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1915年最后一本著作《明日之学校》里的教育观点，无论在重要性、影响和深刻性上都有较多的特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明智的读者将会从中获得当代强有力的观念。这本著作也可叫做《今日之学校》，是关于正在实验中的一些学校的描述，特别是关于这些学校用实例说明的观念以及杜威对于初等、中等教育改革的建议。在给予这些实践一个名称以前，我们已经有关于开放课堂、无墙学校、儿童多一点前进教学少一点前进以及其他现代进步教育特点的描述。

本书的出发点（在写作中与杜威的女儿伊夫林合作）是描述美国各地受卢梭、福碌培尔、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和其他教育改革家影响的一些新型学校。根据这些学校取得的成果与他自己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杜威指出，如果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教育机会均等的诺言必须实现，那么教育改革就是必需的。这些只是以大纲的形式描述出来，以更系统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杜威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见于他后来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

《明日之学校》一书在提供本书出版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教育与后来叫“进步”教育类型之间的对照方面，仍有重要的意义。进步教育的理想和实践对于今天叫作传统教育的东西予以种种不同的评价有极大的影响。这本书是值得注意的，因为除了别的以外，它还表明杜威充分地意识到他所提倡的教育改造的广泛性和艰巨性。

在杜威论著的精华之中，有几个部分由于一些评论家，甚至他的门徒后来错误的解释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以为杜威在方法或教材方面反对训练以及课堂中的自由，意味着儿童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学或不学任何东西。杜威说得很清楚，没有权威或训练就不可能有学习，但这是方法上的权威，是事物的训练，这一点儿童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要达到最好的成长的话。杜威也不主张无组织的课程，他仅仅反对一种强加给儿童的与儿童的心理特征和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联系的课程。他认为，过去绝大多数的教育制度是按照易于成人学习的过程传授知识而设计的。结果，儿童的美德被解释为注重服从、温顺和无批判地屈从成人的观点。为了儿童自身更好的成长和在民主社会中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杜威极力主张课程组织和采用的方法要清楚地认识儿童的正常活动，并寻求把儿童的正常活动，包括体力和精神活动，引导到建设性的作业上，以鼓舞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根据心理学上的理由，杜威强调激发儿童的兴趣的重要性，如果他必须正确地领会在学习中的教材或掌握一种作业的话。不过杜威的意思往往被解释为，教育必须是使人感兴趣的，教师应当让儿童自己重新发现世界，可以这么说：没有教科书、家庭作业或任何训练的压制。但是，杜威认为，仅仅使人感兴趣的教育决不能激发对事物的自我持久的兴趣，他并不反对适当地使用教科书和教师积极的干预，而只是反对呆板地使用教科书作为供记忆的机械的指定作业的来源，反对那种不是根据引起学生的自我活动的效果来调节的教师活动。在教室里提供的东西没有从学生那里引起积极的反应，人们不能说他们是否真正学会或懂得任何东西。

同样的，当杜威强调从做中学的重要性时，它总是与观念的检验或实施一个计划或设计，或寻求一种方式去做某些必需的事情来完成一种作业联系起来。不过他往往被理解为，似乎他认为一切的做，无论多么无意识，都是一种学习形式。

认为杜威不关心读、写、算或有时叫作基础教育的东西，这是对他的一种简单化和灾难性的误解。要求回归这样的教育不是对于杜威所提倡的方法的失败的反作用，而是对于教师不能控制的一定的社会因素的反作用。杜威写道：“读、写、算和地理是经常需要的，但是它们的性质是多变的并不断引进新的意义。”学生应当学习实际的东西，但不是“和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应用”孤立起来的那样实际的东西。

两个基本观念使杜威的教育哲学富于生命力，即科学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应当最后检验任何学科学习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以及民主社会中一切儿童有受一种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将使他们发展到最充分地获得他们所期望的能力。

