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将希腊哲学的认识视角从自然世界导向了人的心灵世界,即“认识你自己”,他的“美德就是知识”体现出知性的强烈诉求,从此知性精神与感官欲望相对立。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提出“理念说”,造就了希腊哲学的“身心二元论”。在柏拉图那里,心灵被认为居住在身体之中,心灵是比较高尚的,是人的意识之所在,是理性思考的依凭；而身体是人的必要束缚,是肉欲、非理性和情绪的来源,是污染或引诱心灵的罪恶渊薮。欲望的身体无法接近真理,就此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3]在柏拉图看来,身体是一种虚假的存在,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身体是心灵的牢笼,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正是身体的欲望和需求才导致尘世间的困难和罪恶,只有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只有当灵魂拉住神明的衣襟时,生活才能是美好的。灵魂属于看不见、神圣的、理智的世界,是不朽的,死亡的只是身体。因此,身体的可朽和易变使我们陷于可见的表象而远离不可见的本质,唯有灵魂作为理性存在才保证了重返理念知识的可能。对人类来说,“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灵魂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4],生命不过是理性追求理念的短暂过旅,而沉重的身体却拽着理性灵魂高飞的双翼。柏拉图的学说表现出鲜明的克制身体的禁欲主张,在他那里,身体被虚幻了、否定了、蔑视了、诅咒了,被排除出教育领域。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M.Landmann)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分析更适用于柏拉图：“关于肉体和灵魂的二元论的学说,关于灵魂渴望脱离尘世牢狱进入它的来世家园的学说,关于来世中理性占支配地位而灵魂也应依靠理性去克服肉体带来的欲望的学说——这一切都不可磨灭地镌刻在继之而来的人类的自我理解中。”^[5]自此以降,唯灵论的本质主义铸造了西方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基座,“个人命运、幸福、德行(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实践),都围绕着一个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6],身体就此基本处于灵魂、真理、道德所宰制的卑贱地位,成为规训化的身体。

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拉开了身体沉默无语的漫长历史,克己、苦行、冥思、祈祷、斋戒、独身、贫困都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身体贪婪的欲望、无知的激情和愚蠢的智慧遮掩了灵性之光,唯有将身体置于沉寂状态,信仰、真理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纷至沓来。“一切肉体之欲,都在满足于感官的享受。……谁屈服肉欲,谁就离开了上帝。肉体的欲望是灵魂的牢狱,谁能摆脱这种束缚,谁就能获得幸福。”^[7]基督教早期“教父学”的代表奥古斯丁把灵魂定义为“富有理性和适宜统辖肉体的实体”,“人不过是一个能利用有死的和物质的肉体的理性灵魂”^[8]。他在《忏悔录》中犹如一个表情严峻的道德审查官冷漠无情地剖析自己的“罪行”,痛斥“肉欲的诱惑”,认为在灵魂追求真理和光明时,“肉体的沾染”导致他在呻吟中堕落。他这样教导他的信徒：“以最大意志征服你的肉体,以你所能想象的严厉憎恨你的肉体。”“肉体具有反精神的贪欲性,善并不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器官的法则是与精神的法则相对立的。”“肉体是人的过于低级和过于尘世化的一个部分,所以由它来支配生命便是有罪的。”^[9]有罪的身体无法通达上帝之城,人的解救之途在于依靠上帝的启示和恩典,摆脱世俗欲望的纠缠才能回归心灵的平静。人的本性取决于他的灵魂,人只有封陈自己的身体才能真正成为道德价值的承担者,“肉体只不过是灵魂的一个暂时的‘居所’甚或‘监狱’”。至此,人类救赎史表现为灵肉分离并战胜身体的人性净化史,关于身体的知识与研究逐渐被禁止。身体只能作为一种工具性机器而存在,要么是生产性的工具,要么是生殖性工具。

到了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神圣的超验(上帝)世界进入了日渐衰落的黄昏,世俗景观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国家逐渐击退教会,科学逐渐取代神学,人性逐渐战胜神性,身体也逐渐走出了神学的禁锢,但是它并没有获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身体虽然不再受到神的刻意压制,却开始受到知识、科学、真理、理性的诘难,受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钳制。“知识就是力量”吹响了人类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无知就是无能,愚昧是一切社会疾病之本。知识的价值是绝对的、普遍的、无条件的。掌握了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控制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的力量”^[10]。于是,关于知识的讨论,如何获得知识成为当时学术的兴趣中心。事物的全部构成都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通往知识之路的不再是灵魂,而是人的意识、心灵和推算的内心世界,身体在知识的通途中依然没有找到它的紧要位置,它只是理性知识算度、训练、操纵、控制的对象。知识、意识和存在的结盟,日益创造出一套复杂的理性工具,身体内在的潜能、激情的欲望、蓬勃的本能在理性的制裁中被放逐了。

