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葛兰西而言,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而不是自然的结果,这主要在于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3]。由于社会的共同或主流文化将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因而影响到所谓利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社会连带体的形成,因此并非直接的武力性压迫便可达到维持统治地位的目的。相反,文化成为支配被统治阶级的最佳手段,它对人的操控作用无所不在,它“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4]。通过文化途径来控制人的思想成为更强大、更有效与更精密的武器,文化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化,或仅仅局限于生产关系层面,而是渗透着政治与权力企图的文化霸权^[5]。葛兰西说：

在我看来,关于国家就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他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6]

在葛兰西看来,霸权既然是社会体系中的统治权力关系,则国家不可缺少霸权。葛兰西认为,霸权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统治阶级通过知识和道德上的领导对统治者联合集团实施的控制；二是指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力量来再生产统治阶级和从属集体的关系。因此,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建构的权威,拥有支配与领导的能力,它是一种生活文化,是一个由“意义和价值”组成的“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它所运作的领域是认知、价值、道德、动机、态度等心理空间,亦即是“顺服阶级统治与要求”的知识的、道德的、政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某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是支配性的,某种现实观以其制度性、私人性显现,传播到整个社会领域,同时使全部的趣味、道德、习俗、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特别是根据它们的知识、道德内涵),还有全部的社会关系,都充满了它(这种秩序)的精神。”^[7]根据上述理解,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是“统治阶级用来影响大众的见解、需要和兴趣的力量,它使民众心甘情愿地遵循由统治者钦定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认同统治者的审美趣味、行为规则和思维习惯,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8]。

英国社会学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Williams)这样评价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它是活生生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既具构成性,也具构成力。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显示为相互确认,就像它们被体验为实践一样。于是它构成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感、绝对感……这就是说,它是最强烈意义上的‘文化’,但必须把这种‘文化’视为特定阶级的活生生的统治和对特定阶级的活生生的臣服。”^[9]学者托尼·贝内特(T.Bennett)也同葛兰西一样认为是统治阶级文化的构成力取得了霸权文化的地位：

统治阶级的文化之所以会取得其地位不是靠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强加到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之中,而是深入到这些文化之中,重塑他们,引诱他们,与那些具有自己的良知和经历的人们组成以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联合体。这样的过程既没有树立被压迫阶层的文化,也没有“剥夺”人们其“真正的文化”。他们所做的是将这些文化转移到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平台,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其可能具备的激进思维相脱节转而与更加保守或者是完全彻底的反动文化和意识形态趋势相联系。^[10](www.daowen.com)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文化霸权主要是通过使别的集团和阶级赞同、认可,不仅要用强制手段来获得,而且要通过大众传播、教育或是重组群众团体(如工会、教会等)来获得民众的普遍同意。所以,文化霸权除了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的直接关系外,还要看到它是在文化这个价值、意义斗争的场域中,各个利益集团由于差异和矛盾而形成的既有冲突又有平衡,既有反抗又有妥协的复杂关系。因此,统治阶级必须也要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注意他们的文化内涵、价值取向,将被统治阶级的认知思维及价值观念吸纳、重组后,使之转变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被统治阶级相信这些意识形态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一致,以合法化其统治。在这场文化谋划中,文化霸权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下的一个“权力集装器”,在“这个集装器内部所装的是被国家垄断的武器,可它外表所涂的广告——即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着一种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宣扬民族国家的高度监控……及暴力的集中”^[11]。

相较于强制性的暴力压迫,文化霸权能产生更大影响力的原因在于个体的无意识性。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隐藏在文化内容中,它不仅通过灌输、教化等手段强制个体服从,还通过宣传、辩护等手段进行自我粉饰与美化,意识形态后的文化穿着“知识”的外衣,打着“真理”的旗号,宣称为大众提供的是知识和道德的“终极”和“正确”指引。这样它们“既调节公众生活,又控制私人生存,不仅灌输思想,而且还渗透进了人的心理结构,把确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使人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决断能力”^[12],阿尔都塞将这种文化霸权国家机器比喻成：“同时身兼舞台、剧本、演员的戏剧,这出戏剧的观众之所以能偶尔地作为观众,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迫充当其演员,受制于剧本的约束及其作者所不能充当的角色,因为它本质上是出没有作者的戏剧。”^[13]当人们完全按照文化霸权剧情要求去行动的时候,人们就只会膜拜,只会喊万岁,只会认罪,而没有自己的思想,社会文化就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价值秩序。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创造了一种“宗教”的代用品,“真理”的话语其实只是进行了一场话语转换,把具体的转换成普遍的,把相对的转换成绝对的,把个人思想的转换成超越历史的。此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主体意识,无法觉察文化背后的其他意图,文化因而对人的精神、意识、行为形成一种控制、麻痹、压抑的外在力量,个体从内心展现出自愿性的驯从。对此,美国学者吉肯斯分析说：

黑格尔曾把权威区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种领域,而葛兰西则加以重新建构,成为“强制”与“同意”这两种控制模式。前者代表的是权力的强硬与粗暴面,是社会旧有秩序的典型；而现代政治结构则是通过被控制者的忠诚与收编来运作,其中所指的是一种自愿主义式的政治。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正是强制、说服与合作的策略,只是这里的强制已经“软化”、说服是“隐藏”的,而合作是“单向”的,以制造出自愿主义的表象与经验。霸权介入个人及其选择的动作之间,同时渗透在允许让这些选择变为可能的结构中；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制度性脉络之外,霸权的权力同时可以渗透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神话和传统之中,似乎是属于人们共有,并且是独立于特定的政府与阶级体系之外的；不过实际上这些价值、规范等根本是在永久维护现在的秩序。现代的政治并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权威来实行,而权威则需要得到默许或以“合法性”为基础。由于这样的体系需要,并且依赖人民的同意才能确立,因此,它会以文化的稳固来奖励人民,但这其实也是霸权体系本身所制造出来的事实。^[14]

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权的运作与维持不仅需要强制性的武力,更需要被统治阶级心悦诚服的支持,经过文化运作的途径,统治阶级取得知识和道德上的领导权,社会大众将对特定价值观、道德行为、文化心理甚至政治运作形式产生一定程度的共识。在文化霸权的支配下,被统治阶级的心理与意识呈现被塑造与捆绑的现象,在他们心灵被蒙蔽的情况下,他们所见到的是社会整体利益,而非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即社会中的特定利益经过“文化魔术”化转为社会整体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5]通过文化教化,统治团体借此操纵社会大众的心灵和思维,改变他们对生活世界的认知,重新形塑行为主体的意识,“使统治阶级政权达到稳定存在这一地步,而且也是团结和凝固统治阶级(社会集团)的意志和愿望,使其产生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水泥’”^[16]。权力者借助文化的幻象,将自己装扮成最好的领导者,并赋予其恒久不变、绝对普适的逻辑及面孔,以消解人们的抗拒意识与行为。这样,原本是解放人、提升人、完善人的文化被意识形态后成为文化霸权,展现出它的普遍性、真理性、绝对性的意志品质及其专制性、独裁性、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和控制机制,文化霸权成为权力者规训人、愚弄人、分解人、异化人的工具。当文化霸权的工具真相昭然若揭的时候,它的被动性、控制性、征服性、他律性的品质也将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