这里就来自杜威对于教育中的民主所承担的义务作点考察是合适的。杜威坚决认为，大体上西方世界的教育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映一种特殊的家庭环境的智力精英的兴趣和需要而设计的，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对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的形式教育活动提供了强烈的支持。当公共教育提出来的时候，总的说来，只提供传统课程中的基本的东西，它们是用传统方法传递的。课程并没有予以改变，以适应普及强迫的大众教育已成为例行的东西以及最后普遍地进入高等教育将成为现实的情况。通常过去的教育家如同今天撰写关于青少年的理想教育的许多大学教授一样，几乎无意识地预先假定学生注定从事于智力和专门职业的生活，而且他们的家庭环境适宜于达成这种职业的目标。杜威研究了那些新的实验学校，因为它们是“不断地从事于从一种适应少数人的特殊阶级的课程到一种将真正地代表民主社会的需要和条件的课程”。

杜威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认识到，在可能预见的将来绝大多数人将有义务自己谋生，职业的选择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因为它要求一个人作出广泛的选择。“每个人应当能自尊、自谋生活和机智地工作。”教育尤其应当以技巧、习惯和机智地选择一生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武装个人。从某一点上说，准备一种特殊的职业而不仅仅准备过去已经形成的专门职业的那种职业的教育是正常的。为这些专门职业作准备是人们所深信的自由教育的主要目标而稍微超越培养有闲绅士教育的范围。(www.daowen.com)

在极力主张关心职业教育时，杜威对于增加自然科目和社会科目，丰富课程的内容，以便尽可能扩大职业选择的范围，很感兴趣。他预见到科学对工业的愈来愈大的冲击以及有时给社会和政府带来新的机会。他十分关切象他所理解的职业教育和学徒训练以及其他手工训练的形式之间的区别，这种手工训练是使工人只为特定的工作准备的。后者使工人为了工业的利益成为工业的附属品，而不是作为他们生长的方法。“主张在现存的经济条件下对那些被认为砍柴挑水的人增加狭隘的职业教育，对那些足够幸运而不必在家庭、商店和农庄中从事手工劳动的人受原封不动的现有的书本教育，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杜威主张教育的改造不仅为个人提供生长的机会，而且也使个人作为公民更理智地参与民主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一种自由或普通教育，在它和别的教育能够区别的范围内，必须保持并和一切职业以及专门职业的教育一起进行。

这是或应当是十分清楚的，杜威提倡的那种教育改革要成功地予以采用比保持杜威希望将予以代替的实际是困难得多。因为这些改革要求两样十分短缺的东西。一是大量热心的、高技术的教师，他们在对于实验极有利的条件下和环境里能创造性地适应新的方法。二是有耐心的社会团体，特别是大都市的中心，准备担负小班的特殊设备和课外活动的费用，负责通过真诚的努力，以适应一切儿童的需要——社会团体准备暂不作出决定，直到经过适当的时间和不因为那些自称为关于生长和成绩测验方法的专门问题的权威家长们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惊惶失措为止。

杜威和过去所有美国教育家都认为还有另一个要求，即经常围绕学校的种种社会冲突不应当进入课堂。不管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今天在我们很多公立城市学校里的冲突和暴行，是十足的地方性流行病，以致警察几乎和教师一样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和秩序，没有警察，真正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一个毋须加以解释的可憎的统计是，在过去一年里，7万多名美国教师在他们的课堂或学校附近建筑物里遭到了肉体的殴打。

杜威可说是第一个承认没有某种明显程度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和平，任何教育变革只能是一种装饰性质的。当前对学校教学管理失败的大声抗议，功能文盲的明显增多，以及当一个争论的主题出现时漫无边际地扩展，这不是由于进步教育的哲学和实践。进步教育的哲学、原理和实践已经接受了广泛的口头上的赞成，可是它们还没有以必要程度的社会支持而在任何大范围的公立教育体系中被大规模地予以采用。

（赵祥麟译）

【注释】

[1]《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乔·安·博伊兹顿编，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