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元^[1]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介”（mediation）和“媒介化”（mediatization）逐渐成为西方传播研究的关键词。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试图对二者的理论内涵作出厘清。本文发现，“中介”侧重考察具体历史时空中由媒介使然的传播实践，如媒介技术对传授双方关系的改变（changes）；而“媒介化”强调社会文化因为媒介所发生的历史性转换（transformations），涉及不同历史时空的比较。本文认为，可将以“媒介化”和以“中介”为关键词的研究整合为“媒介化研究”。“媒介化研究”代表着传播学者超越既定传统，回应现实变迁的努力。

关键词：中介；媒介化；媒介逻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现实出现巨大变化。传播研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学者们突然发现既有的概念工具已经无法描绘眼前的世界。以“看电视”为例，对于今天的电视观众而言，“看电视”不再仅仅意味着坐在沙发上为剧情的起伏而牵挂，也不仅仅是莫利笔下对于电视遥控器的“争夺”。如今的观众可以借助手机、平板电脑随时随地“看电视”；可以一边在爱奇艺上看连续剧，一边发弹幕“吐槽”；可以一边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一边摇手机抢红包，一边刷朋友圈点赞；甚至可以一时兴起自己拍摄一部短片上传至优酷……

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电视观众是“受众”的组成部分，“受众”被定义为“大众传播所面对发言的无名个体与群体”（约翰·费斯克，2004：18），可如今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间的边界已然消弭，居于传播中心地位的大众媒体正在被“共同对等生产系统”（Yochai Benkler and Helen Nissnbaum，2006）所取代；新闻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角色开始重叠（Bruns Axel，2007）。媒介在当代社会的广泛渗透构成了传播研究的现实困境，索尼娅·利文斯通（Livingstone Sonia，2009）认为，“在过去，我们认为大众媒介富有影响力且独立于其他社会机构，我们可以对这些社会机构与媒体的关系展开分析。而今，所有事物都被中介（mediation）了，所有重要的社会机构被该过程转化与重构”。

在此现实背景下，“中介（mediation）”^[2]和“媒介化”（mediatization）成为西方学者讨论的热点。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不同学者在具体术语的选择上不尽相同——英国学者、拉美学者倾向于使用“中介”（mediation），德国和北欧学者倾向于使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术语的分歧既促进了学术灵感的迸发，又增大了共识形成的困难。

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证，“中介”（mediation）一词在英文中的出现可以追溯至14世纪，具备三层含义：（1）“在两个对手之间做出和解，带有强烈的政治意涵”；（2）“一种传递的方式或是作为中间的媒介”；（3）“分隔或二等分”，其中含义“（1）”和含义“（2）”构成了“中介”的常用含义（雷蒙·威廉斯，2005：301-302）。“中介”捕捉一组由三个元素构成的动态现象——一组对立的元素（opposing forces）和该关系中的中介者（mediator）。从传播研究的意义上讲，“中介”是一切人类传播活动的普遍特征。“‘中介’概念的核心在于我们不能在没有媒介的情况下和世界展开互动，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采取行动的方式。所以‘中介’暗含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被传播媒介所影响的观念。”（Rodney H.Jones and Christoph A.Hafner，2011：99）1990年代以来，“中介”日益受到传播学者的关注，突出代表是拉丁美洲学者马丁·巴伯罗（Barbero J.Martin）和英国学者罗杰·西尔维斯通（Silverstone Roger）。

20世纪90年代，巴布罗出版英文版《传播、文化与霸权：从媒介到中介》，将大众媒介置于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分析。他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代至1960年代，在该时期大众媒介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民粹主义，巴布罗认为正是这种民粹主义促进了拉美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在该阶段拉美旧有的出口替代经济模式走到尽头，民粹主义退场而消费主义崛起，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被经济功能部分取代（Barbero J.Martin，1993：165）。