笛卡儿哲学是西方思想由古代向近代形态过渡的枢纽。他的形而上学沉思从怀疑一切入手,否认自己存在的确定性：“我可以想象我没有身体,不在世界之中,也不占据任何空间,但我丝毫也不能想象我不存在。”^[11]他将自我存在局限为纯粹的思维之物,赋予灵魂作为思维主体几乎不可限定的认识和反思能力(一切都是可怀疑的),身体只是理性思维认识、规范、利用的对象,是一种纯粹的物理性存在。这一世界图景经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康德的发挥成为西方近代的主流思想,并结合着新兴的科学和学术话语压抑着对身体的观照,为现代世界无所不在的身体规划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准备了相应的理性技术。对身体的压制和驯服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顶峰。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之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2]。自身的理性主体性就是对万事万物充分解释的精神,理性在他那里已经成为超脱于肉体之外,能够自主运动、自主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在他的绝对精神体系中,是没有身体的地位的,整个世界被抽象为绝对精神,人是履行这种绝对精神的个人,绝对的精神与肉体结合被看作是异化,它最终也要摆脱肉体,回复到纯粹的精神自身。这样凭借思维而保持自我同一的“我”自然也就否弃了“我”在身体(物质)中的丰富体验,遮蔽了“我”作为个体生命的现实承担者的真实存在,个体的情感经验及价值体验被逐出理性的大厦,因而也将身体的存在归于机械性的世界,身体被抽象为力和欲望的符号,身体作为个体最为贴切、最为丰富的表达领域的意义被遗忘了。人通过“控制的理性”昭示,人与一切存在物(包括人自身的一切关系中)是以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出现的。世界因此变成纯粹的材料世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以有用性为目的对它们进行操纵和利用,人自身的精神与身体也成为对象化的物质,人的生命和生活在知识与技术的对象化安排中物质化了。随着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这种价值的颠覆造就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工业化、商业化和机械化的图景,也造就了现代人的使用性、交换性和实用性的道德价值新序列”^[13]。对身体的规训和压迫深深地镶嵌到人与自身、人与世界的控制关系中。(www.daowen.com)

从上述的历史勾画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思维方式来看待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14],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先天的、固定的本质,整个世界是如此,世上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这样。这种思维从柏拉图开始就深入人心,源远流长,绵亘千年,终于像地貌一样沉积下来,影响着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总体性思维是一种“对象性思维”,它的内核是本质主义,它是“一种先在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本质主义不仅预设实体、事物的静态本质,而且先在设定事物的过程本质,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步展现其预定本质的过程,犹如种子的发育成长一样,其发展的路径和结果是预定的。”^[15]本质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支撑性基石,形而上学就是在这块基石上缜密搭建的,它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巨型系统,是一个控制性的大厦,是一个内敛的支配机器,它具有强大的吞噬能力和整合能力。本质处于感性之外,它无法目击而又无处不在,它一会是理念,一会是上帝,一会又是怀疑一切的“我思”,在某个具体的历史瞬间,它甚至可能是一个抽象化的个人,也可能是个匿名的信念或精神。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陷入这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操纵中,他们毫不迟疑地在本源逻辑的轨道里跋涉,他们对任何偶然性都不以为然,他们习惯性地依靠于某些成规、定论、公理,他们慵懒地沐浴在理性的光辉下。在本质主义内部,没有质疑、没有欲望的地盘,没有意外的火花,没有感性的位置；甚至没有隐喻,没有修辞,没有歧义,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斗争,人们总是从这些霸权式的大词——理念、目的、起源、真理、上帝、理性等——出发,只是从这些准则、标准、判准出发,这样,才会感到心安理得,才可以摆脱盲目,接近真理,抵达理性之岸,才可以确保自身的有效性、真实性和确切性^[16]。

