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描述是以物质性过程来说明身体被历史文化所铭刻的经过。基于承认身体的未完成性,让我相信身体是可以被相关的社会系统所形塑,至于形塑或铭刻的“身体技术”权力,法国思想家福柯对此有很详细的阐述。福柯认为,自尼采以后,真理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追问“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27]。

福柯在其转折性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论述了关于身体的政治管制技术和心灵控制技术之间交互作用的历史,描绘了一幅由高墙、空间、机构、规章、话语等构成规训权力的“监狱之城”的图画。福柯将惩罚制度置于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中考察^[28],让“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29]。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以前的社会学家也曾发现过,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关于劳动力的论述,身体可以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的支配和干预。但福柯提醒我们注意追踪问题的另一方面,控制身体的征服机制,即分析压迫身体、使之成为“政治身体”的权力工具和载体的隐蔽性、物质性和现实性,这就是福柯所称的“身体的政治技术学”。这一现象从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典的和谐美学中早已隐蔽着对于人体的塑造、操纵和规训,这一切背后又隐藏着对身体的驾驭、使用和篡改。于是,身体成为权力干预和控制的有机现场,灵魂成为肉体的监狱,此灵魂不是生而有罪并应该受到惩罚的,而是生于对肉体的各种惩罚、监视和强制,它体现了权力的效应,知识的指涉和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威能。这种灵魂占据了人,塑造了人性。

在福柯看来,所有的权力关系都作用于身体,这种“毛细血管状”的权力机制“更加依赖身体,更加依赖身体的行为,而不是大地及其物产。这种权力机制允许从身体中提取时间和劳动,而不是财富和货物”^[30]。权力遮掩、标识、驯化、逼迫和控制着身体,“它们不是把身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个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身体的微观权力”^[31]。“活动被分解为各种要素；身体、四肢和关节的位置受到限定；每个动作被规定了方向、力度和时间；动作的顺序也被预先加以规定。”^[32]于是,身体不再被遮蔽和隐藏起来,而是暴露无遗,并受到细致的审查；对人的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代替了对肉体的儆戒,对身体的规训代替了对肉体的拷问；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而对身体活动进行的重构代替了纯粹的劳役。身体的屈从在精心计算和组织的过程中被技术化了,结果出现了一种“支配身体的权力技术学”,这就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在权力效果和知识指称之间建立了并联关系^[33]：一方面,权力关系以最微小的方式生产着知识体系,并将此作为扩大和强化权力效果的机器；另一方面,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使权力对身体实施操控。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知识体系就曾不断廓清自己的分析范围,在身体上打下了诸如心灵、主体性、人格或意识的烙印,并借助技术话语来表达人本主义的道德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灵魂变成了“身体的樊笼”,知识也享有着诉讼的绝对权力^[34]。这种权力或知识政体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是逐步以局部、零碎的方式通过规训制度增强对人身体的控制,“其目标不是增强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从而变得更有用”^[35]。一部分特殊人物在所谓高尚、善意的名义下使他人成为自己手中毫无意志的客体,并顺理成章地掌握着他们的命运,他们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用权力把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变成了奴役和压迫人的等级制度。规训权力对身体细致入微的规范、繁纷琐碎的检查、细枝末节的监督,以及渗透着精心计算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合理性,经过世俗化的方式蔓生在学校、医院、工厂等社会的角角落落。这种对身体的政治管制技术主要有以下四种：

1.空间的分配

这里的“空间”并不是人们日常观念中和“时间”相对的空间,而是指身体行为的维度,包括方位、效能等。对人的规训首先要将一个封闭空间予以灵活分割,使规训场域的“图表”浮现出来。为了防止空间布满杂乱无章的身体,或身体的四处流窜及无谓的凝聚,需要依据一种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使每一个身体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身体,用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便于“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及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性质和功过”^[36]。通过把空间做有计划的分割及组合,使得圈订(enclosure)空间里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有秩序的多元体,这有利于身体的进一步监视与改造,使之朝向权力所预设规划的结果迈进。空间的分配实际上是一种等级排列的艺术,如学校中经常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空间的地位：学生所在的班级或座次；学生完成每项任务和考试后的名次；学生在教师“凝视”目光中的表现等级等。有些空间是表示知识或能力的等级“理念”空间,有些则是表示价值或成绩的物质性教室空间。学生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不断替换着位置,空间的规训使得“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的机器”^[37]。

