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读书报告

张凯滨^[1]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认为，一门学科的深邃不在于其技术细节的操作，而在于其概念和眼光，一种智识的努力（intellectual effort），甚或是一种悉心经营的冒险（elaborate venture）。雷吉斯·德布雷可谓与吉尔兹惺惺相惜，由他创立的媒介学及其详述这一思想的大学授课笔记集录《普通媒介学教程》（Cours de Médiologie Générale，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引用只注页码）是这一思想的生动注解。学科不因研究对象而定，而因其主张的观念而立。德布雷打破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的学科界限，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融汇技术史、宗教史、书籍史和信息传播理论，在学科交叉之地创立媒介学，提供“一种能在许多调查领域中应用的可行的知识方法”（40页），并提出极具想象力的“媒介域”（Médiasphère）概念，从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切入，依照媒介学的史学观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逻各斯域（logosphère）、书写域（graphosphère）和图像域（vidéosphère）。

从传播学的视域看媒介学，其所关心的媒体并不是它所关注的目标；媒介学凸显的是长期和传递（transmission）的价值，而有别于美国传播学功能主义着眼于媒体的工具性使用路数，聚焦个体短期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媒介学是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阐释媒介如何运载、传递信息的，考察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性的耦合关系中提出一系列反思性观念与想法。作者坦言，媒介学是“认识的新形式，而不是知识的特殊来源”。^[2]而在他的这套可适用于多种现象的学科处理方法里，媒介恰似阿基米德口中那个可以“撬起整个地球的支点”，揭开社会和心理秩序变迁历史。媒介学从精神工具的技术细节入手，起底文化与政治的变化图景。

置身于中国当下数字媒体生机盎然的社会语境，媒介学的智识为思索新媒介的社会实践与历史想象提供了思想的原点，为当下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接近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宏大视野和思考路径。

要搞清楚媒介学意味着什么，首先得厘清媒介学里媒介（médio）的定义：“近似地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4页）。Médio在法语里是“中间、中介”的意思，“我们要研究的是传播的间隙、中间人和中间界面，那我们的领域就是中间阶段，是夹层”^[3]。媒介学之“媒介”不是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是一种功能或位置。“媒介”是历史与情境的集合，有四种互不混淆的含义：（1）符号化行为的普通方法（言语、书写、模拟图像、数字计算）；（2）传播的社会编码（发出口信时所使用的源语言，比如拉丁语、英语或捷克语）；（3）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黏土、莎草纸、羊皮纸、纸、磁带、屏幕）；（4）与某种传播网络相对应的记录设备（手抄本、印刷物、相片、电视、电脑），浓缩意义上的“媒介”被称为设备—载体—方法系统。在作者的分析中，“媒介”还具有“双重身份”^[4]。这种双重身份可以《普通媒介学教程》中译本为例予以说明：纸张是其思想的物质载体，印刷文字是其思想的符号化方法；其思想的社会编码由法语转译成中文，而书籍得以流通则由出版社这一社会机构网络予以支撑。媒介兼有材料（纸张、印刷）与社会（语言、翻译、出版机构）的复合性，是外部可见的技术工具和内部不可见的文化机构的联合体。这隐含着前台技术与后台组织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德布雷说：“技术发明能够形成自己的系统，而一个系统永远都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技术—文化的。”（8页）而媒介域作为能动的流通空间，既包括被动的物质性工具，还囊括主动的文化性个人和集体行为，是一个技术与文化互动的中介环境。

作者称，“媒介学者——这个历史学家会飞的助手，去尝试建构一种传递的人类学：集中最不调和的观察去释放持久性”。（前言，42页）媒介学以广泛存在的传递现象论证其学科的正当性，而“没有覆盖一个特别的研究领域”。（前言，40页）通过与“传播”的比较，可以窥见“传递”之特征。传播与传递的差异之一就在于前者仅注意到可见的工具，而后者兼顾媒介的双重性质即工具和机构。传播“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以个体之间的心理学研究作为出发点”^[5]，是同一时空范围内的信息流通。传递“属于历史范畴，它是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即通过媒介载体的使用）。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也就是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连接起来，形成连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的延续性）”^[6]，是不同时空范围内的信息传递。传播与传递各自研究的问题意识有着显著差异，传播关注的是媒体功能及其影响，而传递着眼的是文化或记忆代代相传累积的成果或因时间流逝而消失或破坏的东西。可见，传播折射的现实性与传递蕴含的历史性形成一组鲜明的二元对比关系。但是，代际价值与知识延续，包含现实和历史的两个维度，需要承认的是传递包含传播，传播是传递得以实现的前提。