巴布罗对拉丁美洲传播研究深为不满，在他看来，拉美的媒介研究者往往热衷于分析媒介组织的经济结构或者媒介内容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很少关注媒介在社会场域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这导致媒介研究往往在两极之间震荡，一个极端认为媒介在拉丁美洲现代化过程中作用巨大，另一个极端将媒介视为权力阶层的道具（Barbero J.Martin，1993：163-164）。为突破既有研究思路的局限，巴布罗强调以“中介”取代“媒介”，“传播是众多相互对抗与融合的力量的交汇点，所以考察的重点就应当由媒介转移至中介。所谓中介，即传播实践和社会运动的接合（articulation），以及传播与多元文化乃至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接合”。（Barbero J.Martin，1993：187）借助“中介”这个术语，巴布罗将传播研究的焦点由孤立的传播片段转移至传播的动态社会过程，他指出，“我们必须让所谓‘具体的客体’隐形，以便找到在传播过程中社会变迁的路径，以及该过程中的传播”。（Barbero J.Martin，1993：203）

罗杰·西尔维斯通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对传播的日常生活动力学的捕捉，他建构的一系列概念，如“中介”（mediation）、“驯化”（domestication）对西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Livingstone Sonia，2006）。西尔维斯通对“中介”的使用直接受到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的影响。1995年汤姆森发表《媒介与现代性》，试图分析媒介的具体形式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他强调媒介作为“中介者”对于传授双方关系的改变，“只有我们抛弃成见，即认为传播媒介传递信息与象征内容给个体，而个体之间关系保持不变。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Thompson John，1995：4）受到汤姆森启发，西尔维斯通开始阐述“中介”这个概念，在不同的阶段其定义不尽相同，含义多有模糊。

1999年，西尔维斯通将“中介”定义为一个动态过程，“该过程超越媒介文本和受众直接接触的那一刻。我们需要将其理解为一个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媒介文本的生产者、受众，以不连续、非对称的方式参与到该过程中”。（Silverstone Roger，1999：13）2006年西尔维斯通撰文称，“‘中介’强调媒介所具有的建构文化空间的功能。在该空间中，意义被创造与传播，超越面对面交流的限制。该空间对公共机构和个人生活都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读者、观众和听众都是‘中介’空间的组成部分”。（Silverstone Roger，2006）尽管西尔维斯通对“中介”的界定复杂多变，但如果我们检视西尔维斯通的整个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会发现“中介”思想和他的“传播鲤鱼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要画一条鲤鱼……光是知道鲤鱼的形态，研究它的形态或是理解它的生理结构是不够的……有必要考虑到鲤鱼每天早上寻找食物时穿过的芦苇，它隐藏自己的长方形石头，或是它游到水面时产生的波纹。这些因素并不仅仅是鲤鱼的环境。它们属于鲤鱼本身……鲤鱼具有某种力量，影响了世界也被世界影响。（转引自大卫·莫利，2005：212；Silverstone Roger，1990）

归纳来说，西尔维斯通将“中介”定义为一切借助媒介才得以实现的传播，具有三大特点。其一，根本性：只要有传播，只要该传播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那么就一定是“中介”。换言之，“中介”是对人类传播普遍形态的描绘，一切有别于面对面传播的人类传播皆是“中介”。其二，过程性：“中介”是一个过程，处于永恒的动态变化中，“中介就像是翻译，它永远不会结束，永远都在转变”。（Silverstone Roger，1999：14）“在该过程中，无论是传播参与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参与者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改变。”（Silverstone Roger，2005）其三，语境性：“中介”强调媒介技术的影响，但并非落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所有“中介”过程都镶嵌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西尔维斯通认为，中介包含了一种辩证的关系，即一方面是技术所驱动的特定形态的传播，另一方面，这种驱动同时受制于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介’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Silverstone Roger，2002）