本质的这种无可置疑的优先性,成为知识竞相追逐的目标,成为知识意图采摘的果实。它仅仅关注“真理”问题,而对人的幸福人生和美好生活漠不关心。本质只知道对异质性的东西进行设计、占有、控制和利用,“它把丰富多彩、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简化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井然有序、僵死不变的确定性世界”,“在本质主义视野下,现实的世界失去了它的真实性而变成了一幅抽象的图像”^[17],人被抽象化了,人的身体也销声匿迹了。除了事物本质,它拒绝深入事物本身的细枝末节,不愿看到断裂、片断、偶然、反常以及瞬间的即时呈现；它总是把对象、客体制作成为“概念的木乃伊”。表面上看,它有“科学”的、“真理”的形式或面目,实际上却把“生活”肢解了。在它那里,独断多于宽容,独白多于对话,强力多于平等,控制多于自由,专制多于民主。在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思维那里,身体不是自治性的,身体的感性、欲望、迷狂、疯癫、邪念、快感,因为它们的变动不居,因为它们的活力生产,因为它们的莽撞外溢,因为它们的强力意志,它们必须被绳之以法,被强力管制,这样才能确保理性的威权、认知的通畅、秩序的严谨、真理的贯彻、本质的纯洁。

直到19世纪,身体一直在灵魂和意识编织的阴晦角落里低徊。马克思赋予了意识一个物质基础,并且相信,身体的饥寒交迫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身体和历史第一次形成了政治经济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非人性化发展的批判,显露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在这种生产体系中所经历的危机,他对人“异化”问题的关注无不显示出一种生产性身体的存在。但是马克思的“人”,一边是有待消除异化的精神性存在,一边是迷失在蛮横生产方式中的冰冷身体,出现了哲学上的身体断裂。在社会学中,社会行为者和社会行为这些概念,按照古典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在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框架中形成的,社会学的“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结果性的解释”^[18]。据此,社会学就按照韦伯(Weber M.)的方法论演变为对行为意义进行解释的科学,其目的就是对行为的共通意义进行文化理解,而行为是由社会存在者来完成的,与其身体本身无关。由于不推崇形而下的层面,社会学的诸位大师虽然各有旷世巨著讨论人类的生存困顿和文明发展,但身体在它们的讨论中多半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发展的探讨,对集体意识的探究,对“个体崇拜”的讨论等,也都和身体的发展脱离不了关系。涂尔干在有关人性二元论的讨论中,将身体视作一个短暂、世俗、充满肉欲危险的生物机体,是一切私心的出发点；而相对于身体存在的则是一个司职精神活动的神圣灵魂,它掌管着一切概念的活动以及道德教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经常处于一种矛盾、对立和拉锯的发展。这种将身体视作一个非理性、充满激情、情绪和欲望的场域,必须受到心灵无时无刻地节制,否则便会酿成社会灾害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希腊哲学、基督教传统和笛卡尔身体观在20世纪初叶的翻版^[19]。涂尔干的身心二分的观念也影响着韦伯对西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探讨。例如,韦伯对新教禁欲伦理的讨论,对理性化发展的焦虑,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包含的理性计算和科层组织的清算,都清楚地表露出身体可能具有的危险性,以及整个西方文化发展之所以走上科层化和理性化的根本原由。这些思想大师不约而同地讨论,虽然都不是以身体的显性存在作为讨论基架,但它们的探讨都显示身体正在经历一个“文明化”的洗礼和约束,身体并不是留存在一个社会或历史的真空中发展。身体的建构、形成、发展和价值认定与这些历史性力量的发挥与再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换言之,身体是被社会所形塑和创造的,身体是社会符号的载体,身体不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躯壳,而是充满文化与社会意义,“身体是社会的一个源头,是社会和文化形式的一个源头,正是这些社会和文化形式使得个体发展出他们的个性”^[20]。以前“主体”被当成意识之所在(理性的核心主体观),因此,身体与心灵相互对立。现在身体可以被视为主体的基本物质向度,用葛洛兹(Grosz　E.)的话说：“具有性别特殊性的肉体,可以被视为主体性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身体可以被当成是铭刻的位置与场所,特殊模式的主体性在其中成形。”^[21]身体不再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生物体,已经被注入文化理解和社会历史之中,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立都铭写在身体上,这是一个社会的建构过程。那么身体的这种由“自然的生物学观点”转变为“社会建构论的观点”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