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安全关乎学校的生存,一旦出现学生重大安全事故,则学校的未来发展就将毁于一旦。因此,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一直是安全警钟长鸣,安全之弦紧绷,校长也总是在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安全第一,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都是家长手中的宝,父母既然把他们交到学校,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要对他们全权负责,安全教育决不能掉以轻心。”“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孩子安全的顾虑,对孩子生命的依恋,往往成为制约孩子生命成长的束缚,安全问题也成了学校教育不可承受之重。

宏桥小学全校有近1500名学生,学校面积却只有26000多平方米(还有一部分是用围墙圈起来的预留发展地),校园显得狭小拥挤。下课时学生根本没有地方玩,许多不是用于玩耍用途的器具都被学生用来玩耍,如学校操场上的双、单杠,没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低年级的同学在上面攀爬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地方玩,许多学生喜欢在教室、走廊及楼梯中用跑来跑去的游戏消磨时光,所以跌倒、撞伤、摔伤等便成了学生的家常便饭,为了防止诸如此类事情的一再发生,“不准玩××”、“不可以在×××奔跑”成为教师在课堂上殷切的反复叮咛。教师经常拿身边发生或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学生身体被毁坏的可怕事例教导学生,希望通过加深学生心灵上的印象,以要求他们严格遵守学校安全的各种戒律：

上个月,二年级(3)班的一位同学,下课后爬上单杠,用腿钩挂在杠上,身体倒吊着玩,一下子从上面掉下来,头部着地,结果头部摔破了一个大洞,鲜血是喷了一地(哇,课堂上的学生一片惊呼)。经过医院抢救,由于脑部受伤,身体的左半部分包括眼睛、手、脚等活动到现在都不太灵活(此时学生脸上表露出一些害怕、紧张的表情)。同学们想一想,不遵守安全规定是什么下场。(20060529)(www.daowen.com)

这种从学校到教师异口同声地对学生安全教育的叮咛灌输的做法,除了对学生身体安全的维护及对家长托付任务的交代,似乎还有一种更深层的、难以言喻的恐惧存在,这就是一种出于对“肉体毁坏的恐惧”,这种心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自古以来,避开危险求得安全的做法本是人类内心的一道防卫机制,但人们对于恐惧的解读除了有疼痛的因素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于“残缺”、“损伤”或“不完美”身体的难以接受,害怕伤害造成身体的残缺或不完美,人们对于“好身体”与身体的可完善性的看法,和我们对于失去“控制”的惊慌与恐惧恰好形成了相反的对比,“失去身体功能的人们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对于那些在感受、发展过程上,或者特性上没有缺陷的社会而言,这种社会是无法应付残障者的。结果,这些负面的情绪巩固了人们对于残障人士的印象”^[31]。伤残身体的再现意味着一种“有缺陷个人特质”的外在指标,那些因为身体上的损伤而深受其苦的人们,被身心健全者归类为需要帮助和怜悯的“他者”,成为无法过“正常幸福生活”的人。对于这种社会文化的深层恐惧,不但使我们对于身体不完美的所谓残障人士无法以一颗平常心视之,导致这些需要“关爱”的人难以走进我们的社会生活,也使得我们对于保护自身身体或学生身体的规训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而这种焦虑有时候会造成过度保护行为的出现。

因为社会对于一个“完善”、“好的”身体形象与某种快乐、幸福、控制能力、能完成目标的论述构连在一起,使得身体的残缺变成一种悲惨情境的象征,也给残缺者贴上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标签。出于对身体残缺的恐惧,让所有可能加诸学生身体上的伤害变成了父母及教师心头上难以承受的重负,继而对学生充满精力的身体一再实行规训,如口语叮嘱或是身体流动的禁止。从学生活动安全来看,适当的控制是必要的,但如果因为对身体伤害的恐惧进而用描绘“受伤身体图像”来对学生实行规训,有可能会造成“恐惧残缺”文化的复制铭刻在学生身体上。从学生脸上害怕和不忍的表情来看,这恐怕是教育者必须对规训化教育背后的真正目的加以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