总体而言，巴布罗和西尔维斯通都倾向于以“中介”取代“媒介”概念，以求捕捉传播研究传统所忽视的空白。传统的传播研究倾向于将传播现象拆分为若干面向，分别对其展开探究，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媒介组织，以符号学为路径研究媒介文本，以实验法测量媒介对受众的短期效果等。巴布罗和西尔维斯通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出发，致力于打破传播研究传统中“媒介组织”“媒介文本”“媒介受众”三者的分离，将传播过程建构为一个动态的、语境化的过程。“中介”概念所考察的正是这样的过程，该过程的实现既离不开媒介技术，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在该过程中，媒介组织、媒介文本、受众三者处于经久不息的动态变化之中。尼克·克劳德利（Couldry Nick）曾引入“场域”理论阐释“中介”，在他看来，当我们借助“中介”概念思考媒介时，不应该仅是将媒介联想为特定的文本或者机构，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社会实践的场域。（Couldry Nick，2014：228）

从学术思想演变的角度讲，“媒介化”概念可以上溯到美国学者阿尔希德和斯诺（Altheide L.David and Snow Robert P.）的“媒介逻辑”思想。1979年阿尔希德和斯诺出版《媒介逻辑》一书，试图捕捉媒介影响下美国社会的变迁。两位作者对经验主义传播学感到不满，认为其将“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过分简化为几个有关媒介影响的变量”（Altheide L.David and Snow Robert P.，1979：7），却不对媒介对整个文化生活的影响进行考察。

阿尔希德和斯诺强调，要想理解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就必须理解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媒介究竟如何改变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事件的方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两位作者引入“媒介逻辑”的概念，“媒介逻辑包含一种传播的形式。该形式包括所使用的媒介的种类（如视频、音频等）和每一种媒介所独有的格式（formats），如材料是如何组织的、风格是如何展示的、如何设置重点、媒介传播的语法等。格式被用来作为展示以及理解现象的框架……一个成功的传播行为，传受双方必须共享一致的格式（formats）”。（Altheide L.David and Snow Robert P.，1979：9-10）媒介逻辑所考察的并非是媒介传播了什么内容，而是媒介以什么形式传播这些内容，又因为一组传播关系成立的前提是传受双方对于共同传播形式的共享，所以一定的传播形式得以扩散至整个社会。据阿尔希德考察，媒介逻辑往往是“易于引发共鸣的（evocative）、概括的（encapsulated）、高度主题化的（highly thematic）、为受众所熟悉的（familiar to audiences）、易于被使用的（easy to use）等”。（Altheide L.David.，2004）

198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媒介的日益独立（Hjarvard Stig，2008）及互联网的崛起，“媒介化”逐渐成为传播研究的关键词（Asp Kent，1990；Mazzoleni Gianpietro and Schulz Winfried，1999；Jansson Andre，2002），但直到2000年前后，“媒介化”都被学者以随意的方式使用，突出表现就是术语的多样化^[3]。维里维诺恩（Valiverronen Eisa，2001）甚至认为“媒介化并非一个严格的分析性概念，而是一个模糊的术语，用以描绘大众媒介以及由其他技术中介而形成的传播的不断增强的社会文化影响力”。200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开始致力于将“媒介化”发展为边界清晰的概念工具，突出代表是温弗里德·舒茨（Schulz Winfried）、弗里德里希·克劳斯（Krotz Friedrich），以及施蒂格·夏瓦（Hjarvard Stig）。

舒茨（Schulz Winfried，2004）试图将“媒介化”发展为一种分析性概念，他将媒介化拆分为四个层面：“extension”（延伸）、“substitution”（代替）、“amalgamation”（融合）、“accommodation”（调解）。“延伸”是指媒介增强了人在时空限制中进行传播的能力与可能性。“代替”意指媒介可以部分或全部替代人类的社会行为或者社会机构，如视频和电脑游戏取代面对面的游戏。“融合”指的是被媒介化的行动逐渐和未被媒介化的行动融合在一起，例如开车（未被媒介化的经验）逐渐和听收音机（被媒介化的经验）融合在一起。“调解”即社会的多个层面和媒介逻辑匹配的过程。克劳斯则将“媒介化”视为一个与“全球化”“个体化”“商业化”相平行的元过程（meta-process），意指“媒介（包括传播方式）变化在宏观历史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结果”。（Krotz Friedrich，2007）