2.活动的控制

身体的功效就在于它的活动性,对活动的控制是指对生活节奏、活动方式等加以规训。这种规训体现在：首先,对活动“时间性”的规训。规定严格的时间表,在时间表内规定身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该出现在什么地方,使身体按照时间的节奏适应生活作息以达到规训的效果,把规则性附加在行为上从而传递到身体的移动,如在课堂上,学生不得玩耍、吃东西、睡觉,要求把手背在后面笔直坐好等。规训技术把时间表改造成活动的“程序”,确保了对活动本身的精细规定,即一方面对活动从外界施加强制性的节奏；另一方面又从内部控制着活动的发展和阶段。这样“时间渗透到身体之中,各种细微的权力控制也随之渗入其中”^[38]。其次,对身体与姿势关联的规训。为了提高活动的效率与速度,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能闲置与浪费,每一部分的姿势都必须是精确的和符合最优化原则的,最有效率的身体是训练最有素的身体,如学校对学生书写习惯的培养：“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他方法予以纠正。”^[39]再次,对“身体—对象”联结的规训。权力可以使身体与受其操纵对象的契合更加紧密,成为一个二合一的复合体。对士兵来说,可造就“身体—武器”的复合体；对工人来说,可造就“身体—效率”的复合体；对学生来说,可造就“身体—知识”的复合体。最后,规训权力对身体活动的控制趋于不断强化。权力在对时间彻底的使用中,让身体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使用极限,身体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库,权力对其规训与使用不再是消极防惰,而是积极榨取。

3.创生的筹划

这种技术是对身体活动过程的整体规训,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单一性、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整合。它将时间序列化,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性以加强身体对某一动作的熟练度及流畅性,其目的是保证个体的行动能创造持续积累的利润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福柯以戈布兰(Gobelins)中学为例,论述了时间的线性编排是如何促使被规训的学生不断学习的：“设置不同的阶段,用等级考核来区分这些阶段；制定各个阶段的由简到难的教学大纲；根据每个人在这些系列中的进度评定他们”,这样“一种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步形成了”。“创生性”是规训的后果及对象,而且“在这种时间序列化的中心,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程序”^[40],这种“程序”就是控制人们的身体,将任务不断强加于其上的“操练”。连续性的操练,表面上是为了使规训的身体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方向“进化”,实际上却是为了永无止境地对身体进行征服。

4.力量的编排(www.daowen.com)

上述三种规训技术无非是要使个体发挥出最大的生产性,单个身体虽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但只有将若干身体联合和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高效率。因为“与同样数量的单干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41]。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身体、从身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力量的编排使原本狂野不羁的力量转而“组织化”“生产化”“纪律化”,体现了规训对于不同个体的组合与统摄力量。为了使单个身体成为一个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他身体良好结合的个体,这种力量的精细结合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命令系统,使被规训者听从指挥,而且是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规训教师与受训者之间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码,接受信号和立即做出反应”^[42]。身体被置于一个小小的信号世界中,每一个信号都联系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人是机器”这一信条再一次得到明确体现。在教育领域中,“学校变成了一个学习机器,不同水准的学生的所有时间都被恰当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利用”^[43]。

刻度化、计量化、等级化、纪律化的规训技术手段围绕着身体全面展开,身体通过细腻的规训技术被塑造成特定的个体：对空间的分配,个体形成“单元性”；对活动的控制,个体获得“有机性”；对时间的累积,个体产生“创生性”；对力量的编排,个体取得“组合性”。规训权力对细节巨细靡遗的掌控,身体变成一个既柔顺又有用的东西,这种身体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控制者的愿望,这不是君主的那种耀武扬威的淫威权力,而是“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44]。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巧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45],因此,规训技术即是通过监视的技巧将身体纳入监督关系,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权力效应。它能够成功运作的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或考核”的手段作为其实施的保障。

层级监视是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这是“既能观察又不被发现”的技术,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机制,如任何一个目光的凝视,都将成为权力施展的一部分。规训监视需要有中继站,通过各个中继站将监视力量散布在各个层次上,编织成“纵横交错”“密密匝匝”的权力之网。从权力中心,到各个中继站,再到被监视的身体,形成了所谓的层级监视。“这样就使得规训权力既是毫不掩饰的,又是绝对‘审慎’的。”说它“毫不掩饰”,是因为它无所不在、时时警醒、随时随地都在发挥作用；说它“审慎”,是因为它不依赖滥施淫威和暴力,而是依靠精心策划、巧于心计的监视游戏悄无声息地发挥作用。“有了这种监视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46]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育生活中：监督的细节被明文规定,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

规范化裁决是指“一切的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的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方式”^[47]。规范的法官(教师、教育家、医生、社会工作者等)无处不在,我们正陷入一个动辄得咎的惩罚罗网中,如法官根据时间的安排,对迟到、缺席、旷工和失约加以惩罚；根据道德规范和处世原则,对各种漫不经心的行为、桀骜不驯的举止、不合体统的言谈、有失严整的身体以及伤风败俗的行为等加以拒斥。惩罚方式“从光线的物质惩罚到轻微的剥夺和羞辱……在必要时任何东西都可用于惩罚微不足道的小事……能够使儿童认识到自己过错的任何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羞辱和窘迫的东西……一种严厉态度,一种冷淡,一个质问,一个羞辱,一项罢免”^[48]。裁决依据规范标示出的差距,度量好自己的一套标准,对于达到标准的身体给予奖赏,不合乎者给予惩戒,这样裁决具有了比较、区分、排列、同化、排斥的规范功能。因此,规范化裁决除了具有“重大司法机构的戏剧形式”外,它最重要的功用还在于它监管了许多细小、不为法律管辖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中实施着它的裁决,即一种“规范处分”,或是一个细微的言语,或是一个眼神的交汇,都能让身体意会到它“偏离或不合准则”的地方,从而使身体回归当权者所谓的正常。在规范化裁决矫正性的、强化的,加倍的、反复多次的训练中,缩小了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差距,也使身体彼此间更趋于同构型。在教育场景中,最常见的就是各种校规、班规的制定,如班级管理中的“奖惩制度”的指标,“行为规范”的参照,学校各种“整体化”的竞赛等。

