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社会意义的接收者,也是社会的象征；身体是最简便可及的社会系统的意象,身体是整个社会的隐喻。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对文明理论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对身体由自然观点转向社会观点的一个理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文明身体”(civilized body)的由来。埃利亚斯认为,个体的人在计划与行动、感情冲动与理性推动方面始终相互纠缠在一起,有时非常协调,有时则相互对立。从许多单个的计划和行动中产生的基本组织会导致一些出乎个体计划和创造之外的变化与形态。从人的相互依赖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秩序,它比个体形成的意志和理性更具有强制性力量。正是这种相互纠缠的冲动和斗争所形成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化的进程,它是文明进程的支撑^[22]。

埃利亚斯所界定的文明,是一组包含了“社会内部平和化”的程度,习俗的精炼,社会关系所牵涉的自我节制与反身性的程度,以及在社会中成长经验的过程。在埃利亚斯对欧洲文明进程的分析中,“文明化”的阶段含有演化的意味,是累积性、前进性、向上性的一种历程,不过这种历程并非只朝一个方向前进。因此,在解释文明化身体的形成时,埃利亚斯采用了演化的身体观,认为情感与身体表现的移转,是个人与社会的长期文明化过程的结果。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化身体是高度个别化的,因为它与其社会与自然环境分离。文明化身体也有能力理性化与控制它的情绪,监控自己与他人的行动,并且内化一套清楚划分的,关于各种情境下构成合宜行为的规则。他以历史变迁的观点提出,在中古世纪,人类可能是肮脏、粗野与无礼的,例如,当时的礼仪书籍便指出,“人们在地上大小便,可说是极为稀松平常与可见的”。埃利亚斯指出,在此情境中的人类性格是善变的,行为举止也是无法预测的,这种“不文明的身体”很少受制于行为规范,总是马上把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寻求欲望的满足,耽于各种声色犬马之乐(如中世纪的宴会或嘉年华会,经常以各种人们所沉溺的嗜好、纵情享乐为特征),肆意蹂躏仇敌以图己快,从不克制或考量其他人的福利。因此,在整个社会不可预料、危机四伏的生活氛围中,人们轻易地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必须随时“准备好保护自己生命”的情境中,因为不文明的身体随时会出现许多暴力或不利于身体的行为,这些危险可能使人身体致残或丧失生命。

身体的逐渐文明化是在个人的主要恐惧与社会控制的支配模式改变的脉络下发展的。在相对较无规制的社会里,受到攻击的恐惧、对生命的担忧,逐渐被现代社会里对羞耻和尴尬的社会恐惧所取代。控制也不再是由外强加,而是来自内在。埃利亚斯指出,相较于中世纪毫不受到约束的自由身体,情绪的控制逐渐变成一种趋势。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身体管理的制度化与宫廷社会产生密切相关,宫廷中的个体不需要靠肉体的搏斗来表示侵略的行为。取而代之者,是谦恭有礼的宫廷阴谋；在斗争过程中幸存下来的人,依靠的不再是身体力气的大小,而是对行为规则与印象操控技巧的遵守。社会开始限制物质性的危险,也对危险的象征严格限制,例如,刀的使用受到规范,因为刀成为死亡与危险的象征。宫廷社会中的人必须发展一套对阶级地位与重要性特别敏锐的感受,也就是以个人的体态举止、言谈方式、礼仪或外表为基础,归纳出社会中某个人的重要性,例如,身着不同的服装制服就是识别职务地位的标识。随着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随着对身体暴力进行垄断的组织发展(身体暴力被限制在兵营中),个体不再不断地受世仇及战争的支配,而以金钱或声望的获得为基础的和平功能的长久强制,使得人类的行为与感情之间的波动受到了节制^[23]。宫廷的竞争强化了身体教化的过程,身体因而逐渐转向由社会管理、组织而成的“文明身体”,这些管理将身体与某些“适当行为”连上关系,并将这些行为规则经由教养的方式予以内化。于是,身体与自然相分离,得以用身体的价值来区分人群,身体逐渐变成一个行为规则的展示场所。社会要求每一个身体必须具有内在、自我克制的理性发展,使欲望不至于超越集体利益的诉求,使秩序可以在自我情欲上产生规制的效果。这种以规约、束缚、禁欲作为取向的身体发展,是社会在建构秩序状态时不可或缺的条件。(www.daowen.com)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探讨,和其中凸现的克己、禁欲精神,就充分显现这种身体规约的功效所在。戈夫曼(E.Goff man)对形象经营和形象创造的讨论,和其中所展现的社会计算,都说明身体的展演并不是一个自我意志表现的问题,这其中还包含有浓厚的社会可接受性考量在内^[24]。吉登斯进一步指出,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而身体则主要从外貌、行为举止和身体的生活制度等几个方面与自我认同有着特殊的关系^[25],身体倾向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

身体在这些潜在的历史变迁中,经过身体承载文明教化所表现出来的图像,人们界定了自己的具体化(包括礼仪、穿着、举止、姿态、声调、语调、措辞、细微的身体动作,以及对事物和生活细节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评价等),习惯在大众面前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一切行为举止都符合他人的期待。因此,身体越来越成为一个被社会价值、阶级品位、行为举止等规则所符码化的产物。换句话说,经由文明的发展,身体已由最初任由冲动倾向在意识与行动之间立即宣泄的自然性,转变成了标示着许多主流价值符号并具自我控制的理性化身体。于是,“身体是一个符号的载体”这句话正是用一种物质性的观点,把身体当作是某种物质基础,企图加深自然身体观与文化身体观的联系来探讨身体。物质性观点把身体当作类似一张纸一般,任由书写工具铭刻文字于其上,只是铭刻身体的工具复杂程度不同而已。有类似外科手术性质的铭刻,用的是手术刀、针尖等书写工具,如刺青、穿耳洞、美体等；有知识论性质的铭刻,用各种学科知识写在身体上；有社会性质的铭刻,用语言、文字,甚至是空间等当作缮写工具,如习俗、道德、仪式等；也有惩戒性质的铭刻,如法律、监狱、拘留所等。无论是物理性、社会性、知识性或是惩戒性的身体铭刻,都蕴含着某种文化信息在里面,都在身体上留下了特殊的痕迹。如历史上曹操的割发代首、梅兰芳的蓄须明志等都体现了身体形象的某种历史化、审美化、政治化。身体的历史发展就是身体的标识史,是包括各种标志和符号的历史。身体即是根据这些不同的记号,在社会网络中构建出它自己的“主体性”,以此作为它与其他不同身体间的区分。因此,生理上的身体不应该仅仅被我们看成是生物学研究或是医学实践的对象,而应该将身体视为主体在世界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媒介。所以,身体“是社会本体论的积极要素,身体是一种感觉性、实践性的行动因子,形塑着文化,生产着文化”^[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