传递之所以重视工具的技术性能，在于技术客体是人类主体崛起的条件。人类思想或记忆外化于工具，客观化的思想痕迹使人类文化得以累积和延续。“思想只有通过物质化才能存在，只有通过流露才能持久”（70页），传递载体和传递手段预先决定了思想或文化的社会接收结构，“你们的世界由你们的精神工具创造”（78页），比如线性的印刷文字所建构的语义与逻辑结构的理性秩序与视频、图画所唤起的情感及其升腾的浪漫主义气质之差异。德布雷并不主张思维主体与技术客体的二元对立，而认为“人类主体是通过客体并和客体一起在不断来回反复中建立起来的”^[7]。由此，摆脱了人操纵媒介的单向工具论之说，走出二元论的迷障，调和文化与其物质性的关系，在一个时代技术设备的基础上思考这个时代的行为与表现。

对媒介与传递的研究，媒介学发现技术与文化的互动，构建了媒介域的概念。通过技术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考察一个社会结构和（跨社会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和影响传递的技术结构进行互动”（导读，9页）。一个符号如何转化成一场革命，一个观念如何演变成一股集体力量，德布雷将“说”与“做”两端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解析媒介域这一中介环境的“黑匣子”。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德布雷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观：“在《政治理性批判》一书中，我曾经试图说明人类历史是合二为一的两个历史。事实上是两个相互交叉的记载，但是要合理地加以区分（如果混淆就会产生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在知识上和治安上都是如此）。有人与人的关系史，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史。前者是一种可逆反的强度，一种不分前后的重复空间；后者是一种积累性的延伸，一种发明与发现的开放空间。艺术、宗教、神话、政治属于第一个领域；科学和技术属于第二个。”（34页）在文化多样性与技术统一性之间，媒介学思考的是两者的相容与交叉。其研究的现实指向是，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割裂，伴随着技术的狂飙突进，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愈演愈烈，国家或民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与技术扩张的统一理性何以共存？文化的主观地域性和技术的全球标准化又将如何相互作用？尤其像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时差和文化心理秩序的不协调感比发达国家更加明显。而对文化地方感的强调是和后现代意识共生的，因为担忧技术理性所裹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可能会摧毁文化的多样性。

媒介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试图解答“在观念—力量这个组合中，连接符代表什么意思？一个物理量如何能够同一个非物质存在结盟？一个‘世界观’如何能够作用于或追溯一种世界状态？”（12-13页）它通过一种思想运行的物流方式来对象征世界的物质基础加以解释。对媒介学者而言，抽象的思想与承载它的技术环境密不可分，这构成“通过小的细节去探讨‘大的文化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前言，页40）的逻辑前提。归根结底，“媒介学贴近历史的研究角度同时使思想的具体媒介化重新获得其内在联系，使媒介功能重新获得理论的普遍性”（9页）。这几乎是德布雷对媒介学理论抱负的庄严宣告。

作者的历史哲学观所确立的二分法——人与人的关系史、人与物的关系史，即文化与技术二分可以追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从词源上说，英文science由希腊文episteme而来，对应的拉丁文是scientia，意思是知识。而所谓“知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信息的获得，而是与“意见”相对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8]西方对知识有严格要求，即知识必须具有确定性，而这一对确定性的寻求来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哲学，其拒绝变化，“是者是，不是者不是”；在柏拉图继承其思想后，确定性和不变性成为几千年来西方思想的主题。科学就是要寻找知识，知识是那变化之中的不变者。巴门尼德的原则，也确立了西方哲学实在与现象的二分，实在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则是不断变化且能通过感官感知的，对实在的认识是知识，对现象的认识是意见。所以，知识与科学相对，是对实在的探索，其寻获的确定性规律即真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技术对人类社会的革新动力，就源于这种确定性的追索。