检查或考核是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运用。它追求一种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中,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规训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身体)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利用书写机制和各种文牍技术将客体引进文件领域,例如,医院里患者的病历、学校里学生的成绩记录等。文件领域让身体变成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知识体系的监视下,维护身体的个人特征；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综合现象,分类描述、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体之间差异及个体在群体中的分布,如学校教育中的各种考试,即是考核受训者是否达到规定的水准,区分每个人的能力。各种文牍技术让身体变成一个个客体化的“档案”,身体被置于一个书写网络中,规训权力通过凝视、计量、比较、分类、审查,将知识赋予身体,使之具有“特性”,随着对这些特性的归类和总结,“总体”诞生了,“人的科学”也随之产生^[49]。

这种身体规训权力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福柯借用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anopticon)建筑物来说明这种现代权力模式的构成。这种建筑物的设计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对着环形建筑的大窗户,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中心瞭望塔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这样只需在中心瞭望塔安排极少数的监督者,通过逆光效果,这个监视者可以从瞭望塔内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身影^[50]。这种建筑形式无疑是监狱制度与规训机制结合的具体表现。由于光源被剥夺的关系,被监视者看不到塔中之人,却又知道自己随时被监视着,这样在被监视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被监视者不是从外在的强制压迫中感受到权力,而是无时无刻在内在精神中感受到那种可知却又不可见的权力,这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被身体所记忆,久而久之能让人产生自我监督的功效。同时,全景敞视建筑也是一个能够监督自身的机构,因为规训者本人的工作绩效也受到他人的评定,如一名巡视员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这个建筑中检查工作运作情况,正如边沁所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51]以上状态使得权力的实施变成一种持久的、匿名的、自动的过程,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身体、表面、光线、目光分配上,体现为一种统筹安排。无论谁来操纵权力,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对此,福柯感叹道：“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52]这种权力关系已经变成一种机制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肌体,形成所谓的规训社会。福柯用几近马克思的语气说道：“它用温和的连续可见的压迫,取代了机械的暴力和强权；它不具备古典权力宏大的特性,成本低廉但更有效；它不像早期的权力那样盲目和无知,而是更敏锐地深入到对象的身体和欲望中；此外,它不是集中在某个核心人物和某种核心制度,而是无处不在,形成了一张巨大而细密的权力网络。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泉中发散出来的,而是遍布于社会肌体的每一个角落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53]整个社会构成了福柯所说的“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个系统把教养技术扩散到各种最单纯的纪律中,使纪律规范渗入到刑法体制的核心,并用纪律规范来控制最轻微的非法活动,最不起眼的不正规、偏离或反常以及过失犯罪的威胁。一种微妙的、分等级的‘监狱网络’及其严密的机构与各自使用的方法,担负起古典时代那种专横、普遍但很不统一的禁闭的责任”^[54]。这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至细致入微的调查,一种精心计算的宽大刑法。就这样,新的时代出现了,它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建立起了俯首帖耳的规范体系和权力机制。

从前面福柯对身体规训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福柯的身体观凸显了明显不同于传统主体哲学对身体看法的观点：身体是整个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印记,它体现了社会权力关系；历史的先决条件、社会制约及文化符码对身体的烙印,显示出身体的惯性对于维持意识形态的持久性。身体是社会权力的载体,而非如启蒙传统下对主体性的叙说一般,身体在历史行动上扮演积极且具决定性的作用^[55]。在教育的实际场域,处处可见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权力,小如班级之中,教师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大至整个校园,不论是有形的校园建筑抑或是无形的行政体制对学生的监视。随着规训权力的施展,整个学校越来越像一座大的全景敞视建筑。这样的规训在校园中如何通过有形、无形的权力来展现?福柯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描述架构,“这里听不到任何叛逆的声音,这里没有屠刀,没有血腥,甚至没有蛮横的镣铐,但却有冷冰冰的机器,有无形的制约,有无处不在的制度和规范。这里没有暴力而血腥的报复,但却有持久、连续、自动的监禁；这里没有恐怖能量的巅峰迸发,但却有一种耐心、麻木、从不放松的无情控制,总之,这里既没有噪音,也没有美学,只有刻板和机器,只有无声的控制和驯服。在生产人性的厮杀中,权力的征服也悄无声息”^[56]。

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成,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的目标。正是在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权力对身体巧妙的规训中,伴随着的是身体焦虑和身体欲望的弥散,人的存在被客观化了,无助的个人挣扎在身体的消费信息中,异化为欲望、享乐的生物而不自知。我们需要担负起我们“沉重的肉身”,将它从规训的深渊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人在世界中的尊严生活,重新引导人作为一个真实的身体生命去感觉、交往、理解这个“生活的世界”,这是人之自我理解的起点,也是实现人之存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