生在这种压力下的内心紧张。[64]

控制在此不仅成为令人胆战心寒的生存方式,也成为生活本身,这是一种炙热难熬、虚妄异化的生活。福柯所说的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关系体现在其中,权力关系浸润于人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镌刻于人的自我认同中。规训的实施,再也不必用到血腥折磨身体的残酷伎俩,而是将身体分配到各种地点和活动,规范身体的活动,监督其是否偏离常态,排除其不驯从的行为。身体被连结到形成某种意义的过程中,同时也和某种认同、能力、分化的工作和犯错记录相连结。

第二,“封闭”原则并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

封闭原则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个班级都有属于自己的教室,每个学生在教室中都有自己的座位。座位的精心编排消除了那些含混不清的分配,学生身体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及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纪律组织了一个可解析的空间。以下是研究者和一位四年级班主任老师在办公室的一次交流谈话:

研究者:你对你们班的座位安排是如何考虑的?

张老师:我安排学生座位主要是按照高矮排成一列列的直列式座位,我们从小到现在不一直是这样嘛,当然学习好的同学会坐得好一些,学习差的同学会坐得差一些,这样也可以在班级学习中制造一种竞争的氛围。一个学期我通常都会变动几次座位的安排,每一次尽量不让之前曾经出现的座位组合重复出现,主要考虑到这样学生可以和不同的人接触,培养他们的交往能力。我安排座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将两种极端的学生如爱讲话与安静的、身体扭动不安坐不牢与身体控制力良好的、学习好与学习差的、畏畏缩缩与活泼大胆的等学生均混在一起,这样希望极端的学生能向中庸靠拢,方便教室秩序及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研究者:班级的空间管理,比如课桌椅、其他物品的陈设摆放你有要求吗?

张老师:当然有啦,这是文明班级评比中的一项内容,也是培养这些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环节。在我的教室中,我对空间的管理有一套规划和安排,如学生的课桌椅要对齐地板砖上的直线,一天总要强调几次,以免学生的桌椅弄得歪七扭八像虫子一样,全班统一规定,达到整齐统一的秩序,以利于学生规范秩序感的养成。桌子上也不能乱糟糟的,我就要求上一节课的作业本不要和这一节的课本放在一起,上课时桌子上只能留铅笔、钢笔、橡皮擦、这节课要用的课本与笔记本。即使是放学后学生离开了学校,不再使用课桌椅,我也经常检查他们的抽屉,避免抽屉里堆放垃圾、零食,等等。如此大费周折,除了帮助学生维持一个卫生的学习环境之外,最主要的无非是维持一个“干净整洁的教室”。同样的,我对教室中的各种角落的管理,我的原则是“要保持一定的整齐清洁程度”,如阅读角,书要整整齐齐摆放在两个三层书柜中,学生阅读完毕后也要整齐地将书放回原位;此外放扫除用具的地方、教具箱、教室后面的公布栏等,每一个地方都要按照我要求的样子摆放。正因为如此,“文明班级”的流动红旗是经常在我们班上的。

研究者:我看到你们教室座位最后一排还有几个专门空着的座位,那是干什么用的?

张老师:那是给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准备的“专门座”。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学生,为了不让他们影响别的同学学习,也避免他们继续“犯错作乱”,就把他们和其他同学隔离起来,以儆效尤,直到其“改邪归正”才可以回到原位。(20060523)

一旦被置于“规训场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请看下面学生的一篇作文:

座位效应[65]

今天上午课间,我正在神侃,忽然听见站在台前的老师“下旨”:“郭允,接上级命令,你以后坐到后面去。”说罢,他手指着教室西北方的角落——垃圾聚集地。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虎背熊腰”,坐在最后一排,既不符合教室布局,又不符合客观实际。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但师命不可违,我还是乖乖地迁移到第四组最后一排,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www.daowen.com)

一、不听借口

语文老师刚走进教室,就感到疑惑不解,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欣赏”着我,全班又大笑。这是开学以来,我第一次不用认真地听语文课,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离讲台太远,双眼聚焦困难。于是,我心安理得地在一旁观察班上同学在做什么小动作,心想以后课文背诵再也不会从我开始了,“我得意地笑,我得意地笑”。

二、坐姿舒适

以前的“故乡”,空间狭窄不说,左有“钳”,右有“卡”,前有“埋伏”,后有“追兵”,我只能坐得端端正正,笔直挺立,一节课下来,就腰酸背疼脖子僵。现在来到“新居”,我便有些放纵了,因为“新居”地域辽阔,手脚活动自如,跷二郎腿也好,俯身也好,金鸡独立也好,倒栽葱也好,任我自由发挥,而且背后和左边就是墙壁,优哉游哉!

三、会见周公

以前,老师近在咫尺,别说是睡一会儿,就说打个盹儿,眯会儿眼,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现在不同了,前方有大批“战友”做掩护,后方有我在课桌上垒的一道“防护墙”,这样我大可放心地舒舒坦坦地打个盹儿了。但睡的时间不能太长,天知道老师什么时候会光顾我的“寒舍”,到那时候,我就会被老师请去“喝茶”了!