德布雷分析，人与物的关系所构成的技术领域由知识统治，真理自动获得权威；人与人的关系所构成的文化领域由信仰统治，信仰不像知识具有确定性，因而无法检验，即在政治、美学、宗教或社会范畴中，最多只能获得确信。这就意味着技术和文化分属现实的两个不同范畴，其处理的关系对象、呈现的社会表象、遵循的判定标准、奉行的运行逻辑都有不同。不过，他并不是着眼于技术与文化的分立，而是通过两者的互动来分析宗教、艺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物理性能。人类的信仰形态与其扩散手段联系在一起，即意识形态与媒介具有共生关系，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或应用的关于记忆、传递和位置移动的技术，如何修改和调节我们的思维观念、信仰模式和知识类型。”（导读，9-10页）媒介学要评估新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包括媒介的物理性质对我们社会和心理行为的改变。对此，德布雷提供了媒介学研究的两个入口：或者是通过技术的象征作用由下而上进行，或者是通过象征物的技术条件由上而下进行。^[9]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一书中，德布雷对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生成环境与再生产危机的剖析，沿着由下而上的路径，考察书本、报纸、学校、影像、电话不同传递设备或程序构成的信息传播环境及其社会影响；而书中对基督教传递历史的媒介学讨论，则沿着由上而下的路径，寻找这一精神产生的社会技术条件。

除了确立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论证学科的内在合理性，作者还通过与其他相邻学科及相关思想的比较，运用排除法来确立媒介学的合法性与边界。在书的第二讲和第三讲，德布雷以论辩的姿态，向我们阐释了媒介学的特点与价值。认识论延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二分法逻辑，是在人与物的关系范畴里发表规范性言论的，即提供判断对错的标准；媒介学则是描述、记录规范性言论的生产、传导过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发掘概念之间的内在结构，即知识谱系的梳理，解决某一概念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媒介学关心的是承载这些概念的载体，关注知识如何发布、流通、扩散及其社会效果。心态史是对长时段的历史惯性研究，是就相对稳定的传统的研究；媒介学则是着眼于短期的动态变化或历史决裂的研究。符号学秉持二元对立的思想，研究符号内部的世界，指向符号的意义；媒介学则要明白和关心符号的力量，即由符号发展成的世界，关注符号的记录程序与记录工具。

而本体论的二元论、反技术的唯灵论、人文主义的卫道论、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世界语被作者视为理解和研究媒介学的五大思想障碍。沿着思想/物质、精神/身体的二元论思路，我们习惯性分割了文本中的含义与形式、传播中的内容与载体。然而，“我们手头的工具是一种技术客体，但是操作它的手是文化主体”^[10]。思想流传的物质性及其“思想设备的客观决定性”（82页），将文化与技术本身联系起来。与唯灵论不同，媒介学不反对技术，既非技术乐观主义也非技术悲观主义，而是在技术与文化的互动中发现：技术兼具可操纵性和独立性，既不能脱离人的使用来谈技术，又不能忽视技术自身的自主逻辑。媒介学对人文主义的批判，否定人对精神工具的绝对操控，意在强调工具是对人体器官的延伸且有自主性；技术工具对人产生限制，技术的“机器效应”（82页）将重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可能因技术发生决裂，或前进或后退，这就否定了人文主义对人由低到高线性进步的连续性假设。思想家们的个人主义自恋，仅注重思想本身，而蔑视思想的表达手段（纸质、模拟或电子）、储存方式（图书馆、电视或网络）、流通网络（道路、邮局、电信）、推广手段（街头演讲、学校、电视广告），而媒介学指明由传递手段所构成的思想团体或网络所建构的“思想之群”，一个想法的诞生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在观念团体之间流通得以成形。至于现代主义，则高举技术统一的大旗，以技术制式统一全球、抹平地方，而媒介学认为人在动物层次、社会层次和技术层次并非处于调和状态，“人是一种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他生活在社会中并创造工具；并不是因为他用来看、移动、飞行和计算等的机器变得越来越有性能，他就不再是唯一一个灵长目动物的后代；也不意味着作为食肉者，他就不依赖一个打猎领地、有食物的固定点和季节性的行程等”。（75页）也就是说，人性并不追随技术对人的解放所提供的可能性，人们依旧选择的是地方时间。诚如德布雷与赵汀阳的通信中所言：“集体的主体性、道德的性格、生活和思想的方式都不会在贸易、金融和工具的全球化面前轻易让位，也不会在史蒂夫·乔布斯创造的时尚商品、集装箱和电子数码网前让位。”^[11]全球联系越频密，反而人们的文化身份区隔意识越强烈，“不仅仅是各处抵抗的增加，而是五湖四海的身份起义”^[12]。