施蒂格同样不满于在标签的意义上使用“媒介化”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媒介化）不应当仅仅在标签的意义上被使用，用以描绘那些受到媒介影响的现象。媒介化理论不仅需要被发展得更为清晰与全面，它还应当成为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可以在经验上展开”。（Hjarvard Stig，2008）为此，施蒂格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引入媒介化研究，致力于发展作为中层理论的制度化视角。“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媒介化体现了下述双重的发展（double-sided development）：媒介在其他社会领域中得以制度化过程的同时，媒介自身也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借此，无论是在各种制度之中、各制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开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逻辑的观念被用于描述不同媒介所具有的特征和运作方式（modi operandi），也正是这些特征与方法形塑了其他制度和整个社会，这恰恰因为后者需要依赖于媒介所控制和提供的资源。”（施蒂格·夏瓦，2015）

2000年以来，随着“中介”与“媒介化”逐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不同学者围绕此话题进行激烈的学术讨论，焦点在于“媒介化”和“中介”是否可以通约。

嘉沃德认为“中介”与“媒介化”不可通约，“中介指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借助媒介得以实现的传播，媒介化指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人类互动模式受媒介影响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Hjarvard Stig，2008）尼克·克劳德利认为，“媒介化”无法囊括具体历史时空中媒介引发的复杂现象：

我们不能忽视“媒介化”作为概念的优势，“媒介化”帮助我们在众多分隔的社会空间中寻找共同的模式，“媒介化”描绘了众多相互分离的社会与文化过程逐渐和媒介形式相匹配的转换过程。在这方面，“媒介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但如果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对象，“媒介化”则会力有不逮，它会掩盖该对象所包含的复杂性……媒介的影响是非常异质化的，很难将其简化为单一的“媒介逻辑”，媒介逻辑会使人误以为媒介的影响是同质化的。换言之，媒介的影响不仅仅是单一的“逻各斯”所能涵盖的。（Couldry Nick，2008）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媒介化”比“中介”更具现实针对性，因为“中介”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们无法借助“中介”充分把握那些和媒介技术相关的传播现象，如克劳德利就承认“媒介化指向媒介时代的社会里业已改变的维度”。（尼克·克劳德利，2014：143）随着讨论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如阿德里斯·赫普等）认为“媒介化”和“中介”互补而非对立。（Andreas Hepp，2013）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笔者认为“中介”和“媒介化”所描述的现象并不完全一致，但二者与其说矛盾，不如说互补。笔者赞成赫普和克劳斯的观点，将“媒介化”和“中介”整合为媒介化研究。媒介化研究“批判性地分析二者间的变化，其一是媒介与传播的变化，其二是社会与文化的变化”。（Andreas Hepp and Friedrich Krotz，2014）

“中介”现象包含“媒介化”现象，所有“媒介化”现象都一定是“中介”现象，而“中介”现象不一定是“媒介化”现象。语言人类学家阿西夫·阿汉（Asif Agha）认为，“‘中介’在社会中无处不在，只要一个人借助符号在传播中与他人建立关系，社会生活就具备‘中介’的色彩，而‘媒介化’是中介现象中的特定情况，即一种机构化的实践，该实践将传播和商品化联系起来”。（Asif Agha，2011）利文斯通和皮特·鲁特（Peter Lunt）认为，“所有的人类互动都被中介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互动都是传播行为，也并不是所有的传播行为都被（作为机构和技术的）媒介所中介，即便在那些受到媒介所中介的人类传播行为中也只有一部分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Sonia Livingstone and Peter Lunt，2014）只有这部分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现象才是“媒介化”探讨的对象。

笔者认为，“中介”侧重对由技术所促成的传播过程进行语境化分析，这一传播过程由媒介技术所实现，同时镶嵌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场景中，具有辩证性且周而复始。“媒介化”将焦点由具体语境中的传播转移至媒介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迁。正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中介”现象在历史中的积累效应产生了“媒介化”现象，故而“中介”和“媒介化”是同一历史现象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不同表现，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整合，正如列文斯通和皮特所言，“将以中介为主题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就是媒介化研究”。（Sonia Livingstone and Peter Lunt，20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媒介现实，有学者曾形象地描绘：