课桌的设计及其排列方式承载着特定价值观的教育者(不仅仅是教师)运用物质的结果,“教学活动是在一定的物理环境中进行的,这一环境在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制约着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可能性。环境这一舞台一旦搭建起来,则于此上所进行的演出活动便已部分地被决定了”[66]。在我国的学校,常见的是两人课桌,桌与桌的摆放呈所谓的“秧田式”,即横成行,竖成列,课桌与课桌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由此将教室的整个空间分割成条块状的空间组合。这种空间构成中,“‘成分空间’均为封闭性极强的学生个体的‘私有化小空间’,‘总体空间’则为教师强权控制下的伞状空间”[67]。在“秧田式”的空间中,学生肩并肩,眼睛瞧着他人后脑勺,教师的讲台置于“成分空间”的正前方。这种格局便于教师俯视与监督全体学生,控制学生的行为,而每个学习者只能将视线集中于教师身上。这种空间组合规限了课堂教学中的人际交往,导致这些交往多半只能是师生之间的交往,且这些师生交往多半也只是由教师发动、控制与评价。只有当教师将学生之间的交往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种“技巧”表演时,才会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一定的交往。“秧田式”的空间形态决定了课堂教学中的每个学习者只是作为单子的、孤立的个体而存在,所谓课堂教学中的交往只能表现为单一的人与人的交往[68]。国外学者史密斯(Smith)在《教育环境评价》一书中指出,传统的直列排排坐对同辈群体的互动最无益处,虽然这种安排有利于教师对课堂的控制,但是却无法促进学生的社会成长。根据学者史扎科泰克和霍克的研究,变动教室桌椅的摆放方式,学生的行为会有所改变,坐在视野良好位置的学生,进行教学活动时较为主动活跃。罗森费尔德(Rosenfield)的研究也表明,圆圈式的座位排列方式对于促进学生的讨论效果最佳[69]

第三,学校经常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空间的地位。

学生自入学之日起就进入了一个随时被裁决和划分的等级场域,即通过将学生的一切表现纳入从好到坏、从高到低的各个等级序列,对学生的种类、潜力、水准或价值予以度量区分,标识出每个学生的品质、能力和技巧差距:“学生在课堂、走廊、校园里的座位或位置;每个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每周、每月、每年获得的名次;年龄组的序列;依据难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这套强制性序列中,每个学生依照其年龄、成绩和表现有时处于某一等级,有时处于另一等级”,这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它通过定位来区别对待各个肉体,但这种定位并不给它们一个固定位置,而是使它们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分布和流动”[70],这套等级系统对学生起到比较、区分、分级、排他的作用。目前,我国学校中等级划分和评价的主要标准就是考试分数,成绩名列前茅,同学羡慕、教师赏识、家长奖励;成绩排列在后,同学远离、教师训斥、家长棒喝。

谁是分数的囚徒[71]

开学伊始,某学校的一名班主任以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为唯一依据来安排学生座位。发明此法的老师说这是一种绝对公平的做法,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

做了多年班主任,对分数的力量我着实领教了。这冷漠的数字,在每年高考中成为界定学生前途命运的标准,也决定了中国千万家庭的欢喜悲愁。为了这分数,如今的孩子需要付出的已不仅是体力和脑力的透支,更多的是权利与尊严的丧失。

按分数排座位,“优生”不论身材多高都可占据离讲台最近的“黄金地带”,而考试成绩稍低、视力又差、身材矮小的“差生”只能坐在后排。这“上进心”竟然是靠一颗“耻辱心”换来的。

这种人际空间的等级排序是现代教育的重要技术之一。在宏桥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依据考试成绩,学生被分成不同的班级,如实验班、尖子班、快班、特长班等各种类型[72],学校为不同的班级配备了不同的教学资源,譬如教学水平高的教师都分配给了实验班。班级内部等级也呈科层化的金字塔形,在这里,班干部、小组长、一般学生等级森严,先进、中等、落后泾渭分明,三好学生、优秀队员、各项标兵过滤区分,而这些等级分类的唯一标准就是要学习好。其实,从逻辑上说,学校存在一定竞争是必需的,对学生的素质进行适当区分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什么样的选拔区分体系才是真正公平合理的体系。现在的普遍事实是:现实中的学校对于学生的分层过于频繁、过于细密,“分层”实际上已经演变为“分等”,并在事实上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分裂”,“低等”乃至“中等”学生在学校中的存在价值遭到事实上的否定,人格尊严受到事实上的伤害,他们实际上成了“优等”学生的陪读者、陪衬人乃至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不平等”首先已经被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在所谓的“教育”机构中制造出来。与此同时,由于“优等生”们也是被迫卷入这一分等过程的,他们也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因而,他们的存在价值同样遭到事实上的否定,人格尊严同样受到事实上的伤害,他们同“中等生”与“低等生”一样,都是学校教育的牺牲品。“分等”的功能走向了极端,最终在教育事实上产生了“迫害”的结果[73]。这就如同伊里奇说的:“在学校中以竞赛形式进行游戏时,游戏已不仅被排斥于娱乐领域之外,而且常常成为工具,人们借助于比赛而将玩耍变为竞争,把缺乏抽象推理能力的儿童判定为劣等生。一种练习对某些类型的学生来说具有解放个性的价值,但对其他类型的学生来说则可成为束缚个性的枷锁。”[74]不合理的选拔区分体系最终使学生成为牺牲品。本书无意讨论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选拔区分体系,而是要着重提醒这种等级区分所蕴藏的一种危险性,即人们是如何接受并认同这样的不合理的遴选区分体系并心甘情愿地受其控制。