德布雷时常引用中国的一句禅语：“以手指月，观指而不观月。”指，即媒介域，一种观念、想法的客观物质化工作，是常被人忽视的由媒介行为构成的中间环境。在法文单词里，后缀sphère“表示包围的意思，而不是面对面的意思，它同场域或领域（champ）是相对立的。媒介圈的协同性和浸入性的三维特性同这种二维透视性形成强烈对比”^[13]。媒介域是一种“环境”概念在人类传递与载体领域的应用，它对于人，恰如水之于鱼。媒介域是“厄运的孩子”（264页），鱼上岸不能呼吸才意识到水，媒介域平时不被人察觉，而只有遭到破坏或出现故障时才能被人意识到。所谓的“破坏”往往发生在从一个媒介域向另一个媒介域的过渡，如时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传统媒体江河日下，而数字媒体生机勃发。

媒介域概念的逻辑起点是任何时代的思想活动都不能与使其成为可能的记录、传递和存储的技术条件分开，而记忆手段是这些条件里的第一个。文字、印刷、视频是人类在不同时期的记忆工具，是人的思想得以流露、持久的物化方式，它们与口语的差异在于脱离人的身体。媒介的双重属性包含了一定社会时期内所有的技术工具和文化机构，前者是记忆设备，后者是运输渠道，由此构成一个传递/运输系统。小的载体——设备系统与大的媒介——环境系统相对应，后者是一个技术文化的综合体。媒介域堪称是从“有形的介质体系走向赋予该体系意义的无形宏观系统”^[14]，搭建了一个由技术主导的对社会和知识有决定作用的技术—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历史感、社会感和技术感统一的观察范围。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媒介学家只关心那些能够改变意识、认识和运输的设备品质，也就是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实践活动，所有用于发送、编制和储存信息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吧，我们研究的是打字机，而不是缝纫机”^[15]。设备的技术变革带来媒介域的转换，影响着传递工具及其同构的社会政治组织。载体的更替是权力的颠覆，也开启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时下中国的数字媒体如火如荼，而印刷、广电等传统媒体日趋式微，这是一个媒介域转换的年代，也是一个时代精神在记录工具浸润下不知不觉转向的年代。因为一个时代人的观念与其主导的媒体配置相对应。

媒介域是回溯媒介发展历史的抽象提炼，是一种涵括当下的历史结构。只有当媒介形态不断丰富，各种载体层出不穷地出现，传递的基本逻辑才逐渐清晰起来，德布雷视之为“时代的女儿”（22页）。数字媒体的勃兴是新媒介域嵌入原有媒介域的社会过程，形成一个相互嵌套的媒介生态。一代代的媒体在动荡流变中沉淀共存，通常最后来的也是占主导的媒介系统不会驱逐原有的传递方式，新的媒介域不会消除以往的媒介域。然而，嬗变之后，原有传递方式属性不变，这种方式承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角色却随之改变。传统媒体依然可以进行宏大叙事，仍是社会现行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数字媒体上，它构成了社会转型的动力。新的媒介域意味着确立新的游戏规则，“涉及时间性、压力感、知名度、支配力和等级制等”。（289页）中国社会活跃的数字媒体实践开辟新的可能性，它将重组人们对世界的感知，重建人与人的社会联系，重构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进而对国家治理、社会组织、文化传承提出一系列新的命题。这预示着媒介域转换可能带来的媒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对此提示了三条实用原则。