曾经的人们聚在一起在沙发上度过闲暇时光，观看早已计划好的节目或阅读全国性报纸，并以此作为晚饭的谈资。而今，人们常常独自一人，时不时扫（gaze）一眼自己的电脑或者手机，在登录社交网络的同时，下载音乐，参与网络聊天，搜索信息，或者玩游戏，还要与身在别处的同伴分享自己的经验。这两个时代之间只间隔了十余年……（Livingstone S.&Ranjana Das，2013）

在“一切都被中介化了”（Livingstone Sonia，2009）的时代，“媒介”“受众”这些经典概念的边界日益模糊^[4]，以至于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学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现实感到茫然无助，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理论的思辨都难以找到逻辑的起点。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中介”和“媒介化”两个概念体现出重要的价值。詹森认为，尽管时至今日，“中介”和“媒介化”两个概念的具体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取得足够的共识，但这却并不妨碍二者成为布鲁默意义上的“敏感型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赫伯特·布鲁默曾将社会学概念区分为“限定型概念”（defi nitive concept）和“敏感型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限定型概念可以借助清晰的边界对现象进行区分与定位，而敏感型概念则为“使用者提供了处理某一经验案例的参照与指导”。（转引自Klaus Bruhn Jensen，2013；Herbert Blumer，1954）

笔者认为，“中介”和“媒介化”两个概念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为传播研究与社会学、哲学等人文基础学科的对话提供了崭新的空间。既然“中介”与“媒介化”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互动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传播研究的对象也就可以超越狭隘的大众媒介而延伸至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如技术是如何镶嵌于个体的生活中的？媒介的闯入对个体互动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而如何影响整个社会？借助“中介”和“媒介化”所提出的思路，传播研究找到了同西美尔、韦伯、舒茨、伯格与拉克曼等人的哲思产生勾连的枢纽。从这层意义上讲，“中介”和“媒介化”承载了丰厚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语），孕育了传播研究的崭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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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2] 本文将“mediation”翻译为“中介”。目前中文学术界对于“mediation”的翻译存在歧见：学者潘忠党将其翻译为“中介化”（潘忠党，2014）；台湾学者唐士哲将其翻译为“中介”（唐士哲，2014）；在约翰•菲斯克的《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新华出版社，2004）翻译为“中介”；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三联书店，2005）翻译为“调解”；尼尔•库尔德利的《媒介、社会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翻译为“中介化”。本文倾向于“中介”。“调解”带有强烈的政治学意涵，仲裁行动的政治意涵，目的是达成和解或和谐，并不符合本文的讨论重点。实际上，据列文斯通考证，在英语世界“mediation”一词的含义已经出现了变迁，更加强调媒体而远离政治含义（Livingstone Sonia，2009）。此外，潘忠党的“中介化”则暗含了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即从一种逻辑跃迁至另一种逻辑，这实际上更符合“媒介化”（mediatization）的含义，并不符合西尔维斯通、库尔德利等学者希望使用“中介”（mediation）强调传播过程的“非线性逻辑”以及“概念的开放性”的初衷。此外，本文将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以“mediation”和“mediatization”为关键词的研究统称为“媒介化研究”。

[3] 瑞典传播学者爱普（Kent Asp）使用的是“medialization”，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John Thompson）使用的是“mediazation”，更多的学者使用“mediatization”（Schulz Winfried，2004；Krotz Friedrich，2007）或者“mediation”（Silverstone Roger，1990，1999，2002；Martin-Barbero，Jesus 1993）。

[4] 尼克·库尔德利在论文“Does “the Media” Have a Future”，认为“媒介”这个概念已经“内爆”，而伊丽莎白·伯德则在其著作The Audience in Everyday Life中认为“受众无处不在而又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