“你活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借助户口、身份证、学历证书等来证明你活着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得到体制和证件的承认之后,你活着才能像人一样正常地进行下去。”[75]人的生活被社会化以后,生存的价值就成了需要用身份去证明的东西,身份昭示了权限的范围,身份确认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我们需要通过身份去对形形色色的人进行辨识,也要在千千万万的人中找出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个体“是否在官方分类系统中出现,取决于它使自己获得承认的能力及使自己得到关注和接纳,因而在社会秩序中赢得一席之地的能力”[76]。学习成绩好,这是一种得到学校、国家和社会正式认可的能力,它使作为特殊数字符号和荣誉证书获得者有“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而且使获得者拥有一种存在的“身份证明”,这种证明已经成为获得更高收入和权力的工作的必要条件。学校以成绩好坏或竞赛名次显现的“优胜劣汰”将学生之间极小的差异放大成为“明显的、绝对的、持久的差异”[77],就是一种权力确认和“身份证明”。为了积累丰厚的文化资本,确立社会公认的权力和身份,学生和学校全力以赴地加入争取这种社会公认的权力和身份的行列,当前俯拾皆是的培优班、奥数班、冲刺班就是明证。用成绩量化界定班级内的秩序等级,这就像中世纪的教会历书一样,设定一套融现世与超灵、凡俗与天国于一体的等级秩序,不仅通过将众生男女分门别类,安插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序列位置上去,更重要的是通过将他们之间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体现为来自各个个人不同的天赋、努力和欲求的不可逃避的必然结果,从而在众生男女之间设立了一套不可通约的价值尺度[78]。为了获得这种社会公认性的身份认同,学生才在等级场域中你争我夺,学校系统也以一种“认知机器”进行着顺序评定和等级排列的运作,这些活动虽然具有各种各样中立的表象,但却再生产着既存的社会分类体系,并因此打上国家认可的标志,因为国家首先是“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签署所有的委任状。通过这些“委任状”,各种社会划分和尊崇声望得到分派和发布,即在既定地域和人口范围内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得到传播。而学术职衔就是这种“国家的魔法”的典型体现,借助这些名位称号,以成绩记录为名义,制造出各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命运。

这种推崇量化分等的规训权力机制,“既不是将功补过,也不是仅仅为了压制”,“它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后者既是一个比较区域,又是一个区分空间,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根据一个通用的准则来区分个人,该准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一个必须考虑的平均标准或一个必须努力达到的适当标准”[79]。这种赋予价值的标准对学生具有规范功能,掩藏着一种规范处罚,它既让教育生活有序化、操作化,也使教育变成功能性的加工活动,对学生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必须根据普遍范畴确定自身行为的压力,鼓励他们朝着同样的目标变得大同小异、相差无几、泯灭个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为制造的歧视性生活环境,不利于人良善德性的养成。当这种等级合理化,进而在道德上正当化时,人还能形成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吗?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一旦有人制造出一种理论,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等级,告诉你,你是优秀等级,是天兵天将,可以任意地去施行暴力,而那些人是败劣等级,是牛鬼蛇神,可以让你百般虐待,这就把人的潜意识中兽的本能煽动起来,结果是,一部分人被迫成了牛鬼,一部分人自觉成了野兽,社会就成为两脚兽横行的时代。”[80]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中,每一个人都成了“非我”的存在者,他们不具备支配自己日常生活的主动力量,他们必须遵循既定的等级性原则,而作为个人主体性的“我”存在的种种权利丧失殆尽。人的独立性被一级级的从属性代替,人的独立意识被依附型的奴性代替,最终造就的是没有个性、没有操守、自私、冷漠、麻木的奴隶人格。

总之,空间的分配是一种权力运作。由过去空间的命名(例如中山路、解放路等)或者塑像、跑道、教室和校园等设计看出,空间遗产一如政治,为强人的威权和光荣的历史所继承,从建筑的可视性或仪式场所,让我们从小接受被控制的空间权力和隐藏在其间的意识形态。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81]。因此,空间可以被有意图地用来锻造人、规训人、统治人,能够按照它的旨趣来生产一种新的主体。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空间,不能体会因应个人需要的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正因为我们的教育缺乏这样的训练,于是当教师得到规划空间的权力时,便如威权时代的强人一般,蛮横专断地要求所有学生接受只符合教师的“理想教室图像”的空间状况,从不考虑学生的空间感觉。教师通过纪律规范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它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标识出位置和价值,既确保对每个人的规训,又保证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最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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