一是互动原则。“媒介域这个字眼指的是一个信息和人的传递和运输环境，包括与其相对应的知识加工方法和扩散方法。”（261页）媒介学推崇的是科尚的警句：“方法产生学说。”^[16]观念从来不是一个给定的实体，而是与其传递的手段、方法、环境相连，“媒介学想要研究象征现象与物质技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267页）比较印刷媒体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一个社会热点的持续时间被大大压缩。传播技术条件、环境的更替导致象征符号的可传播性发生变化。

二是种群原则。异质信息或观念之间的竞争形成集群现象，在党报、都市报、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不同载体上寄生着不同类型的信息，一种象征符号的成群组团现象。“不同种类的集合考虑到了种群之间的观念是不平等的，它们对这样或那样的传递系统并非具有同样的适应能力。”（268页）去权威的个人主义观念在网络空间上比在传统媒体上获得更大的表达空间。

三是“一个种类，一个小生境”原则。媒介学的洞察在于技术创新载体改变文化结构，“通过技术环境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限制现存观念种类的流通区域，改变它们的繁殖率或改变不同种类间的平衡，媒介学因素直接作用于这些现存的观念种类。每种观念都有其生态要求，有利环境常常是它诞生的地方”。（269页）这里提示我们必须关心意识形态与其客观物质载体环境适配与否的问题。一个观念的存活需要输出合适的媒体，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印刷环境之中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而视听环境对其而言是致命的，“摇滚乐、录像带、牛仔裤、快餐、信息网络和电视卫星所包含的力量甚于整个苏联红军的力量”^[17]。同时，新技术重塑的技术文化环境对原先的观念生态形成一种结构性压力，实行观念种群的重组。“这同时是一个技术结构也是一个制度结构，有其占主导地位的方式，也有其受支配的网络，有主轴，也有次要通道，虽然错综复杂，但可以描述其扩散分支、储存中心和流通类型。这个有机整体向上游确定了某种可靠性技法，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所有要支配的东西都会从这个可靠性技法那里借用它的色彩和语调。”（271页）媒介域的转换也意味着观念秩序的洗牌，已有观念作为有机体的竞争力，取决于自己对新的技术环境的适应性，能否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调整形成新的观念结构。

数字移动互联网使报纸、广播、电视等既有媒介形式的影响力下降甚至面临边缘化的风险，数字移动终端成为数字域的骨干传播工具，构成当今社会的传播骨架，并调整了学校、博物馆、报社、广播台、电视台不同传递方式的力量和位置。数字媒体绕过原有媒介培育新的媒介阶层，媒体个人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个体信息获取与意见表达的可能性在扩大。媒介域“通过在政治领域中确定一个权力装置，它确定了一个知识社交性的场所和环境的等级。占统治地位的场所是公共传播最强烈的场所（也就是信息制造者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在那里，社会音响效果和可视性最好”。（272页）权力的博弈是从信息与媒介的博弈开始的，“媒介融合”从学术概念成为政府决策是权力试图影响精神并在介质上做出的回应和行动。

媒介学研究关注信息传递的技术创新载体如何改变文化结构，分析媒介技术发展与社会历史运动的互动关系。媒介域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伴随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始终。它内置技术的中介逻辑与文化的符号逻辑之对应关系，这一概念表明技术因素与文化价值的相互交错，是决定社会某一信仰类型、时间性和团体组建方式的宏观范畴。“媒介域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配置是如何确立和改变社会秩序的，媒介域就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导读，18页）在人类历史经历逻各斯域、书写域、图像域之后，互联网主导的数字媒介揭开了更全面的数字域的序幕，被露易丝·莫尔祖（Louise Merzeau）称为“超地球圈（hypersphère）”^[18]。数字域形成是一个由全球化带来的信息技术扩散引发的整体变迁，而中国的数字新媒体的想象与实践方兴未艾。

技术的传播与扩散没有不可侵犯的国界，没有地理上的中心与圣地，它的逻辑就是要持续不可逆地进步，将人类统一整合成一体，一步步地将空间同质化。文化基本上是固定在一块国土上的，历久弥新几乎恒定不变，并将人类分割划界，即语言、风俗、宗教的空间是异质的且植根于某一地域的。起初，技术总是在一地或多地兴起的，技术培育是有其文化环境的。众所周知，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诞生在美国。“在像美国这样一个权力分散，习惯了和平抵抗、不合作主义，个人往往以自我负责的方式生活的国家，……发明并接受了多数对多数的网络联系，即互联网，用以抵抗被认为是权威的广播形式（一对多的形式）。”^[19]当互联网技术移植扩散到全世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化显然是非中立的，它意味着美国的局地标准变成普遍标准，嵌入到像中国这样不同国家和文化之中。由于媒介域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呈横向发展，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都会在同一时期，以同样的方式经历着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变化。”^[20]所以，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差异、发展阶段差别，数字媒体对其社会的功能和影响有更复杂的含义。数字域也带来了中国文化转型、融合以及“数字民主”的某种想象。

另外，媒介技术更新，介质越来越轻，信息流量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信息的流量与流速也在改变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每天刷微信、微博的年轻人与看报、看电视的父辈，基于不同的技术暗示，形成不同的信息品位，在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感知上有了差别。“Percipere不只是感知；它的意思是占有、收集、体验、深信。行进速度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且穿越人的情感、意志、梦想和志向也变了，也就是人变了。”（274页）没有纯粹的媒介域，当代中国社会的媒介学结构的切片展现出传播年代的重叠：祠堂、教堂、学校、礼堂、报纸、电视、录像厅，等等。然而，每一代人都是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出发建构传播记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媒介环境，代与代之间对世界的想象与认同发生偏移，也涵化了各自时代的人及其精神。从媒介的历史透视的代差，反映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上则是一种“政治代差”^[21]，也意味着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在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上的差异。(www.daowen.com)

最后，一个持续变化的技术领域如何影响人类文化的恒定性，我们文化观念的表达能否与数字媒介技术的现实相协调？自工业革命以来，语言、风俗、宗教等相对稳固的文化整体和由蒸汽机车、电报、电子、电脑等更新迭代的移动设备的发展节奏越发不一样，彼此快速分离。我们需要警惕数字媒介释放的潜能，它使个人或集体将记忆或信息解码交给了外在的机器，机器往往代替人的思考。“问题在于要知道适应了技术节奏的人是否还能保持记忆节奏的习惯。”（277页）人的记忆和学习技能并没有提速，当人一味地追随数字技术的时间时，便陷入“即时”的束缚，我们缺乏耐心，普遍感到焦虑。作者提醒我们，“工业宗教忘记了人类历史的表演有好几个齐头并进但并不调和的层次——动物层次、社会层次和技术层次，以至于它单方面地将前两个层次压到最后一个层次上”。（75页）技术是不可逆的革新累积，而文化则是循环重复的空间。在转向数字域的时代进程里，我们每个人对文化生态的平衡都负有责任，既然“知识演化的路线与媒介发展的阶段之间没有协调”（263页），我们需要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选取合适的传播设备，使历史得以延续，文明继续生长。

[1]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5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生。

[2]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89.

[3]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4]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128.

[5]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

[6]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

[7]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3.

[8] 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J］.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2012-7-2.

[9] 〔法〕雷吉斯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76.

[10]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4.

[11] 〔法〕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M］.张万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0.

[12] 〔法〕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M］.张万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61.

[13]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0.

[14]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0.

[15]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89.

[16]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93.

[17] 〔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宣言［M］.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97.

[18] 转引自〔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47.

[19] 转引自〔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92.

[20] 转引自〔法〕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陈卫星，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46.

[21] 郭良平.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